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销结合”下的上海中国国货公司
刁成林
内容提要 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由上海各大国货工厂及部分银行联合出资组建。公司建立了近代股份制企业的管理制度，以“专营国货”“产销结合”为特色，体现了1930年代外在政治与经济环境对百货行业发展战略的影响。国货公司的建立，也是基础薄弱的上海新兴国货工业在危机中联合自救的表现，推动了上海国货提倡运动的发展，也为近代百货公司的营业活动注入了民族主义消费色彩。
关键词 上海中国国货公司 国货运动 民族主义消费
1930年代，国货运动持续发展，但这一时期的世界政局和经济形势却有很多不利于国货销售的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国货界开始从生产、销售和金融三方面寻求合作，试图建立一个较健全的国货推销网，以促进国货运动的开展。[1]于是，以“产销结合”为特色的上海中国国货公司应运而生。
与上海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由华侨投资，经营环球百货不同，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由国货工厂及部分银行联合出资、管理，以专营国货为特色，是近代百货行业发展的一种新探索。但是，现有研究仅从企业内部股权、人事管理、消费文化等方面对四大百货公司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2]而对国货公司的关注相对薄弱。[3]
本文旨在利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相关史料，从企业史的角度出发，对1937年官股入资之前的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的成立、发展，公司的组织管理、营业活动的开展及特色等方面进行分析，考察公司内在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对1930年代上海国货运动以及近代百货行业经营发展的影响。
一 危机背景下公司的成立及发展
1930年代初，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自然灾害的频繁，世界经济危机的波及等原因，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特别是一·二八事变的发生，使上海民族工商业受到了沉重打击。据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统计主任、兼代国民政府统计局局长吴大均的粗略统计，“上海市政府管辖区域内，可以以数字形容的损失达1560049871元”。其中，工业方面，“被侵占区内有工厂597家，占全市工厂四分之一，受损失者过半数，计67991874元。全市工厂受直接间接损失之价值达97151287元”。[4]如何从危机中恢复国货工厂的生产，寻得国货销路，成为国货工商业乃至上海金融界亟须解决的课题。在此背景下，1932年3月，中国银行的张公权邀集实业界同人，首次举行了“星五聚餐会”，交谈各工厂所遇的困难，讨论如何恢复战火中受创工厂的运营。张公权认为，“吾国之国货运动，由来已久，仁人志士，呼号不绝。然其成效，或限于一时，或限于一地，其不能行之远而宏其效者，岂策动者之力有所不逮？余尝深思其故，盖产销金融各方未能打成一片，各行其是，力量分散，有以致之也。欲求国货运动之有效，非先从各方团结，集中力量不可”。[5]
于是，1932年8月，张公权联合国货生产、运销及金融各方面，吸收上海各业国货工厂为会员，成立了中华国货产销协会，以“集合本国工商行业同志，谋切实合作以利国货之制造与推销”为宗旨。[6]协会成立后便着手开展国货展览会、成立国货介绍所及中国国货公司等事业。[7]其中，1932年9月18日，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中华国货产销协会会员中国化学工业社、美亚织绸厂、五和织造厂、中华珐琅厂、三友实业社、一心牙刷厂、中华第一针织厂、华福制帽厂、胜德织造厂总计9家企业，在上海南京路红庙对面（今南京东路490号张小泉剪刀总店对面），联合组织了“九厂临时国货商场”，每天每厂提出两种货品发售，合为九厂十八种货品，寓意“九一八”，以示纪念。[8]到1936年为止，各大国货工厂又先后联合举办了4次九厂国货临时商场。
据主持九厂国货临时商场事宜的李康年回忆，商场“每天可以做七八千元的生意，平均每厂近乎千元，生意还好”。[9]所以，第一届九厂国货临时商场结束之后，临时商场的当事者商议，“在上海的都市里，不可没有一个规模宏大的国货公司”，作为国货推销的永久性场地。[10]于是，上海中国国货公司应运而生。
1933年2月9日，公司正式开幕，地址位于被称为“洋货之街”的南京路的大陆商场。该商场由1930年12月15日成立的大陆银行上海信托部投资建设，1931年5月动工，后因一·二八事变发生，工期耽搁至1932年4月完工，但因战后“疮痍未复、市面萧条”，商场底层门面租出极少，二楼商场全部空关将达一载。在此情况下，国货公司向商场租用房屋，一开始公司属试办性质，范围不广，仅租用了大陆商场二楼北半部和沿南京路铺面三间做营业场所，内辟盘梯，直达二楼。[11]商场一楼为陈列部，陈列各国货工厂的产品，二楼北部卖场有绸缎、皮件、化妆品、五金等20部，后扩充至40部。
公司以“利薄多卖”为宗旨，力图便于各大国货工厂产品的贩卖，节省宣传广告的费用，并以产品博大众之比较与品评，促使其改良品质。公司也试图使内地手工业出产的精美物品易于推销，不至胶守一隅，以致日渐零落。同时，公司还致力于使消费者知晓、辨认国货，便于消费者以最低廉之代价，取得最合需要之国产品，激发其爱国心。[12]因此，商场售品的范围不限于九厂，凡是国货工厂所产物品，自愿送去陈列寄售，他们都欢迎。[13]
