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班昭的儒家思想及其朴素的表达

班昭有多方面的才能，最早显示的是她的史学才能。和帝永元四年（92年），班固狱死后，班昭受诏，入东观续《汉书》“八表及《天文志》”，是年班昭约43岁^[31]。稍后，班昭为后宫女师。“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32]，所教者“经书，兼天文、数”^[33]。教“天文、数”与她能续作《天文志》相呼应；教“经书”，显示出班昭儒学修养。班昭文学才能主要通过其辞赋、上书等表现出来。史云和帝每遇朝贡异物，辄召班昭作诗赋；班昭《为兄超求代疏》，也使“帝感其言，乃征超还”。

检班昭现存诸作，《东征赋》为“言志”之作，比较集中地反映和表达了她的思想。赋作于永元七年（95年），是年，其子曹成为长垣县令，班昭随子前往^[34]。《东征赋》“乱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35]表明此赋写作一为接续其父班彪《北征赋》文学传统而来，二为慕孔门弟子“各言尔志”之作。所以《东征赋》虽关注洛阳至长垣途中的城邑、山水，但更重要的是凭吊、追慕曾活跃于经临各地的古圣先贤，掘发古圣先贤的精神，作为当下自己人生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指导。通过“东征”完成了一次从“慕京师”、“小人怀土”到“慕古人”、“怀道”的思想感情和思想境界的转变和提升。

班昭的古圣贤精神主要通过孔子经典言行表现出来。赋曰：

惟经典之所美兮，贵道德与仁贤。……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勉仰高而蹈景兮，尽忠恕而与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诚通于明神。……贵贱贫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时兮。修短之运，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敬慎无怠，思嗛约兮，清静少欲，师公绰兮。

“知性命之在天”，本于《论语·颜渊》“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36]“力行而近仁”出《礼记·中庸》：“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37]《论语·子路》又有“子曰：刚毅、木讷，近仁”^[38]语。“尽忠恕”出《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39]“贵贱贫富”四句，出《论语·述而》章。“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者，从吾所好。”《郑注》曰：“富贵不可求而得之，当修德以得之。若于道可求者，虽执鞭贱职，我亦为之矣；”^[40]“清静少欲”两句出《论语·子路》章。“子路问成人。子曰：‘……（若）公绰之不欲。”^[41]班昭取资于孔子的“清静少欲”、“谦约”偏于个人修炼的“克己”工夫，“敬慎”、“尽忠恕”是从对待他人方面的修炼，其“力行”的目的在于“正身履道”、“近仁”，而“道”乃指向“道德”、“仁贤”的儒者之道，可见《东征赋》表达的思想几乎都为儒家之义理。

班昭秉持儒家思想，但其言行有朴素实在、讲求实效的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她儒家思想的纯粹性和理论高度。据《后汉书》《列女传·班昭传》、《和熹邓太后纪》、《邓骘传》载，永初四年（110年），邓太后母去世，太后诸兄以母忧上书乞身守制，太后不欲许，以问班昭。班昭上疏曰：

妾闻谦让之风，德莫大焉，故典坟述美，神祗降福。昔夷齐去国，天下服其廉高；太伯违邠，孔子称为三让。所以光昭令德，扬名于后者也。论语曰：“能以礼让为国，于从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让之诚，其致远矣。今四舅深执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静，拒而不许；如后有毫毛加于今日，诚恐推让之名不可再得。^[42]

班昭不从守礼的角度劝太后准许邓骘兄弟乞身，而将守制之举转变成引身自退的谦让之德，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邓太后临朝，很倚重自己的兄弟，但新立之安帝已近成人，权力仍掌握在外戚手中，所以，朝野出现归政于帝的声音。有平原郡吏成翊世谏太后归政，又永初元年（107年），杜根等新进郎中上书直谏等。对此太后大为光火，她收执杜根等人，将杜根置于缣嚢于殿上扑杀，成翊世亦坐抵罪。此事为太后政治的一大污点，所以班昭建议太后利用兄弟乞身守制之机会，对天下表示太后及外戚谦让的政治姿态，从而收“推让之名”。但“夷齐”、“太伯”之让国，皆彻底弃绝政权，邓骘兄弟守制，是否意味着太后、外戚将归政于汉帝呢？班昭上疏无意于“谦让之德”的真实性，关键要抓住这一难逢而易失的政治机会。这当然更多出于政治实用的考虑，所谓“诚恐推让之名不可再得”。所以班昭上书虽征引孔子之语，但与儒家纯粹的推让之德、礼让之政并不完全一致^[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