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汉堡结束学业的前后：1934～1935年

1934～1935年冬季学期就是我的第十个学期了，我希望现在能以博士学位结束学业。在当时的德国高校，对于以东方语言为主要专业的学生来说，唯一可能的毕业形式就是获得博士头衔。我不想在柏林的海尼士那儿取得博士，我父亲对此完全理解。所以，实际上只有再次考虑汉堡。通过补充和修改得到我父亲启发的专题报告，秋天时，我基本上完成了博士论文《康有为及其学派的国家政治革新尝试——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思想争论》（Die Staatspolitischen Reformversuche K’ang Yuwei’s und seine Schule. Ein Beitrag zur geistigen Auseinandersetzung Chinas mit dem Abendland）^[19]，佛尔克教授原则上已经表示接受这篇文章作为博士论文。看上去有点成问题的是两个副专业，因为汉堡的日本学教授卡尔·弗洛伦茨（Karl Florenz）和柏林的沙恩施密特合不来，我担心，弗洛伦茨不会完全承认我在柏林的学业，反而会认为我在他那儿仅仅一个学期的学习，对于博士学位所要求的副专业来说是不够的。不过，令人高兴的是，这个情况在弗洛伦茨访问我父亲的时候得到澄清。他听了我的日本学研究后，直接要求我去他那儿，虽然这时已是最后一个学期。我首先想到用非洲语言作为第二副专业，这些在汉堡比在柏林有着更悠久的传统。但我后来听其他的汉学家和日本学家说，讲授中世纪历史和现代历史的尤斯图斯·哈斯哈根（Justus Hashagen）教授很和气，考试时只要求具备19、20世纪西方国家关于东亚政治的基础知识。无论从东方学院还是从博士论文来看，这都是我熟悉的主题。哈斯哈根立即接受了我，我既不需要听他的讲座也不需要参加他的讨论课，他甚至成了我博士论文的第二评阅人。

因此，1934年10月底，我到了汉堡，很高兴又回到我的故乡。这期间，我姐姐在欧尔斯多夫大街（Ohlsdorfer Straße）68号的城市公园旁边租了一套小房子，我可以住在那儿，骑车大约20分钟可以到大学。与4年前一样，中文系和日文系还在原来的地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我主要参加佛尔克和弗洛伦茨的教学活动。在佛尔克那儿，我们阅读的文章有康熙皇帝1671年的《圣谕广训》，其中号召遵守正统的儒家学说，抵抗异端学说。在弗洛伦茨那儿，我们阅读《万叶集》（Manyōshū）中的文章，他特别深入地研究过此文，相应的也很熟悉文章内容，这门讨论课是我学习期间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教学活动。那时，汉堡大学的正式教席教授有一项义务：每个冬季学期要作一个小时的公开报告，以一般性的问题为主题，所有人——包括校外人员——都能自由参加，我也听了这个讲座。佛尔克的报告在一个很小的阶梯教室里，少量的听众中，有几个人似乎只是为了进来取点儿暖：开课10分钟后就睡着了。而弗洛伦茨的讲座是在一个中等大小的教室里，听众很感兴趣。

在圣诞节以前，我就正式递交了博士论文，然后去柏林父母家里过节。返回后不久，我得到了博士论文获得接受的通知和口语考试的日期：1935年1月26日，星期六早上8点，先在哈斯哈根那儿半小时，然后一个小时在佛尔克那儿，接着半小时在弗洛伦茨那儿进行了口语考试。10点整是学院的会议，会后不久我就得到了结果。与以前的高中毕业考试和硕士考试一样，这次我也是口语比笔试成绩好得多。在哈斯哈根的考试中，我很熟悉所谈及的问题并得到了最好的成绩“优异”。在佛尔克那儿要讨论汉学范围内的一切问题，我当然不可能全都同样熟悉。主考人牢记住这一点：他没有根据我专门准备的、他的专业即中国哲学来考我，而问了其他问题。我记不得这些问题了，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感到满意，也给了我最好的成绩。弗洛伦茨在圣诞节前告诉我，他要考的是10世纪的游记《士佐日记》（Tosa nikki）中的一篇文章。我认真地准备，弗洛伦茨觉得满意。但我忽略了一个细节问题，应该用“与……同时”翻译のに——表示转折，用“因为”翻译ので——表示因果，所以我只得到了第二好的分数“很好”。虽然我的论文被评为“良好”，但总成绩仍是“很好”。当天夜晚我就打电话通知父母自己通过了考试。