据1933年2月10日的《申报》报道，公司刚开幕时，与其合作的工厂有数十家，委托贩卖的工厂约200家，开幕当天营业额达5万元以上。“上午9时，门未启时，门外顾客及道贺者，已肩摩踵接，鹄立以待，待开门络绎不绝，户限为穿，实为沪上自有国货公司以来未有之盛况”。[14]公司的设立，也被认为是“国货运动中的新事业，而且是国货运动的中心事业”。[15]之后，加入贩卖的工厂数量不断增加，1933年底时增加到1000家，到1934年底达到了2000家。[16]
公司营业额也不断增长，1933年4月止，公司营业额就已达到50万元以上。1933年4月15日，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增资至20万元。到1933年12月31日，营业额为208万元，盈余18065.08元。之后，1934年营业额为278万元，到1935年，营业额达283万元，盈余22369.64元。[17]随着经营状况的良好发展，中国国货公司顺应“沪上人士爱用国货之热烈”，继而扩充公司的规模。[18]
1933年4月公司第一次增资的同时，在二楼卖场增设南部商场，并更名为“上海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19]大陆商场也格外迁就，对其降低租金，按三折起租，半年后增加半个折扣，逐步加至对折为止。[20]1933年7月4日，公司又在西部设立“九九商场”（每种货物的售价均为9角9分）。这样一来，二楼卖场便相继扩充为东、南、西、北四部，出售商品包括衣、食、住、卫生、玩赏、儿童等日常生活用品，以更大规模、更完备的商品分类进行售卖。[21]1933年12月，公司又在新闸路池滨路口设支店，1935年8月，又设支店于南市小东门大成绸缎局旧址，1936年5月，公司还接办长沙中国国货公司，改组为长沙分店。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及长沙分支店先后收歇，归并总店。[22]
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经营的成功，使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更加充满了信心。为将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的模式推广到内地，进一步推广国货事业，1934年，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将1933年3月10日成立的与上海中国国货公司同样作为其事业之一的国货介绍所，改组为“中国国货公司、国货介绍所全国联合办事处”，简称“国货联办处”。[23]国货联办处成立后，便着手协助各大城市开设国货公司，到1936年4月为止，先后在郑州、长沙、温州、镇江、济南、徐州、福州、嘉兴、重庆、广州、西安、昆明12个城市成立了国货公司。
在此基础上，1936年10月，实业部所属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又联合中华国货产销协会共同筹设了官商合资性质的“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简称“联营公司”，于1937年5月12日正式开始营业。[24]因联营公司有协助各地国货公司发展业务的职责，因此，1937年7月，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第二次增资至40万元时，联营公司投资5万元。[25]1939年联营公司迁至重庆，1941年4月改组，原有官股由中国、交通、新华三家银行承受，抗战胜利后，联营公司再次迁回上海。[26]
可见，危机背景下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的成立及其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上海国货销路的扩大有积极影响，并且伴随各地国货公司的建立，国货联营事业逐步由上海向内地扩散，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国货销售网，有利于上海各大国货工厂开拓内地市场。不仅如此，向来以销售环球百货为营业方针的先施、永安、新新等百货公司，受中国国货公司的影响，也开始转变经营方向，增加国货工业品的进销，以加强竞争。[27]
以永安公司为例，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永安公司经销的国货工业品只占公司全部商品的2%，连同土特产、手工艺品合计在内，也只占25%。但是，到1934年，永安公司所经销的国货已占公司全部商品的60.5%，并在这之后一直呈持续增长，1935年为63.1%，1936年上升到65.1%，1937年为65%。[28]同时，为了打开国货销路，1934年秋，永安公司这在公司四楼专辟了国货商场。[29]
同样，先施公司也认识到，“目击危机，良堪浩叹，本公司提倡国货，不敢后人”。[30]因此，为使国人了解上海、香港、广州的工商状况，先施公司编辑《国货特刊》，刊登历年出入口货之统计，工商业种类之分配，“力图振作，以备将来发展工商业计划之根据”，并论述中国商业之变迁以及国货运动实施的情景等，“收集舆论，以资观摩”。[31]同时，先施公司还认识到“不能不本产销合作之精神，以谋经济复兴之方策”，先后于1933年4月、10月举行两届“联合国货展览会”。[32]
二 公司的管理机构及制度
1933年1月20日下午3点，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的创立会在上海香港路四号银行业同业公会召开，到会股东及代表共125人。公司筹得资本10万元，分为5000股，每股20元。[33]资本的筹集，除向各国货工厂筹集外，不足之数，经黄炎培、史量才等与有关方面联系，协调筹足。如表1所示，经过投票选举，当选理事分别为方液仙、蔡声白、任士刚、王志莘、方剑阁、叶友才、潘仰尧、史量才、张惠康9人，当选监察人为程年彭、蒉延芳2人。[34]经理为方液仙，副经理为李康年。
