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后方金融市场的隐忧及暗流[1]
——基于川省手工业融资活动的考察
赵国壮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在后方金融市场上，一些具有微观、潜在、持续等特征的“隐性”问题，如借贷观念与贷款手续之间的繁简之困、季节性用款与放贷速度之间的时间之争、贷不足用的经常性存在等，使得战时后方金融市场内部隐忧重重、暗流涌动。这些“隐性”问题，与后方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及金融网的构建，以及一些具有宏观、显著、急剧等特征的“显性”问题，如游资、金融投机、通货膨胀等，一起构成了战时后方金融市场的多维图景。
关键词 抗战时期 金融业 手工业 融资活动
近年来，抗战时期后方地区（西南、西北）金融史研究为学界所持续关注，并形成两个层面的共识：第一层是战时国家行库、沿海地区部分省行及部分商业银行的西迁，以及政府出台大力扶持后方金融业发展的政策，共同推动了后方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一个覆盖整个大后方的金融网；[2]第二层是通货膨胀、游资、金融投机等一些“显性”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后方金融业的良性发展。[3]不过，仍有一些“隐性”问题，如借款观念与贷款手续之间的繁简之困、季节性用款与放贷速度之间的时间之争、贷不足用的经常性存在等，并不为学界所重视。它们与第二层面具有宏观性、显著性、急剧性等特征的“显性”问题相比，具有微观、潜在、持续等特征，但是，这并不等于这些问题微乎其微，恰恰相反，正是它们的存在，使得战时后方金融市场内部隐忧重重、暗流涌动，对其进行梳理、剖析，既可以从手工业融资活动中窥视战时后方金融业发展及转型过程中的阵痛，又有助于更为全面、准确地把握战时后方金融业发展情况。基于此，本文通过对战时川省典型手工业融资活动的考察，窥视后方金融业发展过程中的“隐性”问题，希冀有助于更为全面、准确地把握战时后方金融业发展情况，进而推动抗战时期后方社会经济史研究向前发展。
一 战时后方手工业的借贷依赖性经营
战时以国家行库为主体的金融业与大后方工矿商农各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已为学界所肯定，[4]然而，战时后方手工业经营活动与近代金融业的关系却未能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战时，二者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手工业甚至已经到了严重依赖近代金融业资金支持才能从事经营活动的地步，这与其战前经营方式有本质上的区别。以下分别详细述之。
制糖业。1940年5月，宜沙沦陷，川糖外销两湖受阻，糖价下跌，而其他商品的价格却不断上涨，以致制糖成本不断增大，业糖者普遍需要向银钱业融通资金以求生存。如这一时期的“甜城”内江，急需大量资金救济糖业及整个经济，因而也成为最为著名的“差款码头”。1943年12月16日，内江美丰支行在呈报重庆总行总经理的密函中，详细描述了内江差款情形：“内江产糖价值专以白糖一宗而论，目前可值十万万元，加以桔糖、红糖及漏水不下二十万万元，但是年论蔗农、糖房、漏棚需要资金，困难之户特多，即就总价值之二成计算，共需二万万元，除国家银行外，所有商业银行十六家在内江之资本仅七八千万元，故内江为差款码头。”[5]不仅内江一地为重大差款码头，从制糖区各县所需合作事业贷款来看，资中、资阳、简阳、隆昌、荣昌等地均和内江一样，所需之款数倍于自筹之款（参见表1）。
表1 四川省各县市1944年度合作事业需要贷款概况（内江支行辖区）
从表1来看，1944年资中共需糖业资金83463310元，而其自筹资金只有300余万元，仅为该年所需资金的一个零头；再如资阳，1944年所需糖业资金达2500万余元，而自筹资金仅9万余元，几乎全部资金均需要贷款才能满足；相对而言，简阳略好一点，不过仍有一半约2500万元的糖业资金需求助于贷款；隆昌、荣昌同样需要大量贷款才能维持糖业正常运营。各贷款人需款急迫之情溢于言表。如1944年1月8日，交通银行该年的“贷放较往年中行办理糖清放款较迟，各借款人需款急迫，一经贷放，纷集市区，其势未容逐户互推”。[6]
井盐业。1938—1941年，在战事发展、增产加运等因素的影响下，富荣场商出现了资金周转不灵之窘状，开始向银行业短期通融资金。1937年，富荣、犍乐、射洪、云阳等盐场奉政府命令，筹备川盐增产，以备战时所需。四川盐务管理局代各盐场致电盐务总局，“呈准部局向重庆中中农三行贴放委员会商借增产加运透支借款260万元，指定以富荣、犍乐、射洪、云阳6场所收之建设专款为偿还基金，定期1年偿清，与贴放委员会订立合约”，自该年10月起到1938年5月止，已先后透支250余万元，所收之建款抵偿基金也已达110余万元。然而，“在此长期抗战方殷下游长江四岸缺盐之际，湘鄂淮商复来川接洽请求购运，为接济民食及增收税款以供国用起见，川盐更有积极增产之必要。惟前订借款已垫借告空，而筹借增产加运，又在需款周转”。于是，1938年5月，再“向重庆中中交农四行贴放委员会另行商借增产透支借款350万元，其前借之260万元，除以所收建款抵还基金拨还外，不敷之数，即由新借款内如数拨足，以资清结”。财政部接到盐务总局转来之增产透支借款代电后，一方面表示对其理解、赞同，另一方面致电联合贴放委员会称，“现以非常期间，各岸需盐孔殷，亟待川区大量接济，对于川盐增产加运，正饬加紧进行，该管理局所请继续商借增产透支款项350万元各节，复核尚属必要，务希贵处迅即转电各渝分行贴放委员会，允予照办，以利川卤而裨税食”。[7]1940年以后，物价持续上涨，场商资本日益不敷使用，不得不请求官府饬令四联总处贷款予以周转，还款方式为“请盐务局从盐价项内拨还”；1942年起，富荣盐场场商开始大范围向外融资，从井灶用具如锅、灶、篾索、钢丝、推牛等生产设备，到以马达、机车等改良生产设备，再到煤、食米、油等燃料及日用必需品，井、灶、笕所需物品，均需依赖银行业的资金贷放。[8]1943年10月，贡井盐场公署根据自贡两场场商请求生产贷款2.4亿元一案，拟具自贡两场场商生产贷款借款还款及分配办法，[9]贷款主要是扶助井灶场商，涉及面广泛，包括各井灶商人购备生产所需材料、燃料、物料、改良生产建设及扶助现行凿办、淘办各井之用；偿还方式，由川康盐务管理局在自贡两场联合办事处每月应领盐价内截扣转还银行。
