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柏林学习：1931～1934年

1931～1932年的冬季学期，我转到柏林大学的时候，我父亲刚刚退休。我继续在东方语言学院接受中文训练。汉堡的课程很不系统，所以我在柏林只能上第三学期的课，这是许勒（Wilhelm Schüler，1869-1935）教授教的，他的课有点儿沉闷，但他本人却是一位友善的老先生。许勒教授是神甫，常年生活在中国，很了解中国，也很理解她的人民，他在学生当中有一个外号叫“小爸爸”。10年以后，我从他的后代那里得知，许勒是因为缺乏正统的教会观，受到教会管理部门的惩罚而被调往中国，这恰好说明了他为人很好。瓦尔特·特里特尔（Walter Trittel）讲接下来的第四学期的课，他特别注重操练。特里特尔同样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多年，后来在荷属印度工作。在他严厉、有些吹毛求疵的指导课上，特别要阅读的是经济方面的文章如购物合同、船运清单、官方的规章制度等，它们用书面的专业术语写成，往往不易理解，尤其是内容极少能引起我的兴趣，但这些读物对我必须参加的毕业考试是绝对必要的。此外，每周有几个小时的会话课，由语言老师曾垂祺教这门课。他是四川人，友好但令人印象模糊，说起德语和说他的家乡方言一样，从来不能区分l和n等边音和鼻音。曾垂祺这样上课：他讲短小的中国故事，学生们必须用中文复述。1932年7月就是所谓的研究生考试。考试委员会里，除了系里相关的教授以外，还有外交部的代表，即当时已经在高延那里获得汉学博士学位的彼德尔（H.Bidder）博士，此外还有我父亲，但他没有向我提问。毕业成绩单上写着我的成绩：

该考生在闭卷的笔试中，将一篇不太容易的汉语文言文翻译成德语，获得“及格”。用中文口语翻译同一篇文章得到的评语为“良好”。用中文口语翻译另一篇德文文章的成绩为“及格”。

在闭卷考试“中国农业经济与农业问题概况”（“Grundzüge der Landwirtschaft und der Agrarfrage in China”）中，考生表现出良好的综合知识，但鉴于他极少围绕主题回答问题，分数是“及格”。

口试中，该考生翻译了一篇中等难度的汉语文言文、汉语口语对话，并围绕专业进行了谈话，表现了“优异”的知识。

综合笔试和口试成绩，考试委员会向哲学学院学生傅吾康先生颁发此毕业证书，总成绩为“良好”，并通过了中文语言考试。

对我来说，闭卷考试就像前面提到过的在跳蚤上准备考试的动物学家，只不过动物学家得到的考题是有关大象的：“大象是一种哺乳动物，有四条腿，后面有一条尾巴，前面有一个象鼻和两颗长牙。它身上有许多跳蚤。跳蚤属于某科……”。我不懂经济，更确切地说不懂农业经济，但对一些内容也有所了解，可以谈谈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道教对这种关系的阐述，以及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观念上的区别。在谈论上述内容的时候，我还能用希腊原文逐字逐句地叙述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Antigone）中的一段引文，其德语的开头是：“有许多强有力的事物，但没有比人更强大的东西。”显然，这给考试委员会留下了一定的印象，导致他们做出了宽松的评语。

在大学真正的汉学课程中，我定期听西门华德（Walter Simon，1893-1981）的课，他是大学图书馆馆员兼学院的无薪讲师。我还记得《聊斋志异》、《庄子》读物、一门语言学讨论课和一门日文中的中文——汉文（Kambun）导论课。在我的记忆里，当时的情景仍然那么清晰，仿佛就在眼前。西门尚未到过中国，却非常清楚如何从多方面来安排课程，令学生的学习情绪高涨并获益良多。我从他那儿学到了许多东西，与他和他妻子在校外也有联系。1932～1933年的冬季学期，我父亲也教过一门课，读物是《春秋公羊传》，他很有把握自己掌握了这一读物，知道如何讲解才能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此外，我还参加了雷兴（Ferdinand Lessing，1882-1961）教授的讲座，他1933年从中国回到东方语言学院，也常到我父母家做客。我们阅读一本现代的佛教教义问答手册，雷兴拥有渊博的佛教知识，懂得梵文、巴利文、藏语和蒙古语所著的佛教教义，知道如何安排读物才能引起大家的强烈兴趣并有所心得。我所了解的一点佛教知识，要归功于他的这门课程。

