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之殇

何谓“国宝”

“国宝”通常是指国家的宝物，具有国家的属性，它有物质与非物质两类。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宝”，它们大都是无价的，是国家的骄傲和象征，并受到所在国家的特别尊重与保护，也得到世界人民的拥戴和珍视。成书于春秋末年的《左传》记有：“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于难，其荣多矣。”杜预注：“国宝，谓甗磬。”这已经说明“国宝”是国家的宝器。唐代白居易《除孔戣等官制》：“浑金璞玉，方圭圆珠，虽性异质珠，皆国宝也。”这是讲“国宝”所具有的特别的质地与工艺。唐代崔曙《奉试明堂火珠》诗云：“遥知太平代，国宝在名都。”这是讲国宝深藏在国家名都。在民间，人们往往也会把一些稀世之珍称为“国宝”，随口说说而已，以显其珍贵。但上升到国家层面，进入文博领域，就不能随便说说。

何谓“国宝”？不能用秤称，不能用斗量，更不能用具体的货币数值来界定。然而，既然是“国宝”，国家就不可能不管，所以，在文博界，考量其价值的不是随便说说的“国宝”，而是由国家认定的等级。我们国家所依据的是1982年11月1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最新的版本是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第五次修正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受国家保护的文物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又分为一级文物、二级文物、三级文物。这之中又有与价值判断相关的“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它们都是国家认定的一级文物中的特级文物。2002年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规定64件（组）珍贵文物禁止出国（境）展览。此目录出台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六章第四十九条：“一级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损品，禁止出境展览。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的目录，由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公布。未曾在国内正式展出的文物，不得出境展览。”2012年6月26日，国家文物局发布《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书画类）》，共37件（组）一级文物；2013年8月19日，国家文物局继续发布《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共有94件（组），含青铜器、陶瓷、玉器、杂项四类。

如此，大致可以明确，属于“国宝”的文物应该在“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中，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新石器时代的鹳鱼石斧图陶缸、商代的后母戊鼎，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战国中晚期的《人物御龙帛画》，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秦云梦睡虎地秦简《语书》，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卷、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卷，等等，可查相关目录，了解它们的详细情况以及重要性。禁止出国（境）展览，是为了保护传之久远的国家宝藏，是对国宝的礼遇。这里的“国宝”是有着国家认同的。文物都分三级，说明有高下，显然，不是所有的国家收藏都是“国宝”。以国家博物馆为例，现公布有140余万件藏品，其中有6000件是国家一级文物，其余多为一般文物，如果把馆藏140余万件藏品都说成“国宝”，显然是不合适的。

可是，自从商业绑架文化，将圆明园遗物中的西方的水龙头称为“国宝”开始，商业对“国宝”称谓的利用愈演愈烈，凡是在市面上能卖高价的几乎都冠以“国宝”的头衔，而一说“国宝”又往往立马涨价。因此，这几年，出于对部分在电视上和民间进行忽悠的专家的反感，民间又多了一个相关的专业词语——“国宝帮”。这个“国宝帮”就是专门说“国宝”、认“国宝”的，他们肆无忌惮，把假的说成真的，把一般文物说成国宝。

有了商业的绑架，又有了娱乐的绑架，“国宝”进一步在公众面前泛滥。一般来说，专家或权威人士说这是“国宝”，老百姓通常不会提出什么质疑，尤其是观众看娱乐节目看得太多了，所以他们知道也就是娱乐而已。业内有良知的专家提出质疑，虽然义正词严，但声音不可能高于商业和娱乐，甚至搅和在商业和娱乐之中，真是秀才遇到兵。话语权旁落，已经不在真正的专家手里，可想“国宝”在当代的悲剧。有法可以不依，有专业而无专业认同，那怎么办？退一万步，如果说法规比较复杂，或者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不好认定，那也可以简化，至少下列可以认定不是中国的“国宝”：

1.不是中国人创造、不在中国制作、不表现中国文化精神；

2.不辨真假或难辨真假；不明是非；不明来源；

3.有价。

关于第3点最简单的解释是，人们通常称熊猫为“国宝”，是因为它珍稀，它受国家保护，所以没有哪家拍卖公司拍卖熊猫的，因此，人们也不知道熊猫值多少钱。“国宝”正是如此，是无价的。

“国宝”的出镜

2018年春晚，有一个“盛世中华，国宝回家”的特别节目。就我的专业认识，我认为那天演播室里展示的是复制品，但是讲解员没有说明这一点。演播室缺少温湿度控制，加之强烈的灯光照射，“国宝”的原件无论如何不会被展示在这样的空间之内。这里先抛开展示的是否为“国宝”不论，如果是复制品，讲解员应该说明，这样可以让人们放心，让人们感觉到专业。至于讲解员，他说好说坏都不怪他，因为他是演员，是在背书，如果有错，那也是写台词的错。