1933年4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决议将董事增加为11人，监察增加为3人。1934年3月10日，公司又召开第一次股东会，改选董事及监察人，董事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史海峰（史久鳌）、蒉延芳2人，监察为王振芳、孙瑞璜、程年彭3人。[35]到1935年，董事11人中，史量才变更为胥仰南。[36]可见，除董事人数增加外，其余人事变动并不大。但1937年7月，因官商合资的中国国货联营公司的投资，公司第二次增资至40万元后，增加官股董事、监察各1人，分别由时任实业部次长周诒春、国民经济建设总会程志愿担任。[37]
表1 上海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察人一览（1933年）
续表
从表1中公司董事、监察人的人员构成来看，多数为上海各国货工厂特别是新兴日用品国货工厂的创办人或主要负责人。因此，可以说上海中国国货公司实质是由投资的各大国货工业所支配。同时，董事王志莘为新华信托储蓄银行[38]的总经理，蒉延芳是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兼地产部经理，监察人孙瑞璜是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副经理，王振芳是中国银行虹口办事处主任，这样的人员构成，也是金融界与工商界的结合，解决了前文中张公权所说的“产销与金融未能打成一片”的问题。因此，中国国货公司的成立，被认为是“国货年中值得纪念的事实，同时也是中国商业史上一个新的开端”。[39]
这些人当中，方液仙曾跟随德国人学习化学知识，蒉延芳曾赴欧洲考察一年，蔡声白、李康年、王志莘、张惠康等都曾留学国外，高层管理人员的涉外背景也有利于公司吸收外来科学管理制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中，浙江“宁波商帮”[40]占多数，这主要与1930年代浙江“宁波商帮”在上海工商业中占据的重要地位有关。“宁波商帮”在上海的经营活动范围涉及航运业、金融业、商业、工业等，被称为“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41]的帮口之一。公司的成立，也体现了宁波帮商人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拓展经营新兴行业的精神。
公司董事会之下设置经理、副经理，负责公司全部工作。经理室下又设置人事、总务、营业、进货、会计五部，各部设有主任一人，分掌各部事宜。其中，会计部主任由中国银行委派，负责监督全公司的财务和会计等活动。[42]而在财会制度上，公司采用西式复式簿记，每天货物进出都有各项报表记录，一目了然。同时，公司还制订了一套与营业部相关的在商场中设收款会计的制度，将商场中收款人员划归会计部管辖，并将专售商品包扎工作的包扎柜设在收款柜旁边，进行复核，但归总务部管辖。这样就使得会计部、营业部、总务部之间形成互相监督的局面，以防止商品走漏。[43]
在业务管理上，与四大百货公司相同，国货公司也设置进货部负责进销业务，设营业部负责商场内各商品柜的业务指导和监督。但不同的是，虽然国货公司的进货部是统一的进货机构，各商品柜进货必须先开好进货通知单，送给进货部统一向工厂办理，但因为商品柜的柜长大多数是股东厂直接派来，权力较大。因此，进货时先由商品柜长看好花色品种，决定进货数量之后，再给进货部补开进货通知单。同时，各商品柜长有权决定哪些商品可销和能销多少以及制定销售价格或者在商品发生变质或过令等情况时决定降低售价。这样一来，进货与营业两部的工作既分工又相互制约，避免进销脱节，造成商品呆滞积压，影响资金周转。这也造成商品柜的推销以股东厂产品为主。[44]
人事考勤制度上，公司仿照商务印书馆的办法，设置考勤计时钟，通过每个员工的考勤计时卡进行考勤管理。[45]上班时，每人先到人事部取卡放入计时钟的校卡箱中，打印出几点几分，如果迟到一分钟，卡上就出现红字，同样，下班也要领计时卡。每月以卡上统计的数字，作为考勤和结算工资的依据。[46]
当然，这一时期，在南京路的百货商店几乎都是外商投资（如惠罗公司）或者华侨（广东籍占多数）投资经营，中国国货公司的资本、规模远不及这些公司。但是，从以上公司的组织管理制度可以看出，公司已具备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的特征，并且采取科学化管理方式，以“宁波商帮”为主组成的董事会是公司的实权机构，这就为公司的经营建立了相应的社会关系网络。投资的国货工厂，除传统的纺织业外，还涉及化学工业、电器等日用品工业。这些国货工厂通过国货公司扩大自己产品的销售市场，也折射出1930年代中国进口替代工业特别是基础薄弱的新兴国货工业联合寻求出路的发展轨迹。
三 公司营业活动的开展及特色
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的经营范围较广，品种繁多，包括洋货、国货，由于货源不同，其进货渠道和方式也不同。洋货主要从上海的洋行和东西洋庄批发字号等进货，或直接从国外厂商进货。国货则直接去产地采办或从手工工场和工厂进货。[47]但是，上海中国国货公司是“产销结合”“工商结合”的百货公司，且又以专门经营国货为特色，因而在进货方式上与四大百货公司有明显区别，它的进货渠道主要分为合作厂、寄售厂和现进户三方面。
合作厂，一般以公司股东为主，是公司进货的主要对象。根据1934年公司编刊的《中国国货公司货名汇录》来看，化妆品柜台以出售中国化学工业社的产品为主，其他厂产品为辅，绸缎柜台以美亚织绸厂产品为主，内衣柜台以五和织造厂为主，搪瓷柜台以中华珐琅厂产品为主，袜子柜台以中华第一针织厂产品为主，帽子柜台以华福厂产品为主，牙刷柜台以一心牙刷厂产品为主。[48]这样一来，公司直接从这些合作厂进货，不但数量能满足，而且价格优惠。零售价格由公司自行制定，盈亏归公司负责。商品遇有损坏变质情况发生，也由工厂负责退还，即使物价波动，公司也可尽量出售，不受工厂限制。[49]