我父亲的接班人是海尼士。他来自莱比锡，受聘担任柏林的汉学教授，他可能是当时唯一有资格坐这个席位的人，大家显然不愿意聘请外国人，所以也就别无选择。我父亲大概不甚了解莱比锡的汉学，这是由孔好古（August Conrady，1864-1925）所创建的汉学学派，海尼士1925年接任。不管怎样，我和父亲谈到我可能的学习地点时，从来没有提到莱比锡。相反，他劝我到莱顿（Leiden），到他赏识的戴闻达（Duyvendak，1889-1954）教授那里去学一个学期。可惜，戴闻达在我想去的那个学期刚好去了美国客座讲学而不在荷兰当地。所以，1932～1933年冬季学期到1933～1934年冬季学期，我上了海尼士的课，内容我已经忘记，很可能是古文。他对待教材的方法、针对中国的一切方式都令我不感兴趣。他让学生翻译中文文章，就像文理中学里水平一般的7年级老师要学生翻译恺撒（Caesar）的《高卢战记》（Bellum Gallicum）一样：唯一重要的是逐字逐句的翻译，内容必须准确，语法必须清楚。对海尼士来说——与翻译拉丁文一样——始终只存在着唯一正确的翻译，如果背离此原则，在他看来就是错误的。他并不了解文言文的精微差别，而对这些差别常常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我还记得，有一次海尼士在课堂上对冯·查纳尔（E.H von Tscharner）刚刚发表在《东亚杂志》（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上的文章《德译中国诗歌》（“Chinesische Gedichte in deutscher Sprache”）^[13]提出了批评，态度很轻蔑。冯·查纳尔在文章中指出，中文诗歌具有较为丰富的多种含义，因此要进行翻译是比较困难的。查纳尔的说法令人非常信服。我们没有从海尼士那儿感受到文学的精美，也没有了解所读文章的更深刻的内容，所以这些没有给我留下长久的印象。与提到过的其他老师相反，我也从不认为自己是海尼士的学生。那时，海尼士在学生中有个绰号是“玛丽阿姨”，我父亲则被称为“伟大的奥托”^[14]。

另外一次经历也令我对海尼士保持距离。海尼士1932～1933年冬季学期来柏林上任以前，10月初，我们系要从法国大街（Französische Straβe）搬到城堡附近一栋叫做“宫廷马厩”的古老楼房里。1930年从我父亲那儿获得博士学位的白乐日（又名伊天恩，Stefan Etienne Balazs，1905-1963）和我负责中文书籍的打包和拆包。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海尼士，他想表示感谢，就请我们两人上餐馆。喝了一点啤酒后，海尼士开始讲他在中国的经历：1904～1911年，他在武昌（今天武汉的一部分）的军事学堂——武备学堂担任德语老师。此时此刻，当他谈到“中国人”时，与在中国通商口岸生活的外国人通常所做的一样，同样的无知和轻蔑。我深为震惊，我在父母家里从来没有听到过人们如此议论中国人，虽然我父母也在外国移民区，确切地说是在北京公使馆生活过。回家后，我极为愤怒地讲述了海尼士的观点，我父亲保持沉默——他不愿意说自己的同事兼接班人的坏话——但我发现，他是理解我的。

对海尼士来说，中国——与古希腊、古罗马一样——其文化是死亡的古典文化，汉学是一门纯粹关于语文学的古典学科，与当代没有关系。不过，这种态度后来能够让他拒绝纳粹政权滥用其学术，从而避免了必须就中国的时事问题表明立场。

除了我的中文主专业的学习以外，我听从父亲的劝告，开始学习日语。为此，我在东方语言学院上日语入门课。授课的老师克莱门斯·沙恩施密特（Clemens Scharschmidt）很优秀，但也很苛刻，对学生的要求很多。沙恩施密特在日本生活了很长时间，除了语言以外，他还传授有关这个国家、人民和文化方面的知识。当时柏林大学还没有日本学，但有些学生对此抱有兴趣。1933年日本研究所开始定期地开设日本学课程。我已经忘记了日文研究所所长黑田源氏（Kuroda Genji，1886-1957）的第一堂课的主题，接着是该所德国所长冉明（Martin Ramming）的阅读课《平家物语》（Heike Monogatari），他是一位知识丰富、感情细腻的学者，令人极有好感。弗里茨·鲁姆弗（Fritz Rumpf，1888-1949）的课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强烈，近松门左卫门（Chikamatsu Monzaemon）的戏剧《博多小女郎浪枕》（Hakata Kojōrō Namimakura）是这门课的基础读物。鲁姆弗非常了解与课程相关的内容，向我们传授他对日本戏剧尤其是歌舞伎（Kabuki）的丰富知识和经验，让我们产生了丰富的想象。1989年，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编辑了非常漂亮的纪念文集《你懂我们的心》（Du verstehst unsere Herzen gut），其中，以多种方式展现了鲁姆弗的个性。

