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践灭吴背后的越国农业经济研究
柯安顺
【摘要】越国在和吴国争霸的道路上一直是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到夫椒之战时，越国几乎被吴国亡国，国力消耗殆尽；勾践通过二十年的积养终于实现灭吴的逆转。勾践时期，越国农业经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为灭吴提供了物质保障。勾践时期，越国已经出现了功能齐全的铜、铁类农具，农具的使用提升了稻、麦、黍、粢等农产品的产量，越国还修建了诸如富中大塘、练塘等水利工程，使水网密布的水乡泽国变为旱涝保收的鱼米之乡。在政策层面，勾践君臣布衣蔬食，亲自参与耕织，并颁布诸如奖励生育等具体惠农政策，越国因此增加了大量潜在的青壮劳动力，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充足的后备力量。
【关键词】越国；吴国；争霸；农业；经济
吴越两国在春秋晚期相继称霸，然而两国接壤临境，同风类俗，在争霸道路上不免要相互攻伐兼并。伍子胥对吴越两国之间的历史宿命看得十分透彻，在夫椒之战后，面对勾践卑辞请和，伍子胥就告诫夫差要果断灭越以绝后患，因为吴越两国“接地邻近、道径通达、仇雠敌战之国，三江环之，其民无所移，非吴有越、越必有吴”[1]，而且两国有相同的地理环境，兼并对方有利可图，“越国，吾攻而胜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2]。吴越两国争霸从公元前537年，越从楚伐吴就开始了[3]。从总体国力对比来看，吴国国力一开始就是比越国强盛的，不仅在吴越历史上是如此，一直到了夫差勾践时期，吴国也是比越国强盛的。林华东先生认为吴国是周王室分封在东南的一支和当地土著人联合建立的政权，吴国是受中原诸国尤其是齐鲁文明的影响而迅速强大起来的，季札聘于鲁，“问于周礼，尽知其章”，齐国军事家孙武也帮助阖闾整训军旅，说明吴国同齐鲁及中原诸国关系密切[4]。越国和吴国比较起来，显得要落后一些，越国的世系在允常之前还比较模糊，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只是“后二十余世”一笔带过，越人一直保持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的原始习俗。到勾践时期，越地习俗仍然是“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5]，孔子欲到越国传送中原礼教，见此情景也只好返回，看来越国的文明程度与中原诸国确实相去甚远。
在吴越争霸的过程当中，越这样一个“性脆而愚”的国家却屡次打败相对先进的吴国，以致最后灭掉吴国成为春秋最后的霸主。如果说槜李之战越国袭击吴国是军事冒险的险胜，那么二十多年后越国灭吴胜利就是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甚至反转了。公元前494年，吴败越的夫椒之战中，越国被打得元气大伤，勾践只剩下“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甚至到了“欲杀妻子，燔宝器，触战以死”的崩溃境地[6]。勾践入吴归国之后，“欲行一切之变，以复吴仇”，[7]兵力有了大幅增长，伍子胥口中说的越国兵力就有数万人之多，“胥闻越王勾践昼书不倦，晦诵竟旦，聚死臣数万，是人不死，必得其愿”[8]。勾践灭吴之时，动用的兵力有“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9]，各兵种加起来至少五万余人。越国军力的崛起只是一个表象，背后映衬的是整个国力的兴盛。按照勾践同时期的军事家孙武的观点，兴师动众必须有强大的国力支撑，所谓“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10]。军队作战所需的“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11]等名目繁多的开支，日费千金，一人从军打仗就需要约七十户家庭提供军费支持。由此可见，勾践灭吴时期能够发动如此规模的军队，整个越国的经济力量应该不容小觑。
越国立国在江南卑湿之地，其农业生产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表现出极强的地域特色。
《中国农业发展史》一书中指出“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可以分为三大农业区域，北部、西部是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区，黄河中下游是以种植业为主的旱田耕作区，江淮以南除吴、江陵、巴蜀三地比江南其他地区先进外，江淮以南其他地区都是尚未充分开发的水田耕作区”[12]。按照此种分类方法，越国当属尚未充分开发的水田耕作区一类。
在无余初封越地的时候，传说中的越地盛行着“鸟为之田，象为之耕”的耕作景象。“天美禹德而劳其功，使百鸟还为民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一盛一衰，往来有常”[13]。鸟田之说完全是为了歌颂禹德而产生的，早在汉代就有学者论断，“鸟田象耕，报佑舜禹，非其实也。实者，苍梧多象之地，会稽众鸟所居”，“象自蹈土，鸟自食萍，土蹶草尽，若耕田状，壤靡泥易，人随种之”。[14]鸟田传说虽然缥缈无踪，但从“壤靡泥易，人随种之”的解释来看，仍然可以窥见越先民原始的耕作方式。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越国的农业生产方式究竟是怎样的，越国的农业生产力究竟如何呢？《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15]按照司马迁的记载，楚、越之地由于自然环境较好，水土丰润，不需勤苦劳作就有果隋蠃蛤等天然食物来源。