这篇成绩为“良好”的博士论文，绝不能被低估。回首往事，对我来说，它比较单薄，显然只有初学者的水平。原始材料的整理、思路的安排还算可以接受，但在细节论述上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我怀疑，以后我当大学教师的时候，是否会接受这样的博士论文。尽管如此，我这样的论文还是发表在《柏林东方语言学院通讯》（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zu Berlin，Abt.I）上^[20]，我甚至得到了一笔稿酬——这是我生平自己赚的第一笔钱。这篇论文得到了认可，戴闻达教授也写了一篇很客气的评论，但他也拿出了理由，提醒人们注意其中明显的不足^[21]。

我以前的同学中没有一个人在汉堡。但我与来自柏林的、有过一面之交的霍福民（Alfred Hoffmann，1911-1997）很快交上了朋友。他比我高两个学期，先在柏林学习并于1931年夏参加了研究生毕业考试，然后到了汉堡。他很有语言天赋，掌握的中文比我多一大截。当时，霍福民对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很有兴趣。他与《东亚评论》（Ostasiatische Rundschau）编辑部有着紧密的联系，在那里发表了他的大多数文章^[22]。当时，《东亚评论》的许多“小报告”出自霍福民。尽管霍福民具备必要的条件，但无法下决心开始写博士论文。颜复礼教授和我都试图劝说他。在大学以外，我和霍福民待在一起的时间也很多，我经常去他在大学附近的格林德霍夫（Grindelhof）的家里看他。

骑马中断了我的研究工作，对我却是身心的休养。从欧尔斯多夫大街骑车到格罗斯-波斯特尔的塔特尔马棚圣胡贝尔图斯（St.Hubertus）并不很远。大家从这里骑马去周边郊游，很美。考试后，汉堡还有一个多月时间才到学期末，我利用这段时间学习开车。第一次测试时，就通过了当时要求不太高的驾驶考试并获得了驾照。不过，在此之后几乎30年的时间里，我并没有机会开车。

通过了博士考试以后，另一个会产生长远影响的事情是：建立一套科学卡片索引。我在格罗斯布莱辛街（Großen Bleichen）上的沙赫特和韦斯特里希（Schacht & Westerich）商店买了一箱与明信片一般大小的各种颜色的卡片，然后将我在各个笔记本里的记录转抄到卡片上，并按字母顺序编排整理。后来，在柏林我还接收了我父亲的资料卡片。他曾经开始过卡片索引工作，但没有继续下去。直到今天我还从无间断地做卡片索引，感觉它们对我的工作非常有用。这些卡片主要包括书目、人物生平和其他摘录。卡片索引可能预示着我今后将继续从事汉学研究的意愿。1935年2月底，我返回柏林的父母家。

我父亲立即交给我一项工作。他建议我用德语翻译胡适的一篇较长的论文《说“儒”》，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译文以《胡适关于儒的起源及其与孔子、老子的关系》（“‘Der Ursprung der Ju und ihre Beziehung zu Konfuzius und Lao-Dsi’ von Hu Shi”）为题发表^[23]。同年，我为《东亚评论》撰写了《论中国文字改革之可能》（“Die Möglichkeiten einer Schriftreform in China”）、《论日本文字改革之可能》（“Die Möglichkeiten einer Schriftreform in Japan”）两篇短文^[24]。当时，我还没有固定的汉学研究的兴趣范围。在语言交换活动中，我与日语语言伙伴野一色（Noishiki）先生的个人关系，不如与我的中文语言伙伴那样接近。我也尝试学俄语，我父亲的斯拉夫语同事法斯默尔（Vasmer）给我提供了一些建议。不久我就发现俄语的语法太复杂，与拉丁语和希腊语完全不同，所以很快就放弃了学习。我不想分散精力，更愿意全神贯注于汉语和日语上。

这期间，西门教授从中国回来了。他以《东方文献报》（Orientalistische Literaturzeitung）中国部门合作出版人的身份，交给我一些书籍让我评论，并在当年和次年发表了我的书评。当时，西门教授的处境困难。他从中国回来后不久，正是1934年2月初的学期，不允许他继续在大学执教。学生的申诉也没有用，有些学生就是纳粹的武装联盟突击队的成员。不过，西门还可以在大学的图书馆工作一段时间，因为他在一战中作为情报官员立过功。最终，他很幸运地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1935年10月底，我在柏林最后一次见到他。我的其他熟人已经不在柏林了，我只偶尔见到卜爱玲、葛玛丽。有时候，我们仍然一起骑马散步。我还见到贝阿特·克里格、索贝尔和温茨。我也再次见到了哈拉尔德·福克斯教授和施普冉格教授。另外，一些汉学家来看望我父亲，比如斯德哥尔摩（Stockholm）的高本汉教授、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和谢礼士（Ernst Schierlitz，1902-1940）。后来在北京我与他们还会有密切的接触。

