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的英文版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中文译本出版时，社会反响强烈，这是在出版前我所没有料到的。实际上，该书强调了土地和房地产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并以其在中国发展中的作用为重点内容。

在该书出版后的几年里，中国发生了很多意义深远的制度性变革，例如两分两换的进一步自由化、小产权房的新发展，以及进行开征房产税试点，等等。然而，人们却很少注意到一个关键的制度性变革，这种变革不是我们能够察觉到的表面的变革。在这种背景下，此次新修订的版本对原来的内容进行了扩充，将“这种”制度性变革包含在本书中。书中有一个新的章节专门解释了这种变革：中国建立地籍或者土地登记的进程。

这个章节可以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章节，同时也向读者介绍了中国土地确权制度的概况。该章节也是本专著的各个章节的背景。本书各章节涉及的内容有：国家和集体土地权利；土地权利的历史发展过程；草地、林地和荒地的财产权；关于财产权的一些核心学术观点。从理论而言，这个新的章节是在之前版本的概念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我衷心希望，本次修订的内容以及更为丰富的版本能够像以往一样吸引中国的广大读者，同时我也热切地期望能够收到评论和有益的意见及建议。

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是看着本书从孕育走向成熟的。他目睹了研究问题的不断转换，并且一直给予我可贵的支持和建议（尽管他的建议有时令我难以接受，但是绝大多数还是合理的）。我向他致谢，感谢他作为一个睿智的辩论对手、一位好朋友和“活百科全书”，感谢他无数次与我讨论中国的农村发展问题和政治问题。

我要感谢的另一个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桂英教授。如果没有她的支持，这项研究工作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在整个实地考察过程中，她不但始终伴随着我，和我一样住在简陋的窑洞里——而且还借鉴毛泽东的“乒乓外交”，去安抚那些性格暴躁的地方官员和党员干部。不仅如此，只要我提出请求，她总是能通过她广泛的“关系”网，为我安排好每一次采访活动。在农村考察的岁月中，自来水和电视机似乎离我们十分遥远，大家过的是宁静而朴素的生活。对于我来说，这些日子不但成为一段美好的回忆，而且也是我梦寐以求的世外桃源。谈到高桂英，我就不能不提到内蒙古大学的施文正教授。出于极为偶然的机缘，他的有关中国草原法的开创性著作，最终竟然促成了我此项研究的核心问题：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我由衷地钦佩和尊敬施文正先生，在土地产权方面，他那渊博的知识令我叹为观止；他还像中国人所说的“导师”一样，令我受益匪浅。此外，还有许多人曾给予我建议，帮助我理清思路，或是忍耐我的喜怒无常。如果没有他们的无私帮助，本书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

我在此将按照字母顺序，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如果中间有所遗漏的话，敬请诸位见谅。感谢丛书的编辑者冯克（Frank Dikotter）和迪恩斯（Phil Deans），感谢他们友善而高效的校对工作。感谢理查德·埃德蒙（Richard Edmonds），他始终鼓励并支持着这份手稿——事实上，当我完成这个研究课题的第一篇文章时，他就给予我热情的支持和肯定，这促使我鼓足勇气，着手进行这部论著的写作。感谢郝克明（Jim Harkness），在“四荒”拍卖政策和北京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他为我提供了详尽的信息。感谢纪昆奇等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的所有官员。还有高伟云（Jeroen de Kloet），在我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他和我都能领会这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情绪的波动有时是因为我的研究工作，而大多数的情况下则与它无关。感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赖存理提醒我注意，在中国财产权制度的改革过程中，浙江省扮演的是一个先锋的角色。感谢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李为民。感谢市长夫人刘瑞华，她让我为大学节省了大笔研究经费。感谢马遥成和他的家人，当我住在他们的窑洞里时，全家人热情好客地款待了我——他还特意为我和高桂英杀了一只鸡，至今我仍然对此深感歉疚。此外，我还想向他的女儿致谢，要不是她及时出手相救，在中国“土炕”上度过的第一晚也许就是我最后一晚了。感谢海因·莫雷（Hein Mallee）多次和我讨论森林和荒地的问题。在北京的时候，他还用上等啤酒和日本料理款待我。而且不要忘了，2001年8月9～12日，第二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在德国首都柏林召开，如果没有他的慷慨援助，其中有关中国土地产权的座谈会就无法顺利举行。感谢上述这个座谈会的全体与会者，特别是彭轲（Frank Pieke）、徐维恩（Vivienne Shue）和王为国。感谢牧场专家托尼·班克斯（Tony Banks）、罗宾·默恩斯（Robin Mearns）和约翰·莫顿（John Morton），感谢他们在畜牧业方面的专业评论。感谢倪东法，我对他进行的那次采访是所有采访中最有价值的一次。感谢让-米希尔·奥图（Jan-Michiel Otto），他让我分享了他在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及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此外，他还纠正了我在写作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感谢“中国通”托尼·赛奇（Tony Saich），他令我在各个方面大长见识。尽管他本人的时间十分宝贵，但托尼还是从理性和后勤上给我的研究工作以支持。此外，当我因为意外事件而突然成为中国的“非法移民”时，托尼还为惊魂未定的我提供了住所。感谢爱德华·W.弗米尔（Eduard Ward Vermeer）直率的建议和无私的支持。感谢曲福田，他引荐我结识了在国土资源部地籍司工作的人们。当然，我还要感谢两位匿名的审稿人，感谢他们对原稿进行了有益的评点。

我还想向所有的农民和政府官员致以最真挚的谢意，他们不但为我提供住宿，给予我款待和信赖，而且还乐于回答我所提出的一切问题。为了让荷兰人民在电波中了解到中国农民的处境，我曾试图用磁带录下中国农民乐观的心态和艰难的生活处境。但是，我却无力帮助这些村庄摆脱贫困，这种使命感激励着自己为之继续奋斗。至于中国的政府官员，我特别要感谢的是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的副司长李生；还有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主任王广华和地籍管理司副司长赵龙，以及国家林业局的戴广翠和张蕾。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张杰，一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中心的访问学者，在本书学术用语的翻译校对工作中他倾注了大量心血，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原文，使中译本尽可能做到与原文相符。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带着年幼的我们逃离危险和暴乱，来到了荷兰这个安定而祥和的国度。我的姐姐雯生（Wenny）是全家唯一的一名林务员，她运用自己有关世界发展的知识，不止一次地帮助我解决了难题。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赵珩，她使我深深地爱上了中国，还有她的文化和语言。这一切都为我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次研究计划的经费由以下机构提供：荷兰莱顿大学亚洲、非洲和美国印第安人研究中心（非欧研究中心，CNWS），欧盟执行委员会欧盟—中国研究基金（ECRFF），以及荷兰科学研究组织（NWO）。本书的某些章节根据早先的一些论文写成。这些论文曾经发表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发展与变革》（Development and Change）和《农民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上。

何·皮特（Peter 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