即便是从事农业生产，也只是火耕而水耨的粗放型原始生产方式。林华东先生在《吴越农业初论》中提到“火耕水耨”是“初春地干时放火，然后直播谷种，等到六月雨量大时而灌水，以促进水稻的生长，陆生杂草因遭水浸而被淹死，从而达到抑制杂草的目的”。[16]学者在讨论“火耕水耨”时一般认为它的特点是：以火烧草，不用牛耕；直播栽培，不用插秧，以水淹草，不用中耕。是一种较粗放，单产不高的生产方式。[17]那么，越国的农业生产是否完全是依靠自然力量的粗放型模式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力的阐释指出，生产力包含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三个基本的因素，劳动工具是衡量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发展，一系列越国农业生产工具也逐渐出土面世。1959年至1960年，绍兴城东面的西施山等地，出土大批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刀、削、镰、斧、锯、凿、犁、锄等生产器具，并伴出冶炼遗址[18]。历年来，在绍兴市郊都泗门，稽山门外下畈、禹陵、亭山，县区坡塘、平水、浬渚、福全、南池、袍谷等地共出土了青铜镰二件、锄二十五件、铲形器十七件；绍兴邻县嵊县、诸暨、上虞等地也都出土了青铜农具[19]。林华东先生通过对越国农耕工具归纳分析认为：吴越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青铜器，这些青铜农具中既有作为耕具使用的铜犁及犁铧等，也有作为起土器使用的铜铲、铜镬，还有作为中耕或除草器使用的耨、镈、锸、锄，及作为收割器类使用的钩镰、锯镰、锉等，显然已形成了一整套系统而齐全的农具体系。越国农耕工具除了青铜农具以外，还有铁农具，1958年3月，绍兴西施山出土了铁镰、铁锄、铁蹶、铁削等工具[20]。青铜农具和铁制农具的出现和使用是生产力水平发达的一个缩影，可见吴越农业并非落后不堪[21]。
勾践能够最终灭掉吴国成为诸侯之长，与越国有充足的粮食作其后盾，关系甚大。从当时条件下的生产情况来分析，当时江南的主要农作物应该是水稻，越国所在地区的经济命脉只能是农业[22]。江南地区是亚洲最早种植水稻的地区，浙江余姚河姆渡距今7000年的第四层“在十多个探方中的四百多平方米内普遍发现稻谷”。颗粒大小接近于现代的栽培稻，比现在野生稻大得多，而且有许多稻作农具同出，可以肯定这些稻谷属于人工栽培。桐乡罗家角距今六七千年的第三、四层中也普遍出现粒形较为完整的稻谷[23]。到勾践时期，粮食作物尤其是水稻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力量的重要支撑。
勾践归国之后一心复仇，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钱粮问题，“兴师者必先蓄积食、钱、布、帛，不先积蓄，士卒数饥，饥则易伤，重迟不可战”[24]，为此勾践采用计倪“省赋敛，劝农桑”的政策，积极引导百姓开展粮食种植业。《越绝书》记载勾践教谕百姓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就有粢、黍、赤豆、稻粟、麦、大豆、穬、果共八大类[25]。稻粟和粢被称为上种、上物，可见当时越国种植业是以稻谷为主要种植对象的。为了扩大农业生产的规模，勾践君臣还制定了一系列发展人口的政策措施，“令壮者无取老妇，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26]通过提倡适龄婚配、奖励生育的政策，越国增加了大量潜在的青壮劳动力，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充足的后备力量。勾践夫妇自己也以上率下，亲自耕织，“身不安席床，口不甘厚味，目不视好色，耳不听钟鼓”，“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织则不衣”，[27]在勾践君臣和越国百姓上下一心的努力下，越国国力大为增强，“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28]
粮食种植业不仅是越国国力的重要保证，更成为越国与吴国争霸过程中进行“农战”的重要资源，文种献给勾践的灭吴九术中就明确提出“贵籴粟槁，以空其邦”[29]的农战思想。勾践十三年，勾践依文种之计，派文种入吴廷，以“水旱不调，年谷不登，人民饥乏，道荐饥馁”为由，请籴于吴。夫差逆群臣之议输粟万石与越国，勾践将这万石粮食散给群臣百姓，大获民心。第二年，越国丰收，就将万石粟米还于吴国，仅仅过了一年，越国就能生产出够本国所需的粮食并能多出万石还吴[30]，由此可见，越国的粮食生产水平是非常先进的。但是此次还吴的粟米看似是精挑细选的上品，实则被越国做了手脚，越国所还万石粟米全被蒸熟，吴人不知其诈，将其播种，举国绝收。
除了重点保障粮食种植之外，勾践君臣还引导百姓种植麻、葛等其他农作物，一方面保证本国需要，另一方面则作为和吴国博弈斗争中的筹码。《越绝书》中记载的很多地名都和麻、葛等种植业有关，“麻林山，勾践欲伐吴，种麻以为弓弦，使齐人守之……葛山者，勾践罢吴，种葛，使越女织治葛布，献于夫差”[31]。以种植的作物命名一个地方，说明麻、葛种植在这些地方颇具规模和影响，成为代表地方的一大特色和象征。
为了配合农业生产的发展，勾践时期还兴修了很多配套的水利设施。越国滨海，地势低洼，水网密布，勾践修建的水利工程大都是塘陂围堰等防止水患的工程。“富中大塘，勾践治以为义田，为肥饶，谓之富中，去县二十里二十三步……练塘，勾践时采锡山为炭，称炭聚，载从炭至练塘，各因事名之。”[32]林华东先生分析认为富中大塘等工程其性质应属阻遏咸潮侵袭，或开发改造低洼湖滩荒地以广辟田畴的堤塘。后因其大塘筑成，农田肥饶，粮食富足而取名富中大塘，是越国一大旱涝保收的粮食基地。[33]