我也很感谢奥托·屈梅尔（Otto Kümmel）教授的东亚艺术课，我听了好几个学期。讲座让我掌握了理解艺术品的基础知识，我后来可以在中国和日本看到原作，但从来没有具备东亚艺术的扎实知识。

在柏林，我也继续关注自己在汉堡就萌生的对语音学和普通语言学的兴趣。我主要在迪特里希·韦斯特曼（Dietrich Westermann）那儿学习，甚至开始学非洲语，起初是学苏阿赫利语（Suaheli），然后学了一点儿埃维语（Ewe）。我想，也许可以利用这些语言作为附加专业而获得博士学位。韦斯特曼曾经长期生活在非洲，也知道如何传授知识，让大家对非洲世界有个印象。然而，我已经强烈地瞄准东亚，所以他讲的那些内容没有引起我的特别兴趣，以后我也没有继续进行已经开始的非洲研究。

在大学、东方语言学院和日本研究所听课以及为此所作的准备，虽然是主要的，但并不是我在柏林学习的唯一内容。冬季，总是有大量关于东亚的讲座，由东亚艺术协会（Gesellschaft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远东联合会（Verband für den Fernen Osten）和其他机构举办，我经常定期参加。1933年11月有徐悲鸿（1895～1953）的特展。1934年1～2月刘海粟牵头的较大型的展览，展出了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中除了刘海粟以外，还有许多在世画家的作品。

硕士学位文凭考试后不久，我也参加了一个汉学研究小组。学期中，小组成员多次碰面，大多数时候是在其中一个成员的家里。白乐日、贝克曼（K.Beckmann）、卡尔·宾格尔（Karl Bünger）、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1909-1989）、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沃尔夫·海尼士（Wolf Haenisch）、施翰基（Hans O.H. Stange，1903-1978）和冯·查纳尔都属于这个小组。通常，在谁那儿举行，就由他作有关自己研究领域的报告。我还记得小组会谈中的一幕：葛玛丽去中国旅行，时间比较长——这在当时并不是普通的事——她回来后讲述这次旅行时，施翰基，这个在汉学家中称得上是冒失鬼的人，显摆自己知道的所有东西都要比葛玛丽的好，葛玛丽生气地堵住他的嘴：“施翰基先生，您知道，聪明的孩子早死！”于是，他才不说话了。在艾伯华的鼓励下，我写了第一篇小论文《康有为的德国旅行记》（“Ein Reisebericht Kang Yu-wei’s über Deutschland”）^[15]，作为献给我父亲70岁生日的纪念文章。尽管我是初学者，但将来的某一天，这个圈子里一定会出现一些我要表达的东西。我与父亲谈起这些。为此，他给我《皇朝经世文新编》的样本，还有他较早时候作的有关笔记。《新编》是他搜集的维新改革运动的文集。我以此拟定了一份报告用于研究小组的讨论。后来，我甚至将它扩充成博士论文。除了提到过的教学活动以外，我父亲从来没有给我上过课，但是如果我带着问题去找他——也许这些问题对他来说都是很基本的——他却始终愿意倾听。一旦有相关的文献，他就告诉我，我也能随时使用他那出色的汉学图书室。

上述维新改革运动的文集是用文言文写的，特别是康有为（1858～1927）的文章，大多数相当难懂，尤其对初学者来说。为了帮助熟悉这些文章，学习汉学的学生喜欢和中国学生互换合作。起初，我和学日耳曼学的学生陈铨（1903～1969）^[16]一起互助，他1932年春季离开柏林后，从1932年12月到1934年春，我和历史学家张贵永（1908～1965）互换交流，他在赫尔曼·欧肯（Hermann Oncken，1869-1945）那里准备博士论文^[17]。这两位中国人都是北京的清华大学毕业生，青年时期受过良好的中国文字训练，在我翻译课文时能提供许多帮助，每次见面，我都认真地准备将要共同阅读的课文的翻译，就像上课一样。我主要是帮助中国人修改润色他们的德语博士论文。1937年6月，我在北京还见到过一次陈铨，但后来失去了联系，与张贵永则保持联系直到1965年底他的早逝。张贵永回到中国后，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重庆，最后在台北担任欧洲历史教授。我后来在南京、美国剑桥哈佛大学，最后在台北又见到过他。