桐油业。战时，随着桐油统制政策的推行，战前桐油业行业内部的“预油”“抵押给洋行”等融资方式为国家行库及商业银行的抵押放款所取代。国营性质的复兴商业公司取代外国洋行成为桐油贸易唯一的出口商，垄断了整个川省桐油出口事业。据1944年度中国银行万县分行营业报告书，“万县主要出口商品原为桐油、猪鬃、生丝、牛羊皮、五棓子等，桐油盛时年销2万余吨，年来价格上涨甚微，产量锐减，本年约产9千余吨，大部由复兴公司收购，供军政部炼油，由商人运销者月约200吨”。[10]但是，复兴商业公司并没有大批资金来购置桐油，为了桐油出口业务的顺利开展，该公司分别采取了以下办法来通融资金。其一是向四联总处申请抵押借款，例如，1941年5月31日，资源委员会复兴商业公司购运全国桐油内销部分获准再借2000万元，贷放各行推荐中央银行业务局为代表行拟具是项增加透支批示；[11]其二是向四联总处申请贴现贷款，即由复兴商业公司出具承兑汇票，桐油商执此汇票向银行贴现。例如，1945年5月5日，四联总处在“关于万县、奉节、云阳各地桐油商按售油数额开具复兴公司当地收货处承兑汇票向中行贴现总额以3亿元为度案”中，函称“复兴公司以该地收货站，需款甚巨，商以承兑汇票贴现方式向各该地本行贴借款项总额3亿元。经本总处（四联总处）第269次理事会决议‘准予照办’。为协助收购外销物资，并扶助川东各地桐商、桐农起见，拟允由各该地桐油商按售油数额，开具复兴公司当地收货处承兑汇票，向万县本行贴借1.5亿元，奉节0.5亿元，云阳1亿元，每次期限至长90天，贴现票据由复兴公司在渝到期兑付，并由该公司各收货处出给桐油栈单，按收购成本七折提供担保，并由财政部保证承还”。[12]10月11日，中国银行重庆分行与复兴商业公司签订贴借3亿元合约（四联总处第269次理事会议核准复兴商业公司因收购川东桐油向中国银行重庆分行贴借国币3亿元一案），支持其在川东收购桐油业务。贴借期限为12个月，自1945年5月18日起至1946年5月18日为止，利率定为三分六厘，由财政部保证承还。[13]
蚕丝业。在川省丝业衰退时期，省内丝商曾经先后联合组织久和、大华、新华等生丝贸易公司，以期减低成本，突破困境，但均未获成功。1936年春，省政府认股改组成立四川生丝贸易股份有限公司；1937年5月，该公司与四川省营蚕种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更名为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丝公司）。丝公司主要经营制造改良蚕种、收买改良蚕种、缫制及运销改良蚕丝等事项。丝公司成立后，川省府开始实行改良蚕丝统制政策，[14]赋予“丝公司以独家改良蚕种与独家收购改良蚕茧之权，公司有无偿赠送农民改良茧种，与遵照官价收尽农民所产改良蚕茧的义务”。[15]“举凡营育桑苗，制造茧种，收茧，缫丝，运销诸端，莫不由该公司作有系统之经营。”[16]然而，就丝公司资本而言，1937年度仅为160余万元，逐年增资至1941年也不过1200万元，以至丝公司现有资本“概用于厂场茧庄设备，流动资金全恃举债”。1937年时生丝成本不过600—700元，所需流动资金不巨，1941年度茧价增加10倍，“其余物价、人工增高之程度更不止此，生丝成本每担价格达一万元以上，所需流动资金至四千余万元之多，幸赖国家银行贷予茧款与缫丝费八成半，其余一成半垫头及制种垫款八百万、九百万元，系向市面短期借入，利息既重，周转尤感困难，经理人员忙于举债筹款之时多，致力于厂场茧庄之时少”。[17]
战前，中国金融机构多有偏重。“我国银行业均麇集于滨海沿江，尤以聚集江浙两省为多，西南、西北广大地区，则以关山险要，交通阻塞，经济落后，资金枯涩，金融机构为数甚少，甚至竟付阙如。”[18]相对沿海地区而言，西南及西北区域的近代金融业力量极为薄弱，手工行业多通过行业内部融资方式（自有资本、业内预付款、传统金融机构商借款项）维持经营活动。战时，政府迁渝，国家行库及商业银行纷纷迁往后方，加之政府出台一系列金融扶植政策，后方金融业迅速发展，形成了覆盖面极为广泛的大后方金融网，既为手工业发展营造了一个资金较为充足的融资环境，也丰富了手工经营者的融资手段。加之战时物价涨幅过快、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存在，手工业从业者被迫逐渐走上了依赖近代金融业贷款维持生存的经营之路。可以肯定，战时手工业大量融资活动的存在，使手工业与近代金融业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正是这层关系，有助于从行业融资角度窥视后方金融市场上存在的一些“隐性”问题。
二 繁简之困：从信用贷放向质押贷放转型的手续问题
战时，受特定环境影响，手工业从业者被迫大面积向外通融资金，其手段多是向近代金融业通融资金，这就促使行业融资方式从“对人信用”向“对物信用”发展变迁，抑或尝试“票据信用”。从对人信用到对物信用再到票据信用的融资方式的转变本是近代金融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贷放手续的繁简之困，即信用贷放乐于手续简约而质押贷放重于成套文本，成为战时后方金融市场上一个典型的“隐性”问题。
（一）信用贷放乐于手续简约。战时，后方农村借贷，按其性质可分为信用借款、抵押借款和合作借款，不过，此抵押贷款系含有抵押性质及预卖作物的借款，如广西的“放青苗”，江浙的“放稻”、“放麦”[19]以及四川糖业“卖青山”[20]及蜡业“卖空仓”。[21]而就信用贷款而言，因中国信用制度极不完善，银行、钱庄、典当等金融机关，均不注重个人信用，大都偏重抵押贷款，同时，一般贫农之负债，因缺乏抵押品，自难与此发生关系，如需借款，势必向私人通融。[22]
传统手工业（家庭副业）的借贷活动同样偏重个人信用借贷，且多向传统金融机构通融资金。例如，在战前，“万县各银行与各商帮之关系，不及各钱庄与各商帮关系之密切，其情况与重庆同。钱庄制度，具有较悠久之历史，一般商人对之比对银行之信仰较深，钱庄重对人信用，银行重对物信用，商人借款，自多向钱庄往来。钱庄之股东或主人，多兼营其他之商业，对各帮之内容情况，较为熟悉，人事往来，较为接近，钱庄手续亦较为简单，易于通融，因此种种关系，故万县之钱庄，其业务上之活动，较之银行之活动为优也”。[23]同时，个人信用融资也是个人社会地位、名望及荣誉的一部分，能顺利地通过个人信用融通到资金，是对借入者个人能力、商号实力的一种展示，而以抵押形式向外融资，在一定程度上往往是一种万不得已之举，无形中可能有损自己的形象。另外，个人信用借款也有便捷的一面，即借还手续简单、借款到账迅速，借贷“习俗富于保守，凡事皆重简单，绝不乐于繁文”。[24]1941年底，第二区制糖工业同业公会主席周仲元在《再告同业书》中声称：“我们举办糖业银行，可应时救济，不必得向别人借款，一定要依照法规，造册呀！请示呀！种种文绉绉的办法，等到解决发款，已经过了时效。”[25]这种传统的信用借贷观念严重影响了商民的借贷行为，他们并不太信任近代银行的抵押放款，也不太适应银行借贷的苛繁手续。
（二）质押贷放重于成套文本。近代金融业的贷放活动并非在熟人社会里进行，其经营理念是通过正当、合法的手续对物信用，保障放出资金的安全。战时，无论是糖、盐等日用消费品行业，还是蚕丝、桐油等易货借款行业，从业者需资日益紧迫，被迫向国家行库贷款；加之国家行库的利息远低于市面利息，这就迫使手工业从业者从传统重关系、轻手续的借贷观念中跳出来，向重契约、重抵押、重手续的贷放模式靠拢。因此，战时盛行的均为抵押贷款，无论是押贷、押汇还是汇票贴现等，国家行库均奉行质物抵押，极少从事信用贷款。“近代银行，拥有巨额资金，以科学管理方法，信誉日著，执金融界之牛耳。惟其经营方针以安全稳妥为第一，投资、放款均按一定规章，如银行放款、透支，均须取具确实可靠之担保品，仅凭个人或商号之信用而放款者极少。而各商帮则狃于旧习，多不愿与银行直接来往，宁愿以较高利息，告贷于钱庄。”[26]