在农业经济的引领之下，越国国力逐渐恢复强盛，勾践终于开启的灭吴的步伐。公元前483年，吴王夫差与晋定公争长，大会诸侯于黄池，越国偷袭吴国“溯江以袭吴，入其郛，焚其姑苏，徙其大舟”[34]，这回水战不仅偷袭成功，越人还把吴国重要的战略物资——战船给抢走了。公元前478年，越军北上袭击吴军爆发笠泽江战役，夫差兵败退守姑苏城中。公元前473年，勾践决定对围困三年之久的姑苏城发动总攻，夫差兵败请和未果，悲愤自刎而死。勾践历经二十年的奋发图强最终将越国的国力增强到顶峰，成为春秋最后的霸主。
总而言之，勾践将农业经济的发展作为增强国力的主要手段，农业经济发展壮大成为最终打败吴国的决定性力量。越国在人文礼教方面虽然和中原差异很大，但是在农业经济生产领域却能够因地制宜、自成体系，最终支撑越国成为春秋最后的霸主。由此观之，农业经济不得不说是越文化研究当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不仅可以丰富越文化的研究内涵，而且对于研究区域特色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柯安顺，男，安吉县博物馆馆员。
[1]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68页。
[2]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69页。
[3] 张敏：《吴越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51页。
[4] 林华东：《吴越农业初论（续）》，《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5] 李步嘉：《越绝书校释·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22页。
[6] （汉）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40页。
[7] 李步嘉：《越绝书校释·越绝外传枕中第十六》，第342页。
[8] 李步嘉：《越绝书校释·越绝内经九术第十四》，第322页。
[9] （汉）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44页。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部《孙子》注释小组：《孙子兵法新注·第十三用间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4页。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部《孙子》注释小组：《孙子兵法新注·第二作战篇》，第13页。
[12] 阎万英、尹英华：《中国农业发展史》，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页。
[13] 张觉：《吴越春秋校注·越王无余外传第六》，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168页。
[14] 李步嘉：《越绝书校释·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引《论衡》《禹贡》，第222页。
[15] （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3270页。
[16] 林华东：《吴越农业初论（续）》，《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17] 彭世奖：《“火耕水耨”辨析》，《中国农史》1987年第2期。
[18]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3页。
[19] 沈作霖：《古代越国的农耕工具》，《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20] 沈作霖：《绍兴出土的春秋战国文物》，《考古》1979年第5期。
[21] 林华东：《吴越农业初论（续）》，《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22]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7页。
[23]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3页。
[24] 李步嘉：《越绝书校释·越绝计倪内经第五》，第109页。
[25] 李步嘉：《越绝书校释·越绝计倪内经第五》，第113页。
[26]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570页。
[27] 李步嘉：《越绝书校释·越绝内传陈成恒第九》，第186页。
[28]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571页。
[29] 李步嘉：《越绝书校释·越绝内经九术第十四》，第321页。
[30] 张觉：《吴越春秋校注·勾践阴谋外传第九》，第238页。
[31] 李步嘉：《越绝书校释·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第225页。
[32] 李步嘉：《越绝书校释·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第226页。
[33] 林华东：《吴越水利初论》，《农业考古》1995年第3期。
[34]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5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