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历史之真实
——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逻辑嬗变
杨永加 孙志辉[1]
【内容提要】本文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立足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现实与抽象的双重互向批判阶段，《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立足现实扬弃抽象性的“实践”阶段和《哲学的贫困》之后的历史之真实阶段。通过对这一逻辑嬗变过程的分析，本文指出马克思不是单靠从现实即实践——当下发生的现实——出发而走向科学的，而是依靠从历时的现实即历史出发才走向科学的。
【关键词】互向批判 扬弃抽象性 历史之真实
马克思踏入哲学领域时，恰值黑格尔哲学瓦解、青年黑格尔派崛起，各种思想进行激烈的争论和交锋，“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其速度之快是前所未闻的”[2]。但无论是哪一派哲学，都只抓住了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在最后一点生命的火花熄灭之后，这具残骸（黑格尔哲学——笔者注）的各个组成部分就分解了，它们重新化合，构成新的物质。那些以哲学为业，一直以经营绝对精神为生的人们，现在都扑向这种新的化合物”[3]。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澄清黑格尔哲学已经成为当时哲学最重要的任务，马克思正是在对黑格尔哲学不断进行深入批判的过程中，创立了自己的哲学。
一 艰难曲折的双重互向批判
黑格尔“把对象的本质或自在称为概念而另一方面把作为对象的概念理解为对象”[4]，得到了一部概念的历史，镶嵌在概念宝塔顶尖的夜明珠便是“国家”。当马克思面对物质利益要发表意见时，发现在黑格尔那里作为逻辑产物的“国家”不过是一个虚幻的观念，并不是民众可以依赖的真实归宿，反倒是统治者（物质利益）用来作恶的卑鄙工具。但在黑格尔深刻而自洽的逻辑面前，单纯经验层面的批判是那样的苍白无力。因此问题的关键是从逻辑上摧毁黑格尔的概念体系，但难题是如何才能在逻辑上洞穿黑格尔逻辑体系。
通过研究黑格尔法哲学，马克思得出这样的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5]完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马克思在巴黎开始了深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称《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试图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考察”[6]。
在《手稿》中，马克思发现在黑格尔那里，“人=自我意识”[7]，自我意识的对象化构成人类社会的历史，德意志是历史的制高点，它具有自由意识，具有保护自由的法律，民众可以在自由竞争中充分展现自由意志，而国民经济学却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德意志不过是敞开着大门的人间地狱，劳动作为一切财富的本质，沦为最低贱的商品。因而马克思写道：“他（黑格尔——笔者注）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文字加黑或加着重号均系原文如此，下同——笔者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8]这个消极方面是什么？当劳动成为人本质的自我确证，那么劳动过程就是人本质自我异化的过程，对过程进行控制和对劳动产品进行掠夺也就意味着人本质的丧失，“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自身的东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9]。这正是国民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但是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10]。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学把应当阐明的东西当成了前提。因此，问题的关键演变成揭露这个应当阐明的本质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异化的结果只是异化过程的结果，“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11]。劳动对于人来说，本是一种肯定自己、感到幸福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但是异化劳动是一种否定自己、折磨自己、摧残自己的活动，只是一种“外在的东西”[12]，是非本质的东西。人只有在劳动之外、在人的活动之外、在本能之中、在动物的机能中，才能感到幸福和舒畅、才能感到自己是人，所以正是因为劳动的异化造成社会本身的异化。表面上看，马克思这里仍是用现实劳动状态否定抽象的外化，而在深层上则是用黑格尔劳动人本质的逻辑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逻辑构造出了新的人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否定了现实的劳动过程。这里呈现这样一种逻辑图式：因为现实社会的异化状态，马克思发现了劳动对象化（异化）的消极方面，这是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但国民经济学只停留于表象层面，缺乏对劳动异化的深层批判，马克思则用自己新的人本质理论批判劳动的异化过程，并揭示出它如何转化为异化的劳动。当马克思用自己新的人本质理论批判劳动的异化过程时，他实质上完成了两对互向批判的同构，即（1）现实立场上的国民经济学对黑格尔抽象的对象化的批判与抽象的新人本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2）新的人本质内部包含的黑格尔的劳动人本质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的互向批判。
正因为马克思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所以他在论述完了“异化”的四个层面之后说：“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13]如何说明这一冲突？马克思说：“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就是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14]如果说国民经济学把结果当成了前提，缺乏对异化劳动的深入批判，那么，马克思在这里对私有财产的发展和劳动的异化关系也还缺乏深入的批判，所以严格讲来，马克思在《手稿》中还没有解决国民经济学的问题，因此也就没能在逻辑上真正洞穿黑格尔哲学。
二 扬弃抽象性的现实
