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服役：1935～1936年

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我决定自愿服一年兵役。我父母从他们传统的崇敬军队的民族主义思想感情出发，支持我的决定。但对我来说，服兵役既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动机，也不是我对军队的狂热——实际上我厌恶它。相反，这纯粹是功利性的考虑。我的目标是尽快到中国去，我父亲答应给我必要的资金。纳粹掌权后，估计很快就会实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我和同龄人将应召入伍，因此我的中国计划会受到严重的阻碍。自愿服一年兵役，可能抵消我将来服兵役的义务，此外，我自己还可以选择兵种和驻地。事实上，在我服役期间，普通义务兵役已成为法律。自此，在我以后一年即1913年出生的人，都必须服两年兵役。我出生的1912年或者早于1912年的人，只要有几周的短期培训就够了。这是1935年初大家没有预料到的。坚定我决心的还有第二个理由：当时，军队似乎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倒戈去反对纳粹统治。鉴于这种情况，我要两害相权取其轻，与种种可能性相比，自愿服役总不算太坏。不过，事实证明，这后一个愿望并不现实。

我很喜欢马，骑马也使我快乐，所以我报名去路得维希卢斯特（Ludwigslust）的第14骑兵团。这是梅克伦堡州的一个小驻防城，是汉堡到柏林快速铁路的一站。1935年秋，我应征入伍。我对服兵役的环境不抱有任何美好的希望，知道它不会是我的世界。穿上制服暂时改变了我的身份，并且接受了一个陌生的角色，而且不得不根据别人的命令去扮演这个角色。我再也不是我自己，再也不是汉学研究者傅吾康，而是傅骑士。吩咐给我的事情，我还能凑合完成，不会违令。我绝没有野心特别卖力，炫耀卖弄。上司自然慢慢地发现了这种态度，我没有像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战友那样，当选为预备役军官候选人，直到服役快结束时也没有得到提拔。但我并不在乎这些，反而认为这是完全合理的。兵役生活并不是我真正的生活，所以我不会抱怨，不会觉得自己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或者遭到过分的刁难。我偶尔也能和上司（二级下士）谈谈我的世界，他比较有人情味，也通情达理。例如，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单独待在住了11个人的士兵寝室里，读着希腊语-德语对照的荷马（Homer）史诗《伊利亚特》（Ilias）。这时进来一个巡逻的士官，他翻了翻这本书并问它是什么，我做了解释，他提了几个问题，可以看出，他知道除了军事以外还有我这个人本该属于的另一个世界。有一段时间，我的团里有一个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年轻军官来做客。一次，我被中士长从马棚里叫出来，要我到那个中国人那儿去。我向这位中国人介绍了自己刚刚出版的博士论文，并用中文跟他讲了几句话。这事儿引起了轰动，虽然我当时的中文水平还很有限。我大概被认为是一个非常不适合军队的怪人。

不过，我离自己原本的生活也并不那么遥远，我也不是没有感觉到军队生活带来的小小烦恼和快乐。我没有兴趣在“休假直至睡到醒”的周末，和战友们去有姑娘的舞场。我通常下午独自去有美味糕点的咖啡馆，晚上去“汉堡酒店”。在那里花一块五毛钱就能坐在酒店餐桌边享受一道梅克伦堡的拼盘，其中有一道热菜，加上各类切片的面包，大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吃。服役也要照顾好胃口嘛！夏季，我偶尔骑自行车去周边郊游。每隔几周可以请假，我不是去柏林我父母家就是到汉堡我姐姐那儿。即使是在假期，大家也必须始终穿着制服，禁止穿便衣出门，这当然不能阻止我一到家后立即脱去制服重新成为自己。一年后，我摆脱了这一切。这是我生活中唯一一段多少有些没有意义的日子，虚度了光阴。这次经历大大增强了我对军队和兵役的反感。我母亲，大概只从理想的一面看事情，对我的态度有些伤心，我父亲则不表态。后来，一句人人皆知的中国谚语，让我思考自己与兵役的关系，这个谚语就是：“好铁不当钉，好丁不当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