寄售厂也是公司的主要进货对象，凡国货工厂的产品，都可以委托公司寄售。这些工厂不是公司的股东，但公司为了扩大货源，增加收益，也乐于承担销售责任。寄售厂大都是中小型工厂，为谋求产品销路，也愿意这样做。寄售厂的进货价分两种，一种以工厂出厂价作为公司进价，销售价由公司自行制定，盈亏公司负责，这种厂的产品一般质量较好，市场上有一定销售基础。另一种是零售价由工商双方协商确定，公司按零售价提取10%～20%作为回扣，不负盈亏责任，货物售出后，货款定每月25日为结账日期，下月5号付款，付款时再开5天的期票，这样公司就可以占用工厂半个月的资金。[50]除此以外，为满足市场消费者需求，公司也采取现进户的进货方式，向批发商现进货物进行出售，每个月结算一次，但这种方式数量不多。
通过寄售的方式，公司进货后，工厂可凭公司进货单向中国银行贷款，利息由工厂负担，待产品出售以后，由公司代银行扣还贷款。这样一来，就实现了由工厂供给货物，银行调节金融，公司负责推销的“产、销、金融”相结合的运营模式。这种特殊模式的产生，也是受1930年代中国外在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影响，与1930年代的国货运动浪潮相呼应。
在销货方式上，中国国货公司与先施、永安、新新等百货公司一样，分为零售和批发，又以零售业务为主，普遍采取大廉价、发售礼券、邮售等销售策略。但它也有自身的特点，其主要营业活动的开展主要有以下几点。
1.广泛利用“爱用国货”宣传
公司长期在《申报》中刊登大篇幅的宣传广告，罗列各项特价产品价目，并以“请中国人，用中国货”“服用国货，是国人天职”“是中国人，用中国货”等作为宣传标语，并自称“全国最伟大最完备的国货总库”。这些具有爱国色彩的煽动性宣传标语，成为国货公司宣传的一大特色。
除了视觉性的广告图片宣传以外，国货公司还通过短文叙事性的宣传形式，将爱用国货的宣传生活化，以吸引顾客。如一则“爱人的礼物”的短文，叙述了一个名叫张一民的丈夫为妻子秀英购买了中国国货公司的衣服，妻子秀英收到礼物后，“把那盒子细看，上面印有中国国货公司字样，这样使她相信了，那新装是中国货，欢喜很了不得”。[51]再如一则题为“我嫂嫂的经验”的短文，叙述了作者的嫂嫂传授给她的如何经济时装的经验：“服装的美不美，不全在衣料，却在缝制的是否得意”，而缝制的衣料，“舶来品太贵，自然拣选国货”，而国货衣料的购买，“以大陆商场中国国货公司最可靠，且价格最相宜”。[52]这样的文字宣传，较直接爱国色彩的煽动性的宣传标语来说，更与普通消费者的生活相联系，以一种通俗化、生活化的方式，对中国国货公司的商品进行了宣传，刺激了普通消费者的信心和购买欲。
2.季节性的大廉价活动
1933年2月9日中国国货公司开幕当天，即开始了21天的“开幕大廉价”活动。随后，公司常常巧立名目，根据季节的变化以及利用各种纪念日等推进大廉价活动。以1933年为例，如表2所示，公司所开展的大廉价活动从公司开幕一直持续到1933年12月，几乎每个月都有廉价活动，并且大多数季节性大廉价活动的时间都是21天，或者在此基础上延长。[53]同时，在公司南部商场、九九商场开幕之际，公司又继续进行大廉价活动。除此以外，公司还常不定期开展儿童服装、各种皮具、摩登时装、男女皮鞋等特卖活动。可以说，仅在1933年一年中，公司就有一半时间以上都在进行大廉价活动，“大廉价”已成为公司常态化的经营状态。
表2 大廉价活动统计（1933年2—12月）
3.特定主题的国货展览活动
除了常态化的大廉价活动以外，上海中国国货公司还应时应景地举办各种特定主题的国货展览会活动。1933年3月16日，筹备参加美国芝加哥博览会的出品协会与上海中国国货公司合作，在大陆商场二楼举行“芝博会出品展览”，展期两周，后又延长至4月2日。[54]随后，1933年4月4日，公司借儿童节之际，在商场南部举办“儿童游乐市”，将国货贩卖与儿童消费联系起来，试图从儿童入手培养使用国货的习惯，这一举动被称为“破天荒的美举”。[55]
因投资该公司的股东都为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的会员，所以公司营业活动的开展也积极配合协会的活动。1934年6月，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发起“西北国货流动展览团”，前往开封、郑州、西安、兰州等地举行国货展览，所展产品除参加工厂自行出产的外，非参加工厂的产品则由上海中国国货公司负责选配。[56]为推进国货至内地及海外，1936年1月，国货公司又与上海市地方协会、市民提倡国货会、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等14个团体一起成立了上海市国货运动联合会，国内以长江流域、国外以南洋群岛各埠为主要区域，进行国货宣传、调查、展览、研究等工作。[57]
4.礼物柜的设置及礼券的发行
在送礼之风盛行的上海，中国国货公司还把能馈赠亲友的礼物等商品如绸幛、镜框、银质器具等，集中起来成立礼物柜进行销售。除此以外，公司还设礼物部，制定《礼物部代送礼物简则》，由专员负责办理，可以代客设计加工各种礼品，顾客如果购买礼物柜的商品，且委托公司去代送婚、丧、寿庆等，售价还可以打九折。[58]
另外，公司还特设了礼券部，发行一元、二元、四元、十元四种礼券以及一种空白礼券，以便临时填写。这种礼券，除可以向中国国货公司提取各种商品外，还可以向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兑取现金。[59]这样一来，国货公司通过礼券的发售，也可以吸收一部分社会资金。同时，公司宣传说，“以本公司礼券送人，即劝君亲友服用国货”。[60]这就又为礼券的发售赋予了一层在自己购买国货之上，还通过赠送礼券，劝他人也加入“爱国”行列的意义。
5.九九商场的设置