在《手稿》中，马克思的逻辑支撑点是他新发现的人本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称《提纲》）对人本质的重新界定标志着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提纲》第六条写道：“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在这里，“现实性”是马克思新的思想支点。
在费尔巴哈看来，“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不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16]。其实将主体当作原则并以其同构客观世界正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基本原则。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这一想法实在太过天真，因此《提纲》中的“感性活动”首先是针对费尔巴哈的抽象性而言的。《提纲》第四条：“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17]马克思进一步说明费尔巴哈的根本症结在于“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18]。在这里，费尔巴哈的最高法宝——囊括一切抽象属性的“人”——被打倒在现实的尘世中，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的土壤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称《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再次强调：“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19]在紧接着的几行，马克思进一步确认了这种考察方法的前提是植根于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
着眼于现实意味着对生活本身的理性研究，马克思沿着这一逻辑展开了以后的思想历程，就此张一兵疾呼：“正是马克思一句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实际上宣布了一个新的哲学时代。”[20]这个哲学时代便是“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21]。
最深奥的哲学问题是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这个新的哲学时代，它被归结为最基本的经验事实——“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2]这一命题在知识形态的逻辑层面划清了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界限。在旧唯物主义那里，意识［das Bewuβtsein］是自在之物的直接派生物，而在新唯物主义这里意识［das Bewuβtsein］是主体历史生活过程建构起来的认知能力和认知结构对自在之物的映射。正是有了这样一个逻辑线索，马克思、恩格斯转而对社会历史及其基本前提进行分析，在社会历史生活过程中揭示意识的现实历史本质。
三 走向科学的历史之现实
《形态》坚持彻底的现实性思路，开始向现实的第三个层面跃迁[23]，但是现实的真正深入，恰好是历史，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说的“事物的真正面目及其产生情况”。真正由现实深入的历史是历时性的现实，是各个现实片段的真实联结，而不是某一断面的现实。《形态》从现实方面彻底摧毁了青年黑格尔派的逻辑抽象，但无法穿透经济学的现实抽象，而这种现实抽象又是真正与黑格尔同质的东西，只不过黑格尔抽象出了主体方面的精神，政治经济学抽象出了物的价值。只有跳出断面化的现实这一领地，以历时性现实扬弃碎片化现实所产生的幻觉，才能真正洞穿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抽象，揭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伪科学性。所以恩格斯后来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说，《形态》第一章并未写完，写好的部分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阐述，而“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24]。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指出了思维进展的一个重要线索：历史。
实际上在《形态》的末尾，历史的方法已初露端倪。如果仔细对照着阅读，我们会发现第1章第4手稿中有关分工与所有制的论述策略与其他部分有所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写作中引用了大量史实，但这些史实大都是在现实-抽象这一实证意义上被使用的，而唯独这一部分是向历时性考察的过渡。在这里，历史首先是在历时性意义上被使用，在这一逻辑的内部，它才在实证意义上被使用，这是质的变化，也是现实考察从断面向纵深发展的必然结果。可惜这条逻辑线索在《形态》写作末了才出现，并且《形态》未写完又被迫中断，所以这一工作在《形态》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展开，这在《哲学的贫困》（以下称《贫困》）中才开始全面展开。
蒲鲁东的经济学以原子式个人为起点，因而也就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市民即工业生产的结果为出发点。在哲学方法上是形而上学的，他把范畴本身当成从远古时代起就一成不变的事实。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只是在随意编排历史，用特有的历史辩证法把经济学家的范畴排好顺序，即用“建议”代替发生过的史实，用一些矛盾的概念替换掉经济学中真正有价值的概念，然后按照他对这些矛盾概念的理解，推演出经济学的范畴。所以马克思说：“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由于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只要把这些思想（它们在每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末尾已经按字母表排好）编一下次序就行了。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25]正是因为这样，蒲鲁东在企图靠近现实经济过程的地方又远离了它们，这些都被上帝的神秘启示所取代，所以他才会把商品的价值和交换价值混为一谈，建议把货币取消，提倡成立劳动银行，让劳动直接同劳动相交换，在这一点上反映出他对商品和价值的本质缺乏真正的了解。因而他实际只不过是把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实现了的东西用到将来，并将其幻想成为一场革命。