对手工各业中的从业农户而言，合作社贷款手续较为复杂。为稳定后方社会经济，战时政府大力扶持以缓解后方金融需求为首要任务的合作社的发展。[27]然而，从贷放手续来看，合作社放款颇为复杂。从中国农民银行内江支行1942年有关农村放款业务来往函中来看，农行在办理资中县联社橘糖、漏水储押贷款手续有如下规定：（1）县联社办理橘糖、漏水储押贷款应将手续办理齐全后，方能开始申请借款；（2）县联社借款时须填具“借款申请书”、“抵押品保管书”及“价款细数表”各一份，印鉴二纸，上陈县政府，并由其核转贷款行核定贷放；（3）贷款行接到县联社借款申请书后，应即会同县府合作指导室赴联社存储橘糖、漏水地点查验储押品数量、品质属实后，始行审核；（4）贷款行查验储押品数量、品质属实，经核定储押额后，应即填写表，核准通知书，函转知县联社负责人，携带该社图记、条戳及各负责人私章，至贷款行填具借据后领款；（5）县联社领款时应即约定贷款行派员常川驻社，保管并监视所押之橘糖、漏水，以昭慎重，在监视期间，行方所派监视人员之一切费用均由联社负担之；（6）监视人员于每日每旬每月应填具日报、旬报、月报，报行备查。[28]从手续流程来看，县联社贷款要分三个步骤，首先要填写“借款申请书”、“抵押品保管书”及“价款细数表”等表格；其次，贷款行对县联社贷款资格（主要是抵押品）的审核；最后，县联社携带该社图记、条戳及各负责人私章，至贷款行填具借据后领款。与农民向合会、典当、地主、富农等借贷的传统方式相比，合作社贷款手续的复杂显而易见。
对手工各业中的商人而言，贷款手续同样较为复杂。在制商方面，例如，1943年12月23日，内江交通银行汇报糖商贷款业经办理情况及处理手续。[29]其一为放款流程：先由核准登记之制糖厂商填具“糖清借款申请书”送交制糖工业同业公会，经公会审查后，即填具“糖清借款核转通知书”，连同信用调查表送交中交两行；经两行会同核定放款金额后，代表行根据核定金额填发“核准糖清借款通知书”，通知公会，再凭公会复函暨检附之借户印鉴及保人调查表，与借户办理订约手续；贷款放出后，即逐户填制“放出款通知单”送交摊放行换取支票；将来收回时，逐户亦须填制“收入款通知单”，连同送金回单送交摊放行等。其二为放款保障：由食糖专卖局出面保证及制糖工业同业公会订立担保契约，并由借户将食糖专卖局所发之“糖类产品移转簿”交回公会保存，中交两行并得随时抽查，对借户无此项“移转簿”即不能买卖糖类。其三为保险：因过去中行及川省历年办理糖清贷款，以借户散居四乡，均未投保，此次内江办事处提议的保火险，经公会担保契约内一再请求免报，如因空袭或其他任何原因而使质押物受损时，公会应保证借款人须将借款本息完全清偿，不得借故推诿。由此可见，与糖商向旧式银钱业的信用借贷相比，国家行库的抵押贷款手续较为复杂。在运商方面，1937年11月1日，为裕税便商起见，四川盐务管理局商得中中交农贴放委员会的同意，在自流井开办盐傤押汇，并俟押汇盐傤到岸后，在各岸接做盐傤押款，唯为确保乙方放款本息起见，特协定担保条件如下，以资信守。[30]该合约共分四部分：总则、押汇部分、押借部分及附则。押汇部分共22条，详细规定了盐傤押汇限额、盐傤押汇区域、押汇手续、押汇利息、押汇期限、担保方职责、押汇盐傤保险、押汇保证金及代表行等事项。尤其是押汇手续，颇为细致。首先，押汇申请人应填具四川盐务管理局颁发之押汇申请书，要求正副两份，并觅定保证人，经申请及保证人签章后，送呈管理局，经该局审核认可后，即由该局出给押汇担保信，连同副本、申请书，一并送交联合贴放委员会办理押汇手续。其次，押汇之借款人，每户每次应向联合贴放委员会订立押汇借据，并即以申请书上所载之担保人负担保责任，并自愿抛弃先诉、抗辩权，负代偿押汇本息之全责。最后，四川盐务管理局所出之押汇担保信，应盖具其关防印信，并由负责人员加以副署，此项负责人员，由管理局预为指定，并将签章样本由该局以正式公函于本合约签订后送达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存验。为保证银行贷出的押汇资金安全，银行一方在订定合约时，事无巨细，对押汇手续及押汇保证均做出细致的规定。
就各类厂矿用款情况而言，贷款手续也较为复杂。1943年8月，中央信托局拟订了“工矿业贷款说明及申请手续”，在说明部分明确指出：“对本局所派或委托人调查时，（承贷方）应据实答复及编制各项有关文件，并尽量给予便利，所有调查费用，不论贷款成立与否，均由申请贷款人负担之”；在申请手续部分，明确指出申请贷款时应填写以下15种表格，包括贷款申请书、申请贷款调查表、公司业务组织说明书、公司章程、公司组织系统表、财产目录、最近三月资产负债表、最近三月损益计算表、最近三月决算表、送核会计报表及机器抵押品清单说明书、各种产品成分化验单、厂矿平面图、机器抵押品明细图、借款用途预算表、如有其他借款尚未偿清者应抄送各项合同及抵押品清单。[31]
（三）观念流变与制度设计。近代金融业为了放款资金的安全，对贷放手续有较为细致的规定。从银行业务发展来看，放款手续日益具体化、规范化、制度化、国际化，是近代银行业日益成熟的标志，本无可厚非，但是，在借贷运作及资金使用过程中，商民对以国家行库为主体的后方金融业的贷款手续却诟病不断，其症结颇值得分析。
诟病之一：部分手续要求不尽合理。如，1943年12月10日，作为代表行的中国银行致函交通银行，提议免除各区乡代表签名手续，因为据第一区制糖公会糖工字64号函称，“查敝会此次商同贵行续办糖清押款，各会员押款时按照手续应各别备具押款契约，又于办理押款之前，敝会须先填送介绍书，查介绍书上印列有区乡代表，是时区乡代表应署名签章，在介绍书号经同署契约上，亦应同样办理。今区乡代表前既负责介绍各该押款户到会，事实上已负责任，兹又于上陈书约两行，重行列署，意义无多，似可不必，且区乡代表散居四乡，如留城候办，困难殊多，敝会为简化手续起见，拟于填送介绍书及各押户书，立押款契约时，区乡代表列名同署之，处请予免除，以杜麻烦”。[32]对此，川康食糖专卖总局长甘绩镛也认为所报“各节尚属实情，关于制糖厂商贷款项，其不属于超额贷款者，似可简化手续，变通办理，以适民情”。[33]
诟病之二：手续细致，借贷者深以为忌。在传统社会里，从业者的资产及营业额奉为行业秘密，极不愿公布于众，而近代金融业为了保证贷放资金的安全，往往要求借方出具详细的资产登记表及营业额报告表，这自然就成了转型时期借方与资方之间的一个冲突抑或矛盾。例如，丝业需要贷款接济者，计有蚕农、丝厂、绸厂、丝茧商、制种厂及增产机关等，其中尤以前四者最有季节性，需要最为殷切，不过，因各银行贷款手续烦琐，“动辄就要填写资产、负债、营业额等为厂商所深忌，故纷纷向私人高利告贷，借资周转”。[34]“试看年来境内各地场商蚕农，每逢春茧上市之际，莫不即呈银根奇紧，周转艰难，以致大部分被迫告贷私人比期，甚或减产停工，饱受种种剥削压迫之苦。”[35]
诟病之三：手续苛繁，有违初衷。在蚕丝业中，一方面，手续苛繁致使蚕农望而却步。“国家银行农贷手续向称苛繁，贫苦蚕农素无直接借款权利，兼以农村关系一仍守旧，地方土劣反可借端肥己，以致偌大一笔农贷，往往落入彼辈手中，转作私人比期，以致一般贫苦蚕农每于青黄不接之际，不能不告贷私人，甘受种种高利盘剥。”[36]另一方面，手续烦琐，枉费周折而增加生产成本。例如，1945年春季，丝公司“收茧、制丝两项共需资金19亿元，除由本公司自备三成垫头外，特请贵处惠允，按七成借款13.3亿元，俾资收购”。同时，考虑到5月初鲜茧即将大量登市，丝公司要求上项茧款必须于4月20日左右以现钞分运川东北各县乡镇，方可济用。然而，因该项贷款手续颇费时日，丝公司不得已请求“在上项借款未借以前，请另提生丝100关担为担保品，先行支用5000万元”。[37]同年秋季，丝公司先向五行局洽订1945年秋季收茧、缫丝9亿元借款合约，后因用款比较急切，8月2日，丝公司总经理范崇实代电请求四联总处，“以收茧业务即将开始，各区茧庄购买炕柴，修理炕灶，派员发种，暨订购煤焦，在在需款，至为殷切，上项借款如待办理签约等手续须费甚久，拟请贵处于本月半间以前，先行惠付1亿元，以备各项庄缴之需”。[38]在借款签约手续办妥之前，丝公司屡次以抵押方式先行支用款项，可见借款手续之烦琐，有违其扶危救急之初衷。