1933年7月，国货公司在大陆商场西部设置九九商场。所谓“九九商场”，就是把几种商品凑成一组，这些商品几乎都是与衣、食、住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用品，每组售价均为九角九分。各种商品不拆零贩卖，以一组为购买起点，每一组的品种组合也有所不同，由顾客按需要挑选。根据1934年公司编刊的《中国国货公司货名汇录》所载的“九九商场九角九分货品名一览”统计，这样的组合货品多达124种。[61]这种组合商品销售的方法，始创于上海英国惠罗公司。为迎合顾客喜欢廉价和购物方便的心理，惠罗公司以一段衣料或几样日用品缚成一扎，标价1元，种类繁多，任凭挑选。[62]所以说，中国国货公司所售的商品虽标榜为“国货”，但其所用的销售方式也通过学习、模仿西方近代百货公司的经营方式，在吸取近代营业制度之上，结合自身经营情况而构造出新的特色。
至于“九九”这个名称的由来，主要是根据当时商业税率规定而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草拟了《国民政府财政部印花税暂行条例》，1927年11月23日由财政部公布实施。其中，关于铺户所出各项货物凭单应贴印花的凭证，规定金额在1元以上未满10元，贴印花1分，10元以上的贴印花2分。[63]因此，销货不满1元的商品，不需开销货发票或者贴印花税，中国国货公司定价“九角九分”的商品，就是根据这一暂行条例来打造的，既迎合了消费者购买便宜和方便的需求，又将国货公司自身利益的追求最大化。
可以说，国货公司在与华侨资本的四大百货公司竞争时，既有模仿又有自己的特色。公司并没有像四大百货公司那样设置游乐园等极具娱乐性的设施来吸引顾客，而是赋予商品以“国别”属性，在整个经营活动中贯穿“国货消费”这一理念，使得消费者在原本的“廉价”与“品质”的消费选择之外，还多了一层“是否爱国”的思量。
四 结语
上海中国国货公司是上海各大国货工厂及部分银行在1930年代初期国内外社会大环境衰退、经济形势恶劣的背景下，联合出资组建的一家百货公司。公司以合作厂、寄售厂和现进户的方式，吸收各类国货工厂的产品以及内地手工制品，被称为上海最完备的国货总库。但实际上，公司所销售的商品主要以股东厂的产品为主，而股东及合作厂又多以浙江“宁波商帮”占多数，形成了以“宁波商帮”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伴随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的成立，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国货公司及国货介绍所，致力于推动1930年代国货运动的开展，使得国货的销售网络逐渐由上海向内地市场扩展。
公司在与华侨资本为主的四大百货公司竞争中，以“专营国货”为特色，是民族资本企业对百货行业的一种探索。同时，也是以化工、食品、电器等新兴国货工业在面对外来洋货的竞争时，因资本力量薄弱而采取“产销结合”的方式应对“商战”、联合自救的体现。在此基础上，公司还通过与中国银行、新华储蓄银行等银行合作，调节工厂周转资金及监督公司财务管理，可以说也是“产、销、金融”的结合，标志着这一时期上海都市空间的国货运动开始从各方面走向联合。
公司建立了近代股份制企业制度，而投资的国货工厂也多采取近代工业生产方式，以增强自身行业竞争力。公司采取近代科学管理方法，与其他环球百货公司有不少类似之处，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在进销货的结合制度方面，商品柜的柜长权力较大。公司营业活动的开展，主要以“爱用国货”为宣传点，进行常态化的大廉价活动，并开展各种特定主题的国货展览。但是，这种通过廉价的力量并给商品赋以“爱国”标志，试图影响消费者购买选择的方式，是否激发了普通消费者的爱国心，仍是一个疑问。但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国货公司的创立确实对1930年代上海百货业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以销售中高档洋货为主的环球百货的先施、永安、新新等公司也加入国货宣传、销售的行列，这体现了1930年代上海的百货行业也开始在商品销售中重视“民族主义”消费色彩。
（作者单位：日本立命馆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1] 关于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的研究，可参见潘君祥《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另外，近年来美国学者Karl Gerth从消费文化的角度出发，为国货运动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Karl Gerth，China Made，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3）。
[2] 关于“四大百货公司”的研究，可参见：〔日〕岛一郎《近代上海にぉけるデパート業の展開》，《经济学论丛》第47卷第1号，1995年，第1—61页；Wellington K.K.Chan，“Selling Goods and Promoting a New Commercial Culture：The Four Premier Department Stores on Nanjing Road，1917-1937”，Sherman Cochran，Inventing Nanjing Road：Commercial Culture in