在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中，仔细读来可以发现马克思是从一种历时性的广角来判定蒲鲁东所用概念所处的时空位置，在此基础上在更广阔的时空场域同蒲鲁东的抽象概念对抗。蒲鲁东无法承受这样猛烈的炮火，因而在其《贫困的哲学》一书中，他千疮百孔地站在世人面前。这也是马克思用来与资本主义经济学对抗而最终走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领地的关键。马克思的这件新武器，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示，在那里，资本主义永恒的美梦被惊醒，它有自己的诞生、成长与消亡过程。[26]在《资本论》中，每一个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里是坚固的僵硬的范畴，如商品、价值、资本、分工、交换、生产等，马克思都是首先用历史眼光洞穿它，然后加以详细的定时态剖析。透过历史，马克思清晰地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即原子式的个人不过是历史的结果，“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27]，孤立的个人、鲁滨孙只不过是缺乏想象力的虚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28]。个人是历史的产物，那么以个人存在为前提的雇佣劳动和市场交换也就只能是历史的产物。雇佣劳动的科学性以市场交换的伪科学性为前提，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并不等于劳动创造的价值，资本家正是靠榨取这一价值差额而发财致富，资本主义的“真正生产”只存在于工人的身体这一隐蔽车间内。
在这里，“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真正体现出来。这在黑格尔那里是建立在一次性的抽象所产生的观念基础上的统一。黑格尔以模糊的观念、范畴为前提，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展示出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然后找到历史的旁证。但是黑格尔的模糊观念、范畴本身又是从真实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所以读者往往又能感到沉甸甸的历史，这是黑格尔哲学的秘密。而在马克思这里，情况则是这样：把事情本身作为对象，分析事情自身产生的历史过程和展开的内在线索，因而逻辑是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是客观的逻辑。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引用考夫曼的那段话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29]在此还必须指出：历史在这里既不是表现为僵死的史实的堆砌，也不是表现为对整个人类社会过程的记叙，而是表现为把资本主义经济学当作前提的关系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准确定位，并在这种准确定位的基础上，对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过程做进一步细致精确的分析，从而揭穿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可以说，资本主义经济学从当下的事实直接开始抽象，这是缺乏历史定位的抽象，因而是一种无根基、无纵深的平面化抽象，所以它无法说明其自身的产生发展过程，也无法真正认清自己的矛盾。因此，完全的现实主义无法真正颠倒黑格尔。马克思不是单靠从现实——当下发生的现实——出发而走向科学的，他是靠历时的现实而走向科学的。这种思维方式完全扬弃了近代截然二分的思维方式，但是马克思不是如黑格尔那样指认思维与存在直接同一，而是让思维在历史性运动中实现二者的统一。这样，马克思就摧毁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
[1] 杨永加，中共中央党校哲学博士；孙志辉，空军预警学院副教授。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1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3页。
[4]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5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1页。
[6]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第190页。
[7]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2页。
[8]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1页。
[9]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2～53页。
[10]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0页。
[1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4页。
[1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4页。
[13]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1页。
[1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5页。
[16]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读》上卷，荣震华、李金山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10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0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
[20]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368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8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
[23] 龚丽娜、杨永加：《浅论马克思现实人道主义精神》，《理论月刊》2008年第1期。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66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98～599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0～66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6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8～5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