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虚无主义：形式幻觉抑或文化共鸣？

虚无主义具有浓厚的西方色彩。但这个舶来品却引起当代中国学者的关注。这是学界的形式幻觉，还是文化内容的共鸣？直白地讲，虚无主义与我们有关系吗？如果有的话，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此，学界颇有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虚无主义之于中国，纯粹邻猫生子而已；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虚无主义与国人的生存切身相关。

将虚无主义指认为纯粹的西方问题，与当代中国没有关系，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虚无主义问题是一个纯粹的西方事件，“Nihilism”（虚无主义）中的“nihil”意指“无”，与“creation”（创造）对应。在西方基督教的背景下，只有上帝才能创造，而人只能在上帝给予的质料的基础上进行建构（construction）。亦即，上帝造人之际同时也创造了虚无，只有在基督教的信仰情结中方能体验到生存的虚无。所以，虚无主义能不能嫁接到中国文化上，这个有待考察。其次，从中国本身而言，虚无主义的体认究竟切身到怎样的程度？可以说，中国的问题不是虚“无”，而是虚“物”。虽然道家有关于“无”的学说，但究其本质，这只是一种艺术体验，不足以构成西方这种程度的困扰和焦虑。因而，我们还没有达到虚无主义的高度，不必为虚无主义过度焦虑。[1]最后，必须明确区分两个命题，即“虚无主义作为理论学说与中国的关系”与“虚无主义作为现象与中国的关系”。虚无主义是纯粹的西方哲学问题，与中国没有本质关联，我们对它的关注，只是哲学理论的梳理。而其作为现象与中国的关联，还需要进一步厘清，尤其需要明确，中国哪些现象是虚无主义的，而哪些现象其实是犬儒主义的。[2]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尽管虚无主义源于西方，但是，虚无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危机与当代中国密切相关。我们亟须面对虚无主义问题。一则，中国现实历史上的虚无主义体验者朱谦之先生的“新虚无主义”提供了现实的历史证据。朱先生在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体认到虚无主义的切身之痛，并以实际行动展示一名虚无主义体认者在虚无的深渊中如何痛苦挣扎，并寻找应对之法。二则，中西方都历经了崇高价值的世俗化过程，儒家的圣、凡区分到宋明理学的圣凡一致即为明证。[3]三则，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困境，信仰与价值上的虚无是当代国人面临的严重问题。此外，尽管虚无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后果，是标准的欧洲现象，但世界在“欧洲化”，参与到这一进程的中国无法规避这一历史性问题。但由于缺乏柏拉图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传统，我们对虚无主义问题的探讨会受制于“道器不分、体用不二”的大传统。所以，当中国参与到“世界欧洲化”进程中，它能否以及如何开拓出一条非西方形而上学的应对虚无主义的道路，仍有待研究。[4]最后，资本逻辑与虚无主义具有同构关系，资本逻辑导致了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资本逻辑统治世界的后果。当中国引进资本逻辑时，便构建了复杂的嫁接语境，尤其资本逻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衔接或共处是亟须解决的问题。所以，虚无主义问题在中国将表现出更为复杂和严峻的形势。[5]

总体而言，前一种观点谨慎地考虑了虚无主义的缘起及原初的历史文化境域，尤其注重其典型的“西方”语境，深刻地展示了虚无主义问题域的缘起。后一种观点则从历史实据、历史进程、社会现状、当下的历史境域和社会根源等方面考虑虚无主义的历史性影响和变化。我们更倾向于后一种立场。诚然，我们需要明确虚无主义的原始问题境域，厘清虚无主义的历史源头。但是，我们更需要从虚无主义问题对当下存在的影响、它在现时代的演变和影响机制出发，对虚无主义问题进行现实的社会历史性的考察。国人对虚无主义的体验肯定达不到西方人的生存论高度，但当代中国接触到虚无主义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国内学者们的关注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论恰恰说明了，虚无主义问题并非学界的形式幻觉，而是国人的文化共鸣！

中国的问题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现代性的伸张为虚无主义在中国这个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衍生提供了可能，使得中国的虚无主义思潮隐蔽在传统与现代的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融合中。所以在考量虚无主义问题时需要首先严格厘清其内涵与语境。[6]这是我们要进行的第一项工作。虚无主义内涵和语境的澄清不仅可以进一步论证虚无主义问题与当代中国的紧密关联，更能够严格界定本书的核心范畴与前提界限。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解决虚无主义不能简单地参照西方的方案，需要立足于中国的特殊境域来寻找突破点。不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并不妨碍我们参照各种思想流派的理论资源。在现有的理论研究中，有哪几种应对虚无主义的可能性路径，这些方案中具有哪些价值性资源，并为我们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这都是当前的研究任务。本书所要进行的是一种微观研究，亦即，寻找一种代表性的理论资源，依托著名思想家的洞见，考量其克服虚无主义的得失，为当代中国应对虚无主义提供一种前瞻性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