Shanghai，1900-1945，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rogram，1999，pp.19-39；连玲玲《企业文化的形成与转型：以民国时期的上海永安公司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9辑，2005年，第127—173页；《从零售革命到消费革命：以近代上海百货公司为中心》，《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第76—93页；〔日〕菊池敏夫《民国上海の百貨店と都市文化》，研文出版社，2012；顾宇辉、李一翔《近代家族企业的股权结构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以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为考察对象》，上海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2辑，上海三联书店，2012，第89—106页；宋钻友《永安百货与上海摩登时代的生活时尚》，《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2辑，第107—128页。
[3] 目前涉及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的研究，可见陈正卿《上海中国国货公司在战时后方》，《档案与历史》1987年第3期，第64—71页。该文主要分析1941年之后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的股本构成、活动及对战时后方经济发展的作用，未涉及公司成立初期概况。
[4] 上海市政府管辖区域包括闸北、吴淞、江湾、真茹、引翔、殷行、彭浦、南市等，均为直接受灾区。《沪变损失之中央初步估计》，《工商半月刊》第4卷第4、5号合刊，1932年3月1日，第3—5页。
[5] 《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十周纪念刊》，1947，“张公权序”，第5页。
[6] 《本会章程》，《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每周汇报》第1卷第4期，1933年6月28日，第19页。
[7] 协会由张公权任任理事长，杜重远任总干事，但吸收的会员以一业一户为限。关于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的研究，可参见潘君祥编《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第123页。但是该研究只是对协会的概况进行了介绍，对其组织构成、活动开展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8] 柯定盦：《中国国货公司的发起与成立》，上海晨报社编《上海市之国货事业》，上海晨报社，1933，第20页。最早的国货商场可以追溯至1925年，上海总商会借助“市民提倡国货大会”，率先在南市筹备开设国货商场，地址位于上海老北门东首民国路，1925年7月5日正式开张。上海工商社团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工商社团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285页。
[9] 李康年：《经营国货事业之贡献》，《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每周汇报》第2卷第22期，1936年，第4页。李康年，浙江宁波人，1898年生，1913年入宁波大昌纸号当学徒，满师后任该店司账，1925年经人介绍，到上海中国化学工业社任总务科长，后担任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经理一职。
[10] 上海晨报社编《上海市之国货事业》，上海晨报社，1933，第20页。
[11] 谈公远：《上海大陆商场始末》，陆坚心、完颜绍元编《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4），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第172页。
[12] 《中国国货公司开幕宣言》，《申报》1933年2月9日。
[13] 《中国国货公司开幕志盛》，《申报》1933年2月10日。
[14] 《中国国货公司开幕志盛》，《申报》1933年2月10日。
[15] 杜重远、潘仰尧：《中国国货公司之使命》，《申报》1933年2月9日。
[16] 据公司经理李康年回忆，参加的工厂数达到2000家以后，公司便不再要求增加了，原因是2000家工厂的产品已经足够推销，且有些产品是相同的。公司在负责推销这些国货产品的基础上，还应该担负起督促国货工厂改进产品的责任。李康年：《经营国货事业之贡献》，第4页。
[17] 就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而言，1934年公司盈余状况不详。1933—1935年的营业额，可参见《介绍全国唯一伟大百货商店上海中国国货公司》，中化工业国外贸易协会编《南洋商业考察团专刊》，1936，第179—181页。1933年、1935年的盈余，参见《上海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266-1-623。
[18] “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增股计划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266-1-623。
[19]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登记换发执照稿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经济部门档案：17-23-01-72-20-012。