就融资活动的成效而言，手工业从业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高利贷的盘剥、压榨，而以较低利息从国家行库或商业银行融通资金，维持行业正常运作，本为行业发展幸事。因此，从此角度立论，近代金融业贷放手续复杂一事，似乎无可厚非。但是，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近代金融业未能全面审度战时后方金融环境发展变迁的过渡性质，在贷放手续方面近似苛刻的要求让借贷者望而却步，这既有违金融业扶植行业发展、厚植抗战基础的初衷，又无意间提高了借贷的门槛，在行业与金融业之间构筑一条不小的鸿沟，妨害二者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进而也有损近代金融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三 快慢之争：季节性用款与贷放速度之间的时间问题
手工业用款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即季节性明显，这主要在于大多数手工业均依托特定经济作物，而经济作物的种植及上市均有一定季节性，由此也就决定了手工业用款的这一特征。比如，每年农历10—11月甘蔗成熟之时及之后糖品上市的3个月，每年春季4—6月春茧收购及秋季9—11月秋茧收购（此时被称为茧汛，可见其季节极强），以及每年农历10月之后到来年3月间桐油榨制时期，均为需款甚殷之时。另外，井盐业虽不依托特定经济作物，但是用款也有较强的季节性，比如，每年端午、中秋及春节，即井盐业所谓三关时期，用款量颇为巨大。
就制糖业而言，糖房、漏棚开搞之时往往是银根最紧之际。“十冬腊三月为糖房开工制糖时期，所需款项为数甚大，且须全部现钞下乡，又内（江）市接近农村，消费不大，故现钞下乡后即分别流往他处，极少回头，而内（江）由销区调回糖款，最后必向中交农三行抵填，三行又向重庆运现来内接济，以故银风松时极松，紧时极紧。”[39]1944年，“惟据一般推测，蔗价至少在每万公斤4万元，糖清至少应评80万元之谱，是则生产总成本在40亿元以上，除下制商本身资本约占一半，下余之20亿元，即须仰赖内（江）市供给。姑以糖清生产过程需时两月而论，每日所需现款资金在3千万以上，为数惊人，银风之紧俏程度，不难想象。本年因闰年关系，糖房开搞较往年提早，现正陆续开搞中，而银风亦随之转快，最近数日即期汇兑失灵，同业家家短款，银风奇紧，日折虽做到6元，兑之最高峰犹感告贷无门也”。[40]
是故，从业者对金融业的放款时日有较高要求，不然一旦错过季节，借款效用将大打折扣。1942年1月29日，内江石子乡袁家坝等社理事主席张谦益等人上呈内江县长易元明，请求速发生产贷款，以解救资金危机，呈称：“窃社等所有社员尽属无资贫农，过去首赖预卖甘蔗以为耕作资本，因之不免受糖房之束缚、剥削；政府提倡蔗糖生产合作社，赖中国银行发放生产、加工贷款，蔗农始得摆脱糖房之压迫，中行诚有大造于蔗农矣。惟是该行于各社情势未尽明了，因之贷款措施不无柄凿。”1941年的春季生产贷款迟滞5月才开始贷放，而实际工作已于2月份开始，同时“以1940年秋获欠丰，各社员上粮而外，早无余粮，若仍如1941年缓至4、5月份，则本年甘蔗无法生产，社等拟请钧府转商中行速发本年生产贷款，以免妨害农作”。[41]
就蚕丝业而言，茧汛之时往往是从业者需款最急之际，需要金融业大量注资。“每逢春茧上市之时，亦为各地金融最吃紧之时，银行钱庄多库空如洗，以南充一地为例，1943年春丝登场时，每担生丝成本13万元，每匹绸子成本3500元，假使每机房存丝两担，存绸10匹，则南充一地之机房500余家，每月即需周转资金1.1亿余元，是时复兴公司以资力有限，不能尽量收买，生丝乃呈疲滞状态”，“因丝厂存货无法脱手，继续工作，所需周转资金数量极大”，但是年南充“有国家银行3家，商业银行10家，钱庄3家，国家银行与市面无接触，商业银行之规模皆系办事处，营运资金很少在1000万元以上者，最多仅能供应市场需要五分之二，其余五分之三则全靠私人贷款”，“供应者为当地官僚、地主、店员、老太婆之私房钱等，利率高达十八分，借者无力负担”，因此，到该年9、10月，“倒闭停业者达40余家，总债额达7000余万元，“足见丝业产销与金融关系之密切”。[42]
战时四川丝业托拉斯——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43]同样限于贷款速度过于缓慢，不得不采取一系列便宜方式，以应资金开支之急迫。例如，1940年9月，丝公司为该年秋季分发改良蚕种，预计收购鲜茧需款720万元、收茧费用64万元、缫丝需款200万元，共需984万元，拟按成本九折押借885.6万元，一切详细办法均按该年春季借款办理，分别申请四联总处及渝分处核办。在合约尚未签妥以前，丝公司“以秋茧上市需款迫切，所有上项借款885.6万元，先后商准渝四行通融，先行拨用，补订合约”。[44]1943年丝公司以春季购茧缫丝向四联总处申请借款8721万元，四联总处予以核准。不过，在春茧即将上市之时，丝公司因需款紧急，不得不又做了两笔汇票贴现以解燃眉之急。[45]1945年春季，丝公司“共发川东、川北各县改良蚕种15万张，以每张产茧10公斤计，可收改良鲜茧150万公斤，其他土种黄茧尚不计在内，现估计茧价每公斤900元，庄缴每公斤100元，供需茧款15亿元，又上项鲜茧量，可缫丝2000关担，每关担缫丝费用估计约需20万元，共需4亿元以上，收茧、制丝两项共需资金19亿元，除由本公司自备三成垫头外，特请贵处惠允，按七成借款13.3亿元，俾资收购”。同时，考虑到5月初间鲜茧即大量登市，丝公司要求上项茧款必须于4月20日左右，以现钞分运川东北各县乡镇，方可济用；“至如改良茧设因产量关系不能收购足额，则加收黄茧补充，俾济需要”。另外，在收购春茧前，各项布置需费周转，因此，丝公司请求“在上项借款未借以前，请另提生丝100关担为担保品，先行支用5000万元”。同年秋季，丝公司先向五行局洽订1945年秋季收茧、缫丝9亿元借款合约，后因用款比较急切，8月2日，丝公司总经理范崇实代电请求四联总处，“以收茧业务即将开始，各区茧庄购买炕柴，修理炕灶，派员发种，暨订购煤焦，在在需款，至为殷切，上项借款如待办理签约等手续须费甚久，拟请贵处于本月半间以前，先行惠付1亿元，以备各项庄缴之需”，呈请在借款签约手续办妥前，先行支用1亿元，四联总处认为“尚属可行，准予照办”。[46]
近代金融业的放款审核程序一般为：在行业层面，个体商户要先草拟贷款申请，转给同业组织（商会或同业公会），同业组织出具担保证明，然后一并由其转送当地分支行处；在银行层面，地方分支行处接到手工业同业组织转交行户贷款申请后，上报分行或总行，然后由分行或总行呈报四联总处审核。此贷款流程本身并未有明显纰漏，然而与传统信用融资程序相比，贷放速度缓慢之情况则极为明显。这一现状恰与手工业季节性用款格格不入，因而成为行业融资及金融业发展的一大隐忧。
四 名实之差：“贷不足用”的经常性存在
战时，在后方金融市场，众多银行和巨量游资的存在[47]是不争的事实，然而金融市场看似丰盈，手工业从业者却是一片嗷嗷待哺的窘状。原因除手续复杂和贷放速度较慢外，金融业“贷不足用”的经常性存在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在制糖业中，贷不足用成为常态。例如，1943年11月初，正值糖房、漏棚开搞，而内江制糖生产资金的缺口尚“在2亿元，即须向银行及街面贷款，以资周转，故要求中国银行洽放押款总额4000万元，省行3000万元。按棚户所做糖清数量为单位比例加放，而以每万公斤糖清作押10万元。呈请财部以生产事业不受法令之百分率比放限额之限制，而请通令行庄扩大加放以解决。利率，中行二分，省行五分，中行暂允押借2000万元，省行暂允1000万元”。[48]银行应允数额不仅与所需之数额相差过半，并且迟迟未能贷放下来。“在中国银行所请之2000万元，利息开为二分一厘，每万放款需搭储蓄券500元，仍由公会总揽分配，划息已高，迄今迟迟未办。”[49]
