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柏林，准备前往中国：1936～1937年冬

1936年秋天，我熬过了讨厌的军队的日子后，先到匈牙利旅行，主要是为了看望在布达佩斯的埃迪特。我有一个不太合适的想法，就是和她结婚，但这个想法没有实现。也许她愿意，但她父母不同意唯一的女儿去那么遥远的中国。起初我有些伤心，但不久就接受了现实。和一个欧洲女性结婚，而这个人除了因为我以外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婚姻会关闭我在那儿的诸多大门，妨碍我在中国的活动，而且会使我在中国的居留变得很不一样。

1936～1937年的冬季主要是为去中国的旅行做准备。我父亲存了一些瑞士法郎，他获得批准，可将其中一部分用于我的中国旅行——在当时严格的外汇管制下，这是很不容易的。在德国的学习结束后去中国继续接受必要的教育，对于相关的主管部门来说大概是可以理解的。撇开这一点不说，我相信，尽管这次分离令人伤感，但我父母心里其实很高兴我能够离开第三帝国——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当时已经可以预料到，纳粹的政治极有可能导致一场新的战争。作为一名不怎么样的普通士兵，我几乎没有机会幸存。在失去了我的两个哥哥以后，我父母至少还要保住我。的确，与我有联系的同龄同事大部分死于二战。我到中国的时机很合适，1937年7月中日战争开始后，很可能就不能进行这种旅行了。

虽然我有在中国待上大约一年的资金，但在德国就着手联系在中国的工作，还是应该的。此时，我父亲特别想起了从1935年开始由外交部资助的北京中德学会（Deutschland-Institut）。在我服兵役以前，1935年8月通过我父亲的介绍我拜访了外交部，并与内阁大臣奥斯特尔（Oster）、施泰泽尔（Stelzer）博士、屈尔伯恩（Kühlborn）先生以及德查坡伍施（de Chapeaurouge）博士谈话——后者是汉堡市议员的儿子，而且是我一个中学同学的哥哥——这一家住得离我们不远。1937年2月我又一次拜访了外交部，并遇到了柏林格林纳瓦德文理中学的老同学希尔加德（Hilgard）先生。我已经忘记了还与哪些先生谈过话。在我父亲的安排下，我还拜访了已经退休但与外交部仍有联系的德国前驻中国公使卜尔熙（von Borch，1876-1961）先生。起初，外交部并没有许诺我在中德学会工作，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我和我父亲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此外，我也给我父亲在30多年前就有密切联系的《科隆报》（Kölnische Zeitung）编辑部写信^[25]。于是，这家报社请我当自由职业者，时不时地寄一些报道给他们。1937年的下半年，我写了一些文章，编辑部删掉了我关于日本人的批评性评论。此后，我停止了写作，因为那时纳粹德国要求大家尽量支持日本人，但我不愿意这样做。写读者感兴趣的有关日本占领下的中国的文章，同时要保持中立，这几乎不可能。此外，我也不靠那极少的稿酬过活。

在心怀好意的朋友们的建议下，我拜访了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26]（NSDAP）的海外组织（Ausland-Organisation，AO）负责人——海军将军门歇（Admiral A.D.Menche）先生。凡是有大量德国人生活的国家，这个党就设有国家性团体，在许多城市都设立了地方性团体。为了避免可能的麻烦，即抵制政党也许会给我在中德学会的工作造成困难甚至是完全的妨碍，朋友们建议我去柏林的海外组织自我介绍，请它转告当地的组织，说我将要到中国，虽然我无法证明自己按照政党意愿参与过政治活动，但至少曾自愿服过兵役。门歇先生也很友善，他对我说，我将有机会在中国入党，这在当时的德国是不太容易的。后来，在上海我也拜访了该组织中国地区领导人拉尔曼（Lahrmann）先生。