[20] 谈公远：《上海大陆商场始末》，第172页。
[21] 公司东部为皮件部，经营较大件商品；北部有绸缎、化妆品、针织、内衣、文具、饮食等16部，针对妇女的商品较多；南部于1933年6月20日开业，有土产、糖果、电器、布匹等20部，以各种日常生活用品销售为主。《中国国货公司各部图略》，《申报》1933年6月29日。
[22] 《上海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简史》（联合征信所调查报告书，1947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78-2-15430。
[23] 国货介绍所是以“搜集各厂之优美出品，介绍于国内外市场，服务社会便利选购”为宗旨的机构。《中华产销协会国货介绍开幕》，《工商半月刊》第5卷第8号，1933年，第73—75页。联办处的概况可参见《国货公司及国货介绍所联合办事处成立》，《工商半月刊》第6卷第6号，1934年，第87—88页。
[24] 王志莘：《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概述》，《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十周纪念刊》，1947，第20—21页。另根据潘君祥的研究，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的设立也与1935年3月张公权辞去中国银行总经理、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后，改变大力扶持国货事业的政策，取消了对国货联办处的支持有关。潘君祥：《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第127页。
[25] 《中国国货公司昨开临时股东大会》，《申报》1937年7月26日。
[26] 周节之：《国货运动中的产销协会和联营公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75—180页。
[27] 上海百货公司、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编《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第145页。
[28]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32、136页。
[29] 但是，因为资金困难，永安公司的国货商场无力全部自进自销，便采取寄售一些国货工厂商品的方式，营业并不理想，不到半年便宣告结束。此后，永安公司又计划在即将落成的位于南京路浙江路口的永安新厦筹办规模较大的国货商场，准备1937年9月1日正式开幕，但是，离开幕只有十几天，“八一三”炮声一响，历时两年筹设的永安国货商场也就因此流产了。《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第134、135页。
[30] 先施公司编《国货特刊》，1933年，“发刊辞”，第1—2页。
[31] 先施公司编《国货特刊》，“自序”，第7页。
[32] 先施公司编《先施公司第二届联合国货展览特刊》，“发刊辞”，1933年10月。
[33] “中国银行投资各事业概况一览表”（1938年1月14日）。1936年，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成立后，是年3月第二次增资至40万元，1939年8月第三次增资为60万元，1940年3月第四次增资至100万元，1941年7月第五次增资至250万元，1942年6月第七次增资为600万元，同年11月第八次增资为1200万元，1943年8月第九次增资为4800万元，1947年第十次增资为48000万元，同年12月第11次增资为120亿元。参见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二），档案出版社，1991，第1751页。
[34] 股权数统计参见《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会纪录》，《申报》1933年2月2日。
[35] 《关于决议增资之股东会议录》（1933年4月15日）、《新旧股东全体股东大会决议录》（1934年3月10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经济部门档案：17-23-01-72-20-012。
[36] 《第三届股东会报告》（1935年2月2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Q266-1-623。
[37] 《中国国货公司昨开临时股东大会》，《申报》1937年7月26日。
[38] 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是由1914年成立的新华银行在中国、交通两银行增资改组下设立，其在工商业往来业务方面，以中小型民族工商业为主要对象，与国货厂商关系密切，不仅对其进行放款，还进行投资。吾新民：《王志莘、孙瑞璜与上海新华银行》（1987年7月），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经济金融（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89—198页。
[39] 上海晨报社编《上海市之国货事业》，上海晨报社，1933，第21页。
[40] “宁波商帮”指旧宁波府所属鄞县、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六县在外埠经营的商人，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形成的商业集团。张海鹏、张海瀛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第107页。