在井盐业中，所需资金数额与实际贷放数额之间有较大差距。盐业技术改良首先面临的困境就是资金不足，因为试制新法、改良器具、引进设备等均需要大量资金方可进行。国家行库虽然有扶助改良技术一项贷款，但多贷不足用。例如，1944年10月14日，《釜溪通讯社稿》以“自场生产贷款数目微末”为标题报道了生产贷款总数尚不及半个月盐价的情况。是年，川康盐务管理局奉盐务总局命令，函准犍乐盐场向央行透支3亿元生产贷款，用于增加生产、生产建设或改良生产建设。而自流井场所分贷额仅为1.11亿元，尚不及12日所领之盐价（九月份盐价约2.8亿元），对于各该井灶笕等购买卤水、煤炭、竹蔴、牛只、五金器材、修整车廊、淘井取落、建设枝条架及改良产制等费用，仅能作一小部分之补助。根据自流井盐场公署统计，此次生产贷款申请者70余户，请贷2.6亿元，因此，贷款数字公布后，各单位“多有杯水车薪之感”，并且分4个月发领，“数目奇零”。[50]
在蚕丝业中，丝公司流动资金常年均感缺乏。“生丝既为外销特产，且为季节性产品，从栽桑、育蚕以至缫制生丝、运输出口，可说在在均非政府贷放巨款接济不可”，“近年以来，当局对于后方农贷的改进，诚已不遗余力，无奈战时通货膨胀，币值贬跌不已，以致农贷数额虽增，物价尤见高涨，杯水车薪，于事无补”。[51]丝公司流动资金常年缺乏，屡屡削价出售蚕丝及设法提前支用贷款。1943年丝公司春季购茧缫丝借款，四联总处核准8721万元，自备垫头一成半；秋季购茧缫丝借款，四联总处核准9660万元，自备垫头三成；制种费用全年约3000余万元，须全数自行筹措，公司资本3000万元已全部投资于厂场固定资及购备各项材料，平时需用流动资金，除以销丝赎押余头应付一部分外，全赖高利向外拉借短期信用放款以为周转。1943年度，丝公司对外负债计中国银行丝茧押款8000万元，月息三分（生丝每关担押借7万余元，按市价六折），短期信用借款4600万元，月息七分，负担利息极重。尤以中秋节前后各地银根均告紧急，子金高至十分，当时适值收茧制种时节，需款殷繁，调度财务左支右绌，实觉困难万分。[52]
在桐油业中，所需之款为数甚巨。例如，达县桐油产量战前每年为4万—5万篓（1篓为280斤），战争爆发之后，因外销不畅，产量锐减，1943年约产1.2万篓。1943年前后，达县有中国农民、四川省行、四川农工、美丰、重庆、川康平民、永利、同心、达县县行、邮汇局10家行局，但仍为缺款码头。因达县子息较高，各商业银行多以此地为放款码头，存款不易吸收，10家银行经常收存之款总计不过3500万元。[53]
表2 1944年达县金融业务概况调查
续表
从表2来看，8家银行的存款总数估计为2240万元，放款总数估计为2500万元，其中中国农民、美丰、四川农工及同心四行的存款总数大于放款总数，而川省行、重庆银行、川康平民及永利银行的存款总数远低于放款总数，尤其是重庆银行1944年存款总数仅为50万元，而放款总数则达到400万元，二者相差甚巨。另外，从存贷款利息来看，活期存款利息除中国农民银行8厘外，其他为10厘；定期存款利息除中国农民银行12厘外，其他为30厘；而放款利息除中国农民银行稍低、为4分外，其他均为9分，存贷款利息最高相差11.25倍。放款利息如此高，可见达县为差款码头。
从战时各业的融资活动来看，向外借贷不仅仍为常态，并且呈日益紧迫趋势。出现这种情况，显然不能全都归咎于金融业的支持不力，但资金不足仍是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二者有如此密切之关系，那么为何会出现“贷不足用”的经常性存在现象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其一，经济统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业资本对手工业的资金通融活动。战时，政府为维持凝聚抗战力量，对后方经济实施了统制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商人资本参与手工业的经营性活动，而政府财力有限，无力满足广大申贷需求，势必造成贷放捉襟见肘之现象。“就四川一省未经统制时所生产之10万公吨桐油，5万担以上猪鬃，3万担以上之生丝计算，所值不下200余亿元，而国营贸易公司的资本连同易货基金，总共不上10亿元，仅及二十分之一，假使更以后方各省产量计算，恐不及百分之一，而历年所售之外汇仍存英美，大部尚未调回支付收买价款，仍靠四行周转，数量既小，手续又繁，无论如何压低价格，亦无法收购后方各省的外销物资。且此种物资有急促之季节性质，蚕农数月辛苦，亟希脱手求售，换钱济急，而却要勒令经过议价、订约、收购、付款等官厅手续，何能不误时害事？因而有‘统而不购、包而不办’的责难。”[54]
其二，大量银行资本从事商业投机活动。战时，商业资本家把大量资本转化为商品囤积，形成了畸形发展状况，这种状况的出现，与银行业的推波助澜有直接关系。战前，中国一般银行放款都偏重于商业，到战时，私营银行更是以商业放款为主。例如，1942年3月，重庆24家银行和34家钱庄银号的放款，商业放款占总放款的64.58%，如果将同业间放款扣除，则商业放款总额增至76.97%，而对工矿业放款则只占10%。[55]银行业偏重商业放款，有利于商业资本家的囤积居奇，商人利用抵押放款方式，以少量资金即可囤积数百于自身资本的商品，利用商业的信用放款，就给商人更大的发财便利。与此同时，银行业自身也经营商业，从事囤积投机，且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它们或以搞副业方式直接经商，或开设钱庄行号，或直接从事囤积投机，将银行资本转化为商业资本。据1942年4月2日《中央社讯》，“国家总动员会议，近已办理银行仓栈检查一案，……这次全国各地区银行检查结果，四川省内渝、蓉、自贡、万、宜宾五分区，施检20县市银行仓栈，共计152家，检举违法案件363件，物资总值最低概算达6.6亿元”。[56]
商业银行甚至国家行库乐于商业放款，慎于投资实业；大量购买政府公债，极少买卖公司证券。例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渝属各行1941年放款62045881.99元，投资仅677340.90元，放款数额约为投资数额的100倍；1942年放款76010503.62元，投资为14688759.00，放款数额约为投资数额的5倍；1943年放款为137787500.51元，投资为16158751.27元，放款数额约为投资数额的8.5倍。[57]并且，在投资总额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除投资四川畜产公司20万元外，其他概属政府历年发行之债券，如建设公债、军需公债、同盟胜利公债、节约储蓄券等。[58]1944年度，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放款为28450余万元，投资总数仅1586万余元，且“比较1943年底之1615万余元，减少了25万余元，其中大部分为政府历年发行之公债与储券等等”。[59]由此可见，银行资本运作热衷于高额回报的短期商业放款，谨慎于对风险较大、收益较慢的实业投资，更因证券市场未建，“票据信用”发展滞后，而极少参与买卖公司股票业务。
