二 越族出于商奄君族
尽管文献与兵器铭文均显示,越语有“胶着语”的特点,但是出土与传世的越国兵器铭文却均昭示:越王之“越”,自勾践父以降至初无余,悉单作“戉”或“邑+戉”写(即并未出现越方言中“胶着语”的特点)。[13]以此,则建邦立国前的越王,以己族族名“戉”为自铭的可能性为最大。
又据林沄,甲骨文中的“王”,最可能是联盟氏族中首领的表示。[14]这一说法,给出了以下推测的可能:自商晚期起,虽然并未体现在殷商甲骨文中,但某些军事联盟的首领氏族,或已出现了以王自谓的现象。继续这一推测,则春秋战国(尤其是春秋时期)铜器铭文中出现的以“王”自居的情形,或不见得就必然是“诸侯僭越为王”的反映,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这些所谓“王”,正是这一氏族曾贵为军事联盟,后裔不舍“王”称而世袭王号的反映。以周代的铜器铭文为例,后一种情况,就极有可能体现在西周时期归服于姬姓周王的异姓诸侯或侯伯如录伯、乖伯、夨王、丰王、吕王等对各自先祖的称呼上,[15]以及春秋时期的徐王与舒王身上。[16]
既然《越绝书》亦称“越者,国之氏也”,[17]则春秋之前的氏族中,是否存在着:某一氏族名号在上古音韵中读作“害”音,氏族族徽以“戈”与“乚”合体形成,历史上曾贵为军事联盟首领的“戉”族呢?
回答是肯定的。我认为,这个“戉”族,即是文献所载的“商奄”君族。
商奄一族贵为商王的军事联盟,商末周初时,更与淮夷为盟,挺商叛周,成为西周最大的反国。周公东征后,商奄国灭族迁,从此在中原的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18]然而,仔细比对商奄族与戉族的铭文,我们发现:
殷墟甲骨卜辞中商王对奄君一族的称呼先后为、,正属“戈”部与它部的合体字无疑;而奄君一族的自铭族徽,作、写。[19]从商晚期的、到春秋晚期的,我认为,后者“戈”下的钩形“乚”,正是前者“戈”下挂之“耳”“口”的潦草画法,应属族徽铭文中,后裔因依样画葫芦而造成变体流传的典型!
又,今天我们在文献中熟见的“商奄”之“奄”,原是以“”“害”两字为本字的。[20]正是因为,越王之族——对应着商末周初时的族,也即商奄君一族——“割”,[21]故而在上古音韵中,尤其是商人后裔的流布范围内,“戉”字才会既协于“害”音(“割”从“害”读,犹若《说文》所言“戉”从“乚”读),又可与“豁”“割”通借,且无论是“豁”还是“割”义,都还涵盖着“害”字的本义——“(动作)速敏”。[22]
既然与族同期的甲骨卜辞中提及的独体字、,不能等同于越王之[23];而越地除了史前良渚文化中出现了与类似的刻划纹外,其后很长的一段时期——直至西周早、中期的出土器物中,均未出现能与组合字相比对的成熟族铭,则越王一族与史前良渚文化之间的关联,至少到目前为止,缺乏脉络清楚的文字学上的有力举证。与之相对,虽然前文关于越王一族与商奄君族之间氏族渊源关系的推导,不足以让本文作出确凿无疑的信证,但我仍然倾向于作出以下判断:东南越国的王族,乃源于商代的商奄君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