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女诫》与诫子、诫女书的书写传统
诫子、诫女书最初在家庭内部产生，是父母与子女间的体己之言，因而趋于实用。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子女是家族和父母之延续，因此父母的最基本的职责是保护子女肉体生命的存在，又由于父母已届年长历经磨炼之故，已在生活中学会了容忍、妥协，而且对子女尤为爱惜，所以诫子、诫女书的思想原则与作者的一般的思想和行事原则有相当大的落差。如刘向锐意于中枢政治，能与不公正、不道德的政治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冲突，不惜冒生命危险，被赶出权利中心，也不停止自己的努力。而且他与韦玄成、贡禹、匡衡等醇儒亦有直接的政治冲突，刘向身上在在体现出忠贞谏臣的风范[24]。然而当儿子刘歆被任黄门侍郎，真正进入“中枢政治”，得到刘向之终身所追求者，刘向作为父亲，为儿子更多看到的是政治的险恶，所以作《诫子歆书》曰：“今若年少，得黄门侍郎，要显处也。新拜，皆谢贵人叩头，谨战战栗栗，乃可必免。”[25]告诫其子谨慎以自保。与刘向自身忠贞谏臣的姿态完全相反。
又如马援。《后汉书·马援传》反复云其“少有大志”、“慷慨有大志”。马援言行追求惊天骇地之效。马援上书即自云：“夫居前不能令人轾，居后不能令人轩，与人怨不能为人患，臣所耻也。”在两汉之交的乱世，马援在各种势力间游走、遇合，其对刘秀曰：“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也是他以“语不惊人”为耻的表征。所以本传中留下了他“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耶”等豪语、警语。然而当其子侄马严、马敦“喜讥议，而通轻侠客”之时，马援作《诫子书》曰：
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効也。効伯高不得，犹为谨勅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効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26]
杜季良豪侠好义，结交很广，但这类人行为稍一过之，就可能违法乱纪，甚至犯上作乱，至少让当权者感觉如此，这是父辈最不愿意看到的晚辈之所为，所以马援不愿子侄学之，并明确表示希望子侄辈成谨饬之士。吊诡的是，慷慨任气之父无形中对子女产生影响，父子同其气类，然父亲因深知其中的风险，出于保护子女的本能，却不希望子侄效仿自己，这对子女来说，是颇为压抑和艰难的。有趣的是，马援让子侄们将自己的教诲“施衿结褵”，令人想起《仪记·士昏礼》中父母对出嫁女儿的训导之举。
除了保全的目的外，劝子孙谨慎，其中亦有“弱以为强”的积极、智慧的人生哲学在。如王昶建安中所作《戒子书》[27]曰：
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昔伏波将军马援戒其兄子，言：“闻人之恶，当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反报焉？且闻人毁己而忿者，恶丑声之加人也，人报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己也。……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伦，甘长饥于首阳，安赴火于绵山，虽可以激贪励俗，然圣人不可为，吾亦不愿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义为名，守慎为称，孝悌于闺门，务学于师友。吾与时人从事，虽出处不同，然各有所取。颍川郭伯益，好尚通达，敏而有知。其为人弘旷不足，轻贵有余，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亲之昵之，不愿儿子为之。北海徐伟长，不治名髙，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务。其有所是非，则托古人以见其意，当时无所褒贬。吾敬之重之，愿儿子师之。东平刘公幹，博学有高才，诚节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补。吾爱之重之，不愿儿子慕之。乐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内敏外恕，推逊恭让，处不避洿，怯而义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愿儿子遵之。[28]
此书与马援《诫子书》有明显的对话关系，并对之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王昶明确表明不希望儿子做伯夷、叔齐、介子推那样“激贪励俗”之人，因为这类人往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与生子继统的目的完全违背。王昶希望儿子将先人之“仁义”、“守慎”、“孝悌”等传承下去，即将生子视为家族的自然和文化延续。从个人的角度看，如果将“屈而能伸”理解成后发制人的策略和企图，则有机心在，如果能面对别人“毁己”，反躬自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岂非修身之一助，因而能做到真正的道德意志上的“屈而能伸”，砥砺成器，则是人生的另一境界。由此可见，《女诫》前后的诫子书系列中，谨慎保全的思想倾向至为明显。
班昭《女诫》本为母女体己之言，是私界阈的话语。《女诫序》明言《女诫》仅为自己诸女所写。她说：“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闲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班昭在《女诫序》中显示出的轻松感也很值得玩味。班昭说：“（余）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黜辱。……夙夜劬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乃知免耳。”[29]“而今而后”两句，用曾子典。《论语·泰伯》云：“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30]曾子谓自己一生战战兢兢，班昭以此形容自己在夫家的生活状态；曾子云自己将死，所以“而今而后，乃知免耳”，但班昭下文又有“吾今疾在沉滞”之句，知此处“而今而后，乃知免耳”云己在夫家“战战兢兢”的生活状态可以“免耳”。换句话说，此时世上已无可以黜辱自己之人，这意味着姑、舅、夫等并逝。班昭无形中流露出的为妇的轻松自由感，对长期受压抑之人应属常情，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又与子媳对姑舅之情义有违。班昭这一隐密情感的表达，也显示出《女诫》确为母女间之私语，《女诫》当置于诫子、诫女书的书写传统中加以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