其三，后方银行业区域分布不均衡，影响手工业的融资活动。就川省一地金融业而言，“虽则四川省银行，省合作金库，及各县市银行分布范围尚称普遍，然由于行处数最多之商业银行，专业银行，国家银行以及各省地方地方银行之分布，形成少数重要都市商埠及特产区银行业之汇集”。例如，重庆市“举凡公款之收付保管，与夫私款之汇兑调拨，皆需银行经理，更以工商业同臻发达，为战时游资之蓄纳池，操全国之经济命脉，遂形成银行业之雍聚现象”。重庆全市总分支行处数达143所之多，几占全省银行业1/5。又如，沱江流域产糖区各县，除内江一地外，其他6县（金堂、简阳、资阳、资中、富顺、泸县）银行并不多。1940年，富顺仅有中国、四川省及县银行三家，合作金库一所，“县银行及合作金库不做糖业交易，中国银行与省行，虽做糖类押款，惟限于堆栈容量与投规，每行只放款20万—30万元，不能满足糖商需要，市面银根奇紧，利率高涨，普通信用借款，恒在七分左右”。1941年，简阳也仅有中国、四川省银行及聚兴诚三家银行，三行均做糖业抵押放款，“中国照时价五成押款，利息一分三厘，省行与聚兴诚可抵七成，前者利率约二分，后者三分；三行放款数额，各约为20万、30万元”。泸县虽于1940年前后有银行11家，即中央、中国、农民、四川省、聚兴诚、美丰、川康、川盐、和诚、重庆及大川（即设）；钱庄3家，和懋、永大及光裕，但是“各金融机关，均不做糖业押款，因糖类体重价贱，不如其他货物方便；对殷实糖号，各商业银行，多做信用放贷，利息约三分”。而同时期的资阳，银行仅有中国及省行两家，“两行均作糖业抵押放款，每年各放款20万—30万元，以3个月或半年为一期，押款利息中国一分三厘，省行二分”。[60]
上述几点原因，有些属客观环境所致，有些属主观因素使然，总之，近代金融业的“贷不足用”成为经常性的存在，此一现象遂成战时后方金融市场上的又一隐忧。
五 结语
抗战时期，在后方金融市场上，一些具有微观、持续等特征的“隐性”问题，如借贷观念与贷款手续之间的繁简之困、季节性用款与放贷速度之间的时间之争、贷不足用的经常性存在等，与后方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及金融网的构建，与一些具有宏观、急剧等特征的“显性”问题，如游资、金融投机、通货膨胀等，一起绘制了战时后方金融市场的多维图景。因此，我们在肯定战时大后方金融网建立、金融业发展促进后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必要分析后方金融市场中的隐忧及暗流。
近代金融业为了放款资金的安全，对贷放手续有较为细致的规定。从银行业务发展来看，放款手续日益具体化、规范化、制度化、国际化，是近代银行业日益成熟的标志，本无可厚非，但是，从借贷运作及资金使用过程来看，商民对以国家行库为主体的后方金融业的贷款手续却诟病不断，这一方面反映了商民借贷观念转变与后方金融业快速发展的非同步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制度设计与现实操作之间的不协调性，即贷放手续的成套文本与手工业的用款季节性有较大矛盾。
战时手工业的融资环境优化及融资渠道的丰富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贷不足用的经常性存在这种类似悖论的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战时后方金融市场并不健全、完善。战时后方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及金融网的建立是在客观形势所迫及政府政策驱动下形成的，既非农工商矿各业大发展而催生，也并不是后方农工商业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而是一种典型的外缘型发展模式。同时，正是因为二者之间的这种断裂性，导致对人信用到对物信用的艰难转变以及票据信用遥遥无期。
从一般经济理论来看，手工业与金融业发生密切关系，本为经济良性发展的特征。地方金融业的发展本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银钱业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手工业经济的发展，手工制品交易中异地汇兑、比期交割、期货买卖、押借押汇、汇票承兑贴现等业务迅速展开，均得益于银钱业的蓬勃发展。但是，在仔细考究了银钱业繁荣景象的原因、银钱业对手工业经济注入资金的效用之后，热闹而繁荣的银钱业发展表象背后却是手工业经济对资金嗷嗷待哺的窘境，二者虽形成了密切的关系，而后者却并未因此而得到长足发展，反而出现了越是贷款而越需要贷款的怪圈，也即手工业经济有所发展，然而未能实现自身质的突破，在受到技术“瓶颈”限制的同时，资金不足的限制依然长期存在。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1] 本文为2013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重大委托项目“抗战大后方手工业研究”（2013ZDZX17）、2013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抗战时期西南社会经济调查文献的整理与利用研究”（2013ZDLS11）、西南大学2014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0世纪30、40年代西南地区手工行业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SWU1409199）的阶段性成果。
[2] 有关战时后方金融网形成的论述，可参见：黄立人《四联总处的产生、发展及衰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王红曼《四联总处与西南区域金融网络》，《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张朝晖《试论抗战时期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路径及特点》，《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1期等。刘志英在《抗战大后方重庆金融中心的形成与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3期）一文中肯定了重庆作为战时后方金融中心的地位。