这年冬天，我没有做本职的汉学研究。我试图与中国国民革命军将军上官云相（1895～1969）先生互换练习口语，我是通过中国大使馆的林秋生先生认识他的。上官先生是山东人，在保定军官学校受训，并不属于与蒋介石（1887～1975）比较紧密的派系。他有兴趣学说德语，我们相处得很好，每两三天见一次面，大多数时候是在夏洛腾堡区（Charlottenburg）他的家里。由于中国的时局，1937年1月底他又回去了。为了让我继续练习口语，他向我推荐了一位姓陈的上将，名字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也重新加入了一个有关东方国家的研究小组，每两三周开会，大多数时候是在民族博物馆里，有时也在某个成员家中。其中有艺术史学者兼民族学家卜爱玲、库尔特·埃德曼（Kurt Erdmann）、汉斯·芬德埃森（Hans Findeisen）、弗里茨·盖尔贝克（Fritz Gelbke）、布龙希尔德·莱辛（Brunhild Lessing）、威廉·迈斯特尔（P.Wilhelm Meister），日本学学者弗里茨·鲁姆弗，外交部研究东南亚古代铜鼓的汉堡人赫茨（Hertz）以及其他一些人。那时，艾伯华已不在柏林，而是在莱比锡的博物馆，11月我看望了他们夫妇。和过去一样，我定期去听关于东亚和东南亚问题的报告。1月份用德语演出了一部中国戏剧，先是在达勒姆区的哈纳克之家（Harnack-Haus）非公开上演，然后在贝林大街（Behrenstraβe）的剧场公开演出。剧团团长兼女主演罗莎·荣格（Rosa Jung）（又名雍竹君，Jung Chu Chün）有一半中国血统（父亲是德国人），她在北京长大并受过京剧训练。男演员是里迪格尔（Riediger）先生，特雷弗茨格尔（Trefzger）博士负责音乐。雍竹君和里迪格尔之前在北京和洪涛生（Vincenz Hundhausen，1878-1955）^[27]一起工作过，并演出了洪涛生用德语翻译的一部戏剧作品。后来，他们和洪涛生闹翻了，但修改了他的译作并在德国排练上演了《赵五娘》。雍竹君扮演主角，并用中文唱了一些咏叹调。演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雍竹君、里迪格尔和特雷弗茨格尔也来看我们，我也多次见到他们。战后，雍竹君在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经营一家中餐馆，我和我妻子曾去那里看过她一次。

我的阅读范围挺广，学习期间以及后来的阅读并没有仅仅局限于专业和中文文献。中学后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冯塔纳（Fontane）和高尔斯华绥（Galsworthy）就已经是我偏爱的作家。然后又有歌德、霍夫曼（E.T.A. Hoffmann）和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和当代作家。历史政治和哲学著作中，让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弗里德里希·迈内克^[28]的《世界主义和民族国家》（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维耶讷·耶格尔的《教育》（Paideia）以及阿尔贝特·史怀哲^[29]的《我的生活与思考》（Aus meinem Leben und Denken）、《文化的没落与重建》（Verfall und Wiederaufbau der Kultur）、《基督教与世界宗教》（Das Christentum und die Weltreligionen）、《文化与伦理》（Kultur und Ethik）。但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和罗森贝格^[30]的《20世纪的神话》（Der Mythos des 20. Jahrhunderts）增强了我对纳粹的反感。

这期间，我的老朋友弗兰茨·菲林格已经在外交部工作，我们有时见面。我也见到过卜爱玲、赫尔穆特·迪贝琉斯和索贝尔几次。从军队回来后不久，我认识了后来的朋友福华德（Walter Fuchs，1902-1979），他从沈阳回德国休假时看望了我父亲。不久后，我们就送别了施普冉格教授和他的夫人，他到日本去接管东京的日德文化研究所（Japanisch-Deutsches Kulturinstitut）的领导工作。如果我记得还正确的话，他发表了一些不符合纳粹思想的公开言论，所以，他离开德国一段时间是恰当的，此时也是有利的机会。

3月底，终于到了我出发的日子。我告别父母，于3月28日乘火车到不来梅，在那儿和我姐姐碰面。她为了陪我一段路程专门从汉堡赶过来。第二天，我们乘上了北德罗特轮船公司的“富尔达”号（Fulda）机动船，它是一艘装载仪器设备和限量旅客的货船，只有我们两个乘客。我们夜晚起航，31日晚上到达安特卫普（Antwerpen），我姐姐第二天下船。4月2日晚上，我前往鹿特丹（Rotterdam），在这里上来了第二个乘客，他是在香港警察局工作的英国人，相当随和。旅行非常舒适宜人，我们是整个旅途中仅有的两个乘客。4月4日我们离开鹿特丹，中间没有停留，直接经过直布罗陀海峡（Straβe von Gibraltar））到达赛德港（Port Said）（4月17日）。在岸上我们只能待几个小时，参观了当时很有名的百货商店西蒙-阿茨特（Simon-Arzt）。当天晚上，穿过苏伊士运河（Suez Kanal）航行，4月18日在苏伊士短暂停留后进入红海。我在日记里写道：“两岸的土地，只有沙漠和山脉，令人印象深刻！夏季的落日如此美丽。”我们继续航行穿越印度洋，并于5月1日抵达科伦坡（Colombo）短暂停靠。5月5、6日到了槟城（Penang），5月7日到达瑞天咸港（Port Swettenham）（现称巴生港，Port Klang），5月8日来到新加坡。每次停留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在当地的卸货或装货的时间。只是在香港，从5月13日至14日，停靠得比较长一点儿，这样，我可以上岸散几次步，得到了对中国的初次感受，美丽的景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另外的一个乘客在此离开了轮船，我单独继续最后一段航行直至抵达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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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tto Franke，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Berlin 1954，S.112.

