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论及推论
本文倾向于得出结论：顾颉刚推测的，周公东征后，商奄迸散过江的历史，[43]属实。春秋时期横霸东南的越国，其王族即是这支商奄君族的后裔。
无可异议，越地原住民所创造的本地文化，是促成越文化在本区域形成和发展的主体，然而，既然越国之“越”，源于商奄君族的到来，则越地此前的文化，就不宜被冠之以“越”名。虽然出土兵器铭文对越王世系的记录，只能上溯到勾践父，但有理由相信，商奄族的逼迫过江，或可远到西周成、康二世。
正是由于商代商奄族族种来源的脉络不清，[44]导致了文献对越王勾践世家记录的语焉不详，才引发了史家、学者对“越为禹后”络绎不绝的讨论。本文认为，“越为禹后”的观点，不能轻易地被否决，其中包括董楚平所持越地史前文化中衍生出夏文化的推测。[45]尽管如此，这支由东南越国撑起的越文化的形成，不当早于西周成、康世。所有欲将越地此前的考古文化纳入越文化的观点，[46]都是不合适的。
有学者注意到入周以后越地风俗与中原礼俗的差异，[47]我认为，除了越地当地文化的因素外，不为西周礼制接纳的商俗在越地的继续存在，也是其中不能忽略的因素。进而言之，对于越俗的研究，或将有利于我们寻找到商礼与周礼的差异。
图一 望山1号墓所出越王勾践剑之剑铭
图二 江陵楚墓出土的越王剑剑铭
图三 上海博物馆所藏之越王州勾剑剑铭（正面）
图四 江苏澄湖良渚文化刻划符号
【作者简介】齐韶花，女，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文化管理系教师、博士。
[1]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2]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第18—21页。
[3] 钱玉趾：《良渚文化的刻划符号及文字初论》，《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杨振彬：《长江下游史前刻划符号》，《东南文化》2001年第3期；董楚平：《“方钺会矢”》，《东南文化》2001年第3期。
[4] （汉）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32、633页。
[5] 叶文宪：《
非戉、钺、越、越族、越国考》，《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
[6] 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240页，其中第239页：害、曷、越、戉、泧、钺上古音“匣月”，另第469页月部的一等开口音。
[7] 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7—28页，第72页中害、越、钺、戉古韵均属“匣月”，唯盍归属“匣叶”。
[8] 首先提出割、蓋声近，蓋（也即盍）的本字为“害”的观点的是唐兰，见《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民国二十八年北平辅仁大学影印本，第51—52页。
[9]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第33—34页。
[10] 譬如有《左传·桓公二年》之“大辂越席，大羹不致，昭其俭也”，《荀子·正论》之“乘大路、趋越席以养安”，《礼记·礼运》之“立酒以祭，荐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与其越席，疏布以幕”以及《淮南子·主术训》之“大路不画，越席不缘”等。
[11] 齐韶花：《“大路越席”考》，载《跨湖桥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76—79页，其中对“越席”作“越地之席”的解释（欲以“剪缘之席”作为“越地之席”的特征），现在看来是错误的。
[12] 见于《礼记·礼运》“与其越席”下的郑注：“越席，剪蒲也”，以及许慎对《淮南子·主术训》中“越席不缘”的解注“越，结蒲为席也”。
[13]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第9—15页。
[14] 林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古文字研究》1981年第3期。
[15] 黄月：《西周金文诸侯称“王”现象辨析》，《史学集刊》2000年第4期。
[16] 铭文例见陈秉新、李立芳：《出土夷族史料辑考》，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311、318页。
[17] 李步嘉校：《越绝书校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页。
[18] 齐韶花：《商奄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页。
[19] 齐韶花：《商奄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2页之表格。
[20] 齐韶花：《商奄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2页之表格。
[21] 齐韶花：《商奄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2页之表格。
[22] “害”字含有“动作速敏”的本义，参见齐韶花《商奄考》，第84—90页。
[23] 叶文宪很早之前就已持此观点，叶文宪：《非戉、钺、越、越族、越国考》，《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
[24] 齐韶花：《商奄考》，第150页。
[25] 李步嘉校：《越绝书校释》，第37页。
[26] 参见齐韶花：《商奄考》，第150页。
[27] 彭适凡、李本明：《三城三河相套而成的古城典型》，《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2期。
[28] 齐韶花：《商奄考》，第99页。
[29]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第57—61页。
[30] 张维明：《吴王阖闾都城考》，《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31] 南京博物院、江苏省文物考古所等《鸿山越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页。
[32] 郑张尚芳：《古越语地名人名解义》，《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
[33] 司马迁所谓老子故邑“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
[34] 齐韶花：《商奄考》，第141页。
[35] 林华东：《越国固陵城考》，《东南文化》1986年第2期。
[36] 葛亮：《古文字微刊》第51期，解字“吉”。
[37] 参见莫艳梅《越王允常都埤中浅解》，《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38] 李步嘉：《越绝书校释》，第226—227页。
[39] 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3页。
[40] 李学勤：《宜侯夨簋与吴国》，《文物》1987年第5期。
[41] 陈秉新、李立芳：《出土夷族史料辑考》，第152页，铭文《史墙盘》盘铭。
[42] 齐韶花：《商奄考》，第101页。
[43] 顾颉刚：《奄和蒲姑的南迁》，《文史》第31辑。
[44] 齐韶花：《商奄考》，第152—157页，其中对商奄族源中的东夏因素有所探讨，但未下结论。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商奄族无疑首先是商人的军事联盟，但即使是商人的联盟，其中有“夏人”存在，也是合理可能的。
[45]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第213页；陈志坚：《“越为禹后”说新论》，《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后者用边疆民族华夏化的观点实际上否认了“越为禹后”说，我认为，尚值得商榷。
[46] 叶岗：《论于越的族源》，《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叶岗、陈民镇：《越文化中心地的民族变迁与人口发展》，《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47] 陶磊：《萨满主义与吴越文化：理解吴越的一种方式》，载于《传承与创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