[3] 有关战时通货膨胀的主要论述，可参见：吴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5；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课题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西南大学出版社，1988；冯宪龙《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通货膨胀政策评析》，《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3期；杨菁《试论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赵小勇《抗战初期大后方通货膨胀新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易棉阳《抗战时期通货膨胀的计量研究》，《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这些论著对战时通货膨胀的表现、成因、危害及国民政府的治理政策进行了较为深入而全面的分析。就战时后方游资及投机问题而言，何旭艳在《近代中国信托业的投机现象》（《史学月刊》2011年第7期）一文中认为，近代中国尚不具备信托业兴起和健康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游资泛滥下的投机需求催生了信托业的兴起，投机带来的超额利润维系着信托业生存；钟华英在《略论抗战时期后方城市游资及其危害》（《江汉论坛》2013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战时后方城市游资通过多种渠道汇集，从一般商品货物囤积到土地购置，无所不炒，给后方城市百姓生活带来了灾难性影响。
[4] 参见王红曼的系列论文：《四联总处与战时西南地区的金融业》，《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四联总处与战时西南地区工业》，《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抗日战争时期四联总处在西南地区的工农业经济投资》，《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在这些研究中，她肯定了四联总处与后方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
[5] 《内行致总行机密信件底稿》，重庆市档案馆藏，美丰商业银行全宗：0296-12-16。
[6] 《陈复内江中我两行与制糖公会所订担保契约各点祈鉴核》，内江市档案馆藏，民国资中、内江银钱（钱庄）（联）全宗：13-3-56。
[7] 《关于四川盐务管理局请继续商借增产透支款项及检同透支正式合约并请展期一年的呈、函》，第275—277页，重庆市档案馆藏，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全宗：0285-1-0277。
[8] 生产设备贷款参见《为耗款过巨续办维艰恳请贷款救济以维生产一案由》，第49页，自贡市档案馆，自流井盐场公署全宗：5-4-408；生产燃料贷款参见《为据情转请贷款接济西场井灶，以备购煤存底，而维推前由》，自贡市档案馆藏，贡井场盐业场商办事处全宗：20-1-187。改良技术之贷款参见《川康区扶助电力汲卤贷款须知》，自贡市档案馆藏，贡井场场商联合办事处全宗：20-1-192。《贡井盐场公署训令贡井场联处》（贡字第3688号），自贡市档案馆藏，贡井场场商联合办事处全宗：20-1-190；制盐日用品之贷款参见《为照原案续向贵行贷款采购盐工食米仍由川康局保证由》，自贡市档案馆藏，贡井场场商联合办事处全宗：20-1-190以及《四川自贡市油商业同业公会公函》，自贡市档案馆藏，贡井场场商联合办事处全宗：20-1-190。
[9] 《自贡两场场商生产贷款借款还款及分配办法》，第3—4页，自贡市档案馆藏，自流井场场商联合办事处全宗：19-1-134。
[10] 《1944年度营业报告书》，第85页，万州区档案馆藏，中国银行万县分行全宗：J027-001-174。
[11] 《关于准复复兴商业公司购运桐油增加透支案批注备案的呈、公函》，第95页，重庆市档案馆藏，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全宗：0285-0001-0238。
[12] 《关于复兴公司万县、奉节、云阳等地桐油商为收购桐油向中国银行贴现的函、代电》，重庆市档案馆藏，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全宗：0285-1-0296。
[13] 《函送复兴商业公司收购川东桐油贴现3亿元合约副本及抄本各一件希查明转报由》，第31页，重庆市档案馆藏，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重庆分处全宗：0292-0001-0377。
[14] “四川省政府管理蚕丝办法大纲”共14条，赋予了丝公司独享经营川省改良蚕丝事业的权利，大纲具体内容参见《蚕茧与蚕丝业近况》，《四川经济月刊》第10卷第1期，1938年，第22—23页。
[15] 林骥材：《范崇实与四川丝业公司》，《新世界月刊》第10期，1946年，第13页。
[16] 《四川丝业公司之过去与将来》，《联合经济研究室通讯》第4期，1946年，第18页。
[17] 《四川丝业公司1941年营业报告书》，重庆市档案馆藏，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全宗：0285-0001-0390。
[18] 张禹九：《抗战以来四川之金融》，《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12月15日，第64页。
[19] 卢显能：《中国农村借贷问题的研究》，《农村经济》第4卷第5期，1937年，第6页。
[20] 《甘蔗试验场各县糖蔗产量及甘蔗生产情况调查》（1936年），第62页，内江市档案馆藏，四川省农改所甘蔗实验场全宗：15-1-16。
[21] 吴嘉谟：光绪《井研志》卷8，第2页。
[22] 朱博能：《中国农村间之借贷情况》，《东南经济》第4期，1941年，第15页。
[23] 平汉铁路经济调查组：《万县经济调查》（平汉丛刊，经济类，第三种），光明印刷书店，1927年1月，第6页。
[24] 《关于整顿南充金融市场的函》，重庆市档案馆藏，聚兴诚商业银行全宗：0295-1-899。
[25] 《第二区制糖工业同业公会主席周仲元再告同业书》，第21页，内江市档案馆藏，民国川、陕、黔酒精厂（联）全宗：7-3-858。
[26] 李廷荣：《论重庆银钱业》，《中央银行经济汇报》第4卷第11期，1941年12月1日，第1—17页。
[27] 例如，四川省甘蔗试验场在其“沱江流域蔗糖业调查报告”中呼吁：“沱江流域产蔗最盛，农村间现呈着极度不安，此乃蔗糖生产事业之危机，所以谁都知道要改进川省糖业，必须从改进蔗农环境着手，普遍组织合作社使蔗农得到资金之周转，渐渐铲除各种不合理之现象，将应得之利润，归还到蔗农本身，然后再进而以技术来解决蔗农业、糖工业问题……因为现今蔗糖生产过程中之种种畸形事实，其最大原因，都是由于农村金融的枯竭，蔗农资金周转不灵，以致遭受各种剥削，组织合作社，贷放甘蔗生产资金，必定能将‘卖青山’、‘预卖糖’等苛刻剥削，渐渐铲除。”四川省甘蔗实验场：《沱江流域蔗糖业调查报告》，1938，第四章，第11页。
[28] 《办理资中县联社桔糖漏水储押贷款手续》，第25页，内江市档案馆藏，民国资中、内江银钱（钱庄）（联）全宗：13-2-107。
[29] 《糖商贷款业经办理详陈缘由及处理手续》，内江市档案馆藏，民国资中、内江银钱（钱庄）（联）全宗：13-3-56。