在柏林，我的同学圈子比在汉堡大得多，可想而知，我大多数的朋友来自一个圈子。其中，克劳斯·克里格（Claus Krieg）和贝阿特·克里格（Beate Krieg）兄妹是在北京德国医院长期担任院长的克礼（Paul Krieg）教授的子女，所以与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小时候还在那儿住过一段时间，眼下正在准备东方语言学院的硕士考试，并先后于1934年、1935年考完。1932年4月，我去他们的家乡西里西亚（Schlesien）的西尔西贝格（Hirschberg）看他们，他们的母亲克礼太太如果不住在北京，就在这儿生活。我和弗兰茨·菲林格（Franz Ferring）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多。他在东方语言学院我的班级里，并和我一起参加了硕士考试，后来在外交部工作。同一年考试的还有约翰内斯·米什（Johannes Misch），他的兴趣主要是语言学，后来获得汉学博士。我们偶尔见面。约翰内斯·米什有部分波兰血统，但受德国教育长大，获得博士学位后到了波兰，二战后去了美国。在我已提到过的1932年11月参加的汉学研究小组里，我与白乐日、艾伯华和葛玛丽的联系很密切。他们都是在柏林我父亲那儿获得博士头衔的。从1933年春季开始，我很多时候和卜爱玲（Anneliese Bulling）在一起，她正准备东亚艺术史的博士论文，这在当时尤其需要广泛的综合知识，其中包含汉学。我也到卜爱玲的家乡奥登堡（Oldenburg）附近的埃尔伍登（Ellwürden）看过她一次。她比我大很多，我从她那里得到的一些启发和帮助，可以用来理解中国艺术和中国的人情世故。我一生都和她保持联系。我还记得她说过：在我父母家里，不仅柜子、五斗橱和抽屉里的物品这些物质性的东西整理得很仔细，非物质性的东西似乎也是如此。她的观察可能并非完全不准确。

在汉学家的圈子以外，我保持和老朋友赫尔穆特·迪贝琉斯的联系，他在柏林学习芬兰-匈牙利语。我们常常一起步行或者骑自行车闲逛。他根本不是纳粹甚至也不是民族主义者，却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此外，我在汉堡还认识了威廉·布劳尔（Wilhelm Brauer），他是埃彭多夫医院（Eppendorfer Krankhaus）医务主任卢道夫·布劳尔（Ludolf Brauer）教授的儿子，我父母和教授夫妇很熟。这个儿子在商界供职，在南非工作过多年，来柏林担任达尔波文（Darboven）咖啡公司的代理。威廉·布劳尔比我大几岁，对文学、艺术和音乐很感兴趣，他的职业其实不适合他。他爱好交际，我们相处得很好，可惜他的精神状态不稳，后来只能待在疗养院里。通过威廉·布劳尔，我认识了一些人，其中有非洲学者索贝尔（R.Schober）博士，我和他很合得来，后来却失去了联系，我担心他也成了战争的牺牲品。

1932年6月底，我和父母从霍恩错抡达姆大街的比较简陋的房子搬到吕德斯海姆广场（Rüdesheimer Platz）10号3楼的公寓，我们的房子在一个又老又旧的楼房里，有7个房间。1933年5月父母出去旅行时，我成了这房子的主人，利用这个机会，在卜爱玲的帮助下，邀请了我所有的朋友参加晚间社交舞会，来的人有葛玛丽、克劳斯·克里格、索贝尔、威廉·布劳尔、艾伯华等人。艾伯华在此认识了也应邀参加舞会的东方语言学院学生阿莉德·罗美尔（Alide Römer），不久后就和她结了婚。

通过我父母，我和一些非汉学专业的教授们建立了联系，特别是和我姐姐的好朋友古典语文学家哈拉尔德·福克斯、哲学家兼教育学家爱德华·施普冉格夫妇，我后来也和这对夫妇保持着联系。我很高兴又能去听歌剧，特别是1931～1932年冬天的《波希米亚人》（La Bohème）、《卡门》（Carmen）、《游吟诗人》（Troubadour）、《唐·乔瓦尼》（Don Giovanni）、莫扎特的《后宫诱逃》（Entführung aus dem Serail）、《假面舞会》（Maskenball）以及由福特万格勒（Furtwängler）、克勒姆佩雷尔（Klemperer）、克莱伯（Kleiber）、布莱希（Blech）指挥的音乐会。我也听一些与东亚无关的讲座、报告，比如古典语文学家维也讷·耶格尔（Werner Jäger）的报告。