5～6月，我大部分时间在汉堡度过。我随时可以在欧尔斯多夫大街我姐姐那里落脚，很方便，我与她相处得很好。她那时和我们的父母有些对立。20年代她在弗莱堡学习的时候，与一个在音乐和其他方面极有天分的俄罗斯移民是非常密切的朋友，此人在弗莱堡大学教俄语。我姐姐很想和他结婚，然而我父母尤其是我父亲坚决反对。按照他的传统观念，他的女儿应该与一个有固定职业、有能力养家的人结合，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姐姐虽然顺从了父母的愿望，放弃结婚，但私下里仍与她的男友保持着紧密联系。他假期到汉堡她那儿，或者她到南德去看他。不过，只要我姐姐不去那儿度假，我父母就希望她假期回他们那里。所以，如果她不想去柏林，有时必须找个适当的借口。我母亲大概猜到了真实情况，对自己的女儿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但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与我父亲强硬地对抗。在这种情形下，我姐姐试着在逐渐长大的小弟弟身上寻求理解，并且也得到了他的理解。我们常常谈到她的问题，我十分同情她。此外，我们都很反感纳粹。她是公立中学的老师，所以她的处境比作为学生的我困难得多。当时，我姐姐基本上接受革命的和“左派”的思想，这大概是她生活中最富有成果的时期，能将大部分身心交给自己的学生。她认为，一个教师在教学工作的第一个五年里可以对学生有点好处；在第二个五年里，不给他们带来损失；但从第三个五年开始，就只能伤害他们了。这个想法也许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她特别懂得如何对日益遭受歧视的犹太学生表示同情、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他们没有忘记她，二战后，一些人邀请我姐姐访问他们的新故乡——以色列或者南美洲。我姐姐对中国完全没有兴趣，虽然她在那儿出生，并度过了生命的头两年——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无论如何，她完全理解我为去中国所作的努力，尤其是她考虑到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没有希望的时候。

4月底我骑车去汉堡：从原柏林地铁的最后一站瑙恩（Nauen），经过帕尔希姆（Parchim）、吕贝克。从汉堡出发，我还进行了较长的自行车环游，到费马恩（Fehmarn）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滕的北海海岸以及哈利根沼泽岛（Die Halligen）。我越来越了解我辽阔的故乡。大多数时候，我在便宜的青年旅馆过夜。6月底我又骑车花了2天时间经过于尔岑（Ülzen）、萨尔茨韦德尔（Salzwedel）、施滕达耳（Stendal）返回柏林。不久，我在葛玛丽那里认识了一个学日耳曼语的匈牙利学生埃迪特（Edith.S），并迅速和她成为朋友。我们每个星期多次见面，一起去湾湖游泳，去某个地方跳舞，她来我这里，或者我去她在施特格利茨区（Steglitz）罗滕伯格大街（Rothenburg-Straße）上租的房子看她。8月底，埃迪特返回布达佩斯（Budapest），我9月份去那里看她。接着，我独自乘南斯拉夫轮船游览地中海，从苏萨克（Sušak）经过拉布（Rab）、希贝尼克（Šibenik）、希普利特（Split）、杜布罗尼克（Dubrovnik）到德尔法（Delphi）和雅典（Athen），在这里参观了一天半。此地有风景如画的德尔法遗址，它坐落在群山环绕的高高的山峰上，还有我从画作里已经非常了解的帕德农神庙（Parthenon）和其他雅典遗址。与之相比，德尔法遗址给我留下了更为强烈的印象。但是，我也看到了乏味的标识，比如“禁止吸烟”，上面贴着我领略过的美妙的希腊古典文字，这一点令我奇怪。返回柏林的旅行经过科孚岛（Korfu）、科托尔（Kotor）、新海尔采格（Hercegnovi）、杜布罗尼克、克库拉岛（Korčula）、赫瓦尔（Hvar）和拉布，在拉布待了两天。然后到萨格勒布（Zagreb）、布达佩斯，在布达佩斯待了9天，大部分时候和埃迪特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