[30] 《关于续订四川盐务管理局富荣边计盐押汇、押款合约并将利息改为月息一分的函、呈》，第64—69页，重庆市档案馆藏，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全宗：0285-1-0277。
[31] 《工矿业贷款说明及申请手续》，《西南实业通讯》第8卷第3期，1943年，第46页。
[32] 《免除各区乡代表签名》，内江市档案馆藏，民国资中、内江银钱（钱庄）（联）全宗：13-3-56。
[33] 《据制糖公会呈请简化放款手续函请查照办理》，内江市档案馆藏，民国资中、内江银钱（钱庄）（联）全宗：13-3-56。
[34] 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4辑《抗战建国史料——农林建设（三）》，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第243页。
[35] 姜庆湘：《四川蚕丝业的复兴之路》，《四川经济》第3卷第2期，1946年，第77页。
[36] 姜庆湘：《四川蚕丝业的复兴之路》，第77页。
[37] 《准四联秘书处代电为准四川丝业公司向五行局借款5.6亿元令仰遵办报查由》，重庆市档案馆藏，邮政储金汇业局重庆分局全宗：0290-0001-0075。
[38] 《关于核准四川丝业公司在借款合约未签妥前先行动支1亿元的代电、函、呈》，第231页，重庆市档案馆藏，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全宗：0285-0001-0394。
[39] 《关于报送内江糖业停顿情形及聚行内江办事处现钞缺乏请止做内江汇款业务等的函》，重庆市档案馆藏，聚兴诚商业银行全宗：0295-1-1438。
[40] 《为报内江市糖业生产期银风例紧即期顶交款请勿过巨由》（1944年11月16日），重庆市档案馆藏，聚兴诚商业银行全宗：0295-1-1566。
[41] 《内江县政府公函》（1941年1月29日），内江市档案馆藏，民国资中、内江银钱（钱庄）（联）全宗：13-1-233。
[42] 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4辑《抗战建国史料——农林建设（三）》，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第243—244页。
[43] 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遵照四川省政府颁布之管理蚕丝业办法大纲于1937年成立，并按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规定命名，总部设于重庆陕西路92号，总经理为范崇实，在重庆及川东川北等地分设分公司、办事处、制丝厂、制种场及购茧庄等分支机构。具体设置情况为：川东区办事处、南充区办事处、三台区办事处、阆中区办事处、成都办事处、上海办事处；第一、二、三、四、五制丝厂；北碚蚕种制造场、巴县蚕种制造场、南充蚕种制造场、西充蚕种制造场、仁和蚕种制造场、阆中蚕种制造场、三台蚕种制造场；北碚冷藏库、南充冷藏库；川东区副产品厂；合川转运处、澄江镇转运处；川东区茧庄、南充区茧庄、阆中区茧庄及三台区茧庄。
[44] 《关于检送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1940年春、秋季借款合约及办理经过概况的呈、附合约》，第173—202页，重庆市档案馆藏，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全宗：0285-0001-0388。
[45] 《中国银行总处函报四川丝业公司续向该渝行贴现3千万元请登核备案》，第114—116页，重庆市档案馆藏，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全宗：0285-0001-0392。
[46] 《关于核准四川丝业公司在借款合约未签妥前先行动支1亿元的代电、函、呈》，第231页，重庆市档案馆藏，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全宗：0285-0001-0394。
[47] 高叔康在《后方游资问题》（《新经济半月刊》第3卷第9期，1940年）一文中指出，“现在后方游资充斥……以重庆一市来说，至少有三万万以上的游资，西南各省投资总额不过五万万元，而重庆一市游资之多，即占了西南各省投资总额的大半，不能不说是畸形的发展”。
[48] 《关于检送内江糖清产量及制糖公会与中省两行洽押糖清情形等的函》，重庆市档案馆藏，聚兴诚银行全宗：0295-1-877。
[49] 《为陈报十一月底糖清押放情形内拟增放该项押款额度500万元请予鉴核由》，重庆市档案馆藏，聚兴诚商业银行全宗：0295-1-877。
[50] 《自场生产贷款数目微末》，《釜溪通讯社稿》，自贡市档案馆藏，贡井盐场公署全宗：8-1-911。
[51] 姜庆湘：《四川蚕丝业的复兴之路》，《四川经济》第3卷第2期，1946年，第77页。
[52] 1944年1月10日下午2时，在重庆陕西路92号四川丝业公司本部，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25次董监联席会议，钱家骅主任报告1943年丝公司财务概况。《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25次董监联席会议记录》，第121—123页，重庆市档案馆藏，美丰商业银行全宗：0296-0014-0342。
[53] 《关于鄂西、达县、渠县调查报告》（1944年），万州区档案馆藏，中国银行万县分行全宗：J027-001-279。
[54] 李守尧：《四川之蚕丝业概述》，《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第120页。
[55] 康永仁：《重庆的银行》，《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3期，1944年。
[56] 寿进文：《战时中国的银行业》，1944。
[57]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民卅二年度营业报告书》，重庆市档案馆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重庆分行全宗：0310-0001-0251。
[58]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民卅二年度营业报告书》，重庆市档案馆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重庆分行全宗：0310-0001-0251。
[59]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民国三十三年度营业报告》，重庆市档案馆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全宗：0310-0001-0325。
[60] 杨寿标：《四川蔗糖产销调查》，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处，1940，第139、120、151、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