[41] 吴拯寰：《旧上海商业中的帮口》，《上海地方史资料》（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第102页。
[42] 《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178页。
[43] 林炳炜：《李康年与中国国货公司》，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第269页。
[44] 《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178页。
[45] 当时上海使用考勤计时卡的只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国国货公司。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各部分均设有倒班钟，以为职工工时的记录。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人事管理概况》，1935，第47—48页。
[46] 中国国货公司的经营管理制度主要是仿照上海商务印书馆，并参照先施、永安、新新等百货公司行之有效的制度加以改进的。《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178、263页。
[47] 《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127—128页。
[48] 为提倡国货之精神，翔实列载搜集之物品，以启爱国人士之注重，中国国货公司编刊《中国国货公司货名汇录》于1934年出版，分部罗列公司货品名目，综观各部，其货物以合作工厂出品占多数。
[49] 《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133页。
[50] 《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133—134页。
[51] 刘曾慰：《爱人的礼物》，《申报》1933年5月11日。
[52] 伊丽：《我嫂嫂的经验》，《申报》1933年5月18日。
[53] 就目前笔者掌握资料来看，21天的廉价活动天数，与该公司同永安、先施、新新、大新、丽华五大百货公司共同订立的合作协约有关。该协约草稿规定，因六家公司营业相同，利害与共，因此欲对内对外，力谋一致，共图健存而臻繁荣。所以，六家公司共同规定每年大减价不得超过六次，即春、夏、秋、冬四季共四次及特别减价两次，每次之天数最长不得超过21天等内容。该协约草稿原件未载日期，立卷归档者估计时间为1937年6月，但按照中国国货公司的减价活动来看，其实施应该早于这一时间。《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国货、丽华六大百货公司合作协约草稿》，上海市档案馆、中山市社科联编《近代中国百货业先驱——上海四大公司档案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第348—349页。
[54] 1933年初，因国内时局紧张、财政困难等因素，原本筹备参加美国芝加哥博览会的出品协会的各种准备事宜，被迫奉令停止。但筹备出品协会方面，“因筹备征品，为时甚久，牺牲劳力金钱亦至巨，故不愿中途停止”。《芝博会出品协会昨招待新闻界》，《申报》1933年3月15日；《芝博会出品展览今日开幕》，《申报》1933年3月16日。
[55] 潘仰葊：《儿童与国货》，《申报》1933年4月6日。
[56] 《定期出发之西北国货流动展览团》，《申报》1934年5月18日。
[57] 《十四团体发起国货运动会》，《申报》1935年12月28日；《国货运动联合会昨开各组联席会议》，《申报》1936年1月18日。
[58] 《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第140页。
[59] 《中国国货公司发行礼券》，《申报》1933年2月11日。
[60] 《中国国货公司广告宣传图》，《申报》1933年3月9日。
[61] 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编《中国国货公司货名汇录》，1934，第102—105页。
[62] 上海英商惠罗公司，于1904年英国商人皮雷（Prior）租得上海大马路（今南京东路）近外滩一家广东银器铺子的楼面三间房间充作店址，1908年迁入南京东路、四川路口的新址，是上海外商经营的一家大型百货大楼。佚名：《我所知道的上海英商惠罗公司始末》（1986年2月），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73页。
[63] 1929年2月，国民政府修正《印花税暂行条例》；1934年12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印花税法》，其中规定发货票、银钱货物收据、账单等，金额不满3元者，不贴印花；1935年7月23日，财政部公布了新的《印花税税法实施细则》，并于1935年9月1日起，全国一律实行，原颁布的印花税暂行条例及有关解释例案和各省单行章则，一律作废。江苏省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编写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4辑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第1914—19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