[2]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an der Universität Berlin：Ostasiatische Studien，Berlin 36：1933，S.III.

[3] J.Brandt，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hinese，Peking 1927.

[4] A.Vissière，Premières leçons de Chinois，Leiden 1928.

[5] B.Karlgren，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Paris 1923.

[6] Chiu Ch’ang K’ang，Die Kultur der Miao-Tse nach älteren chinesischen Quellen，Hamburg 1937（Dissertation）.

[7] Schang Tscheng-tsu，Der Schamanismus in China. Eine Untersuchung zur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wu’，Hamburg 1934（Dissertation）.

[8] 幽兰专业，表示稀少和异域风情的意思。——编译者注

[9]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an der Universität Berlin：Ostasiatische Studien，Berlin 36：1933，S.III.

[10] Hans Wist，Das Chinesische Zensorat，Hamburg 1932.

[11] 汉堡的娱乐场所。——编译者注

[12] 骑士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一个传说。——编译者注

[13] E.H.Tscharner，“Chinesische Gedichte in deutscher Sprache”，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18：1932，S.189-209.

[14] 因其名字与伟大的首相奥托·俾斯麦相同。——编译者注

[15] Wolfgang Franke，“Ein Reisebericht Kang Yu-wei’s über Deutschland”，in Sinica 8：1933，S.188-192.

[16] Chen Chüan，Die chinesische schöne Literatur im deutschen Schrifttum，Heidelberg-Glückstadt 1933（Dissertation）.

[17] Chang Kuei-yung，Friedrich von Holstein，Studien über den Charakter und die Methoden seiner Außenpolitik，Leipzig 1934.

[18] 马丁·尼默勒（Martin Niemöller，1892-1984），著名神学家，在柏林成立了牧师危机联盟，由于反对纳粹的统治，1938～1945年被关押在不同的集中营。1961～1968年担任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的六位主席之一。——编译者注

[19] Wolfgang Franke，Die Staatspolitischen Reformversuche K’ang Yuweis’s und seiner Schule. Ein Beitrag zur Geistigen Auseinandersetzung Chinas mit dem Abendland，in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zu Berlin，38：1935，S.1-83（Dissertation）.

[20] Ostasiatische Rundschau，Hamburg 18：8，April 1937，S.217.

[21] Duyvendak，in T’oung Pao 33：1937，S.95-100.

[22] 详情参阅书评：“Zur Festschrift für Alfred Hoffmann”，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Hamburg 123：1978，S.88-91。

[23] Wolfgang Franke，“‘Der Ursprung der Ju und ihre Beziehung zu Konfuzius und Lau-Dsi’ von Hu Shi”，Sinica-Sonderausgabe 1935，S.141-171；1936，S.1-42.

[24] Wolfgang Franke，“Die Möglichkeiten einer Schriftreform in China” in Ostasiatische Rundschau，Hamburg 16，1935：15，S.407-408 und “Die Möglichkeiten einer Schriftreform in Japan” in Ostasiatische Rundschau，Hamburg 17，S.462-465.

[25] Otto Franke，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Berlin 1954，S.70.

[26] 又称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国社党，统称纳粹党。——编译者注

[27] 洪涛生将一些著名的中国戏剧翻译成德语。他几乎不懂中文，请一位精通德语的中国人逐字翻译并解释中文内容，然后将其转换成完美的德语，他是一位德语语言大师。详情参阅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Hamburg 79/80：1956，S.142-147；Fritz van Briessen，“Deutsche Institutionen und Persönlichkeiten in China”，in Rüdiger Machetzk：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 Ein Handbuch.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Hamburg，1982，S.81-82。

[28] 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德国著名历史学家。

[29] 阿尔贝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20世纪著名的学者和人道主义者。

[30] 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1893-1946），纳粹最为重要的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