为了锻炼身体，从1933年春天开始，我又定期骑马，有时和葛玛丽一起在格林纳瓦德森林里，或者朝着马西诺夫（Machnow）、得莱林登（Drei Linden）、特尔托夫运河（Teltow Kanal）方向骑去。我和我姐姐以及她的朋友坐小船旅行过几次，也和艾伯华乘船旅游，他住在波茨坦，有一艘小船。我多次在柏林周围骑自行车郊游，距离长短不一，有时候骑自行车环游好几个星期，骑车到波罗的海，经过梅克伦堡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滕（Schleswig-Holstein）再到库克斯港（Cuxhaven）。我的家乡汉堡还是那么吸引我，每年我都去那儿好几次，或者是骑车旅游期间去，或者是和朋友乘汽车、火车去。每次去，即便待的时间不长，也总有好几天。此外，我还发现了登山的乐趣。我加入了阿尔卑斯山协会（Alpenverein），1932年8月，在和大我很多的堂兄弗里茨·弗兰克以及他妻子特奥多拉在克恩藤（Kärnten）的白湖（Weißer See）逗留了两个星期以后，我第一次去高山旅游，登上了格罗斯格罗克内尔山（Groß-Glockner）。接着，9月8日我乘火车从博岑（Bozen）到威尼斯（Venedig）。在博岑的火车站，我意外地遇到了去威尼斯的西门华德教授，他要在威尼斯搭乘罗特—特里斯蒂洛公司（Lloyd Triestino）的“孔特维尔德”（Conte Verde）或者“孔特罗索”（Conte Rosso）客船去中国。我们同乘一辆火车，他为我在意大利的旅行提供了一些好的建议，显然，他比较熟悉意大利。除了参观景点以外，我在利多岛（Lido）度过了大部分时间。在那儿，大家可以在亚得里亚海（Adria）优哉游哉地游泳。9月中旬我又回到柏林了。两年后，我和阿尔卑斯山协会的朋友地理学家温茨（Winz）博士以及他的妻子再次去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旅游，并在帕拉山脉（Pala-Gruppe）登山，登上了沃特勒尔山（Ortler）。随后我又到威尼斯，从此地乘船到弗美（Fiume），在伊斯特利半岛（Istrien）的劳拉纳海滨浴场（Laurana）停留了一段时间。9月初又按原路返回了柏林。此外还有一些小旅行，除了提到的在北德的自行车旅行以外，1932年4月，我去了我舅舅阿图尔·尼布尔的新农庄——他已经卖掉了皮阿吉恩，搬到西里西亚的劳班（Lauban）旁边的格拉斯海姆（Gerlachsheim）——我从那儿到布拉格（Prag），1933年6月去了摩泽尔河（Mosel）和拉恩河（Lahn）。

1933年1月30日是所谓希特勒和他的同伙夺取政权的日子。对纳粹分子，我父母起初是克制观望的，但并非绝对抵制。1932年1月，我在维尔门斯多夫区的网球大厅听了希特勒的一次比较温和的演讲，虽然如此，我却担心会有严重的情况发生。遗憾的是，我是对的。纳粹的真面目暴露的日益明显，特别是在纳粹通过建立“德意志基督徒”（Deutsche Christen）这个组织来干涉新教教堂并任命“帝国主教”（Reibi）以后，我父母的立场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因此，1933～1934年的秋冬时节，我父母和我多次参加达勒姆区（Dahlem）尼默勒^[18]牧师的晚间接待日，批判讨论教会问题。因为我父亲已经退休，新政权的权威们也就没有打扰他。然而，从纳粹的立场来看，此后他还是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我父母也逐渐不再与纠缠不休的纳粹亲戚和熟人往来。我默默地抗议纳粹的德意志狂热，从1933年7月开始写的日记以及其他文字，通常只用拉丁文，而在此之前则是用德国的语言。所谓的“强制性一体化”日益引起关注，尤其是柏林的文化生活遭到破坏，因为文化界、科学界的大部分卓越人士不同程度地被迫移居国外，以逃脱厄运。甚至在阿尔卑斯山协会的学术部门里，主席也必须声明，他得到了命令，要开除“非雅利安人”，即犹太或部分犹太出身的成员。对此，温茨博士很果敢地说，没有任何线索能够说明协会成员的出身。实际上，成员里肯定有所谓要被开除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