中国的卷轴画通常画于绢和纸之上，这类材质比较脆弱，尤其是年代久远的作品，打开一次伤一次，特别是绢本。对于绢本的保护，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少打开，尽量避免强光。因此，中国各级博物馆中绘画馆的灯光、国外绝大多数博物馆展示纸质文物的灯光，都极其暗淡，有的还设有感应装置，在没有观众的时候会自动灭灯。这一点，相信是博物馆人的共识，一般的观众也能够理解。如此来看，央视春晚演播室内展示的还会是原作吗？它是“国宝”吗？在这个只有4分4秒时长的节目里，有关画的内容不多，但有几句关键口号——“盛世中华，国宝回家”“一件国宝级的书画”“它非常珍贵”“把流落在海外多年的国宝带回家”“国宝回家，全民共享”。客观来说，如果不是看在央视的名号以及台上嘉宾头衔的份上，还以为是“国宝帮”在忽悠。虽然全长30.12米的画卷限于场地和时间，只展示了部分，但毕竟是在非博物馆的娱乐空间中展示，如果所展示的是原作，那实在对不起“专业”这个词。专业的单位做业余的事是最可怕的。看看在大英博物馆中受到礼遇的中国的“国宝”——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吧，大英博物馆是不可能让《女史箴图》出馆门的，更不要说拿到国家电视台的娱乐节目中去展示。这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是对国家文物、国家文化有没有基本尊重的问题。这里要加一句，如果国人都不尊重自己的文化和文物，遑论他国之人来尊重中国的文化和文物。

献宝者在演播室现场还说了一句：“把流落在海外多年的国宝带回家。”这是典型的“国宝帮”的口吻。明明是有人从日本倒腾回来，而且到了国内还几经倒腾，有钱的献宝者只是最后一棒的接手者，怎么能说是自己“带回家”？至于其中如何倒腾的，过程在网上都有，这里就不赘述。

博物馆是国家的公器，但往往落到少数人手里，成为个人把玩的玩物。也有真正的“国宝”回家，像国家文物局从海外征集回来的交由国家博物馆保存的商末周初青铜重器“子龙鼎”，以及北朝石椁、唐代天龙山石窟菩萨坐像和头像、宋代木雕观音菩萨坐像、五代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石刻等，它们在国家博物馆的展出真正体现了“全民共享”。这些海外回流的文物之所以没有争议，是因为流传有绪，有专家的多年跟踪、反复鉴定和研究，是国家有关部门慎之又慎的决定。

娱乐是把双刃剑，当你想娱乐别人的时候，可能自己也被娱乐了。

“国宝”的捐赠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公民将自己的藏品捐献给国家都是高尚的、为人称道的。在全球博物馆体系中，有许多依靠私人捐赠而建立起来的博物馆，而将私人专享变为与公众分享的捐赠，则开启了博物馆发展的历程。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就是世界上最早因为私人捐赠而建立起来的博物馆，它开启了300余年来世界博物馆发展的历史。如今，基于私人捐赠而建立起来的博物馆数不胜数，无数捐赠者的名字都刻在各博物馆的墙上，这既是缅怀和追忆，也是纪念与歌颂。

中国第一座公立博物馆在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二年开始筹备，鲁迅先生等向筹备处捐赠了自己的藏品。如今，各博物馆都有自己的捐赠目录，捐赠成为中国各级博物馆获得藏品的一个重要来源。我们感念那些捐赠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或猜测捐赠者的动机。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今天的中国私人捐赠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纯粹，出于各种私欲的捐赠比比皆是。对于绝大多数博物馆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只要捐赠的藏品是真的、是好的，就多多益善。只要来源合法，这都没有错。因此，一些捐赠人千方百计攻克国家级、名气大、有影响的博物馆。对于商人或者有商业目的的捐赠者来说，捐赠是其商业行为的一个过程、一种手段。比如画家，通过捐赠使其作品获得高价，通过高价又继续忽悠另外的买家。在这样的捐赠中，博物馆仿佛成了人家的托。像我这样画卖不出去的，也想捐赠，还想捐赠给卢浮宫，可是，人家不收在世画家的作品。事实证明，今天有相当一部分的捐赠是值得怀疑的，也有一些捐赠的接受是需要商榷的。

2009年10月，法国收藏家有意将圆明园遗物兔首、鼠首捐给中国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却遭拒绝。时任院长周功鑫女士在接受有关部门质询时指出：“本着博物馆专业伦理来看，只要有争议的东西，‘故宫’是不能珍藏的。”当年看到周院长所说的“专业伦理”，就无比钦佩她作为执业者的操守，她的这一决策被人们认为是捍卫了“社会的形象和知识分子的良心”。从“社会的形象”来看，我们的一些博物馆因为“专业伦理”缺失，已无形象可言；而从“知识分子的良心”来论，我们的各级博物馆的馆长大都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但有些人的良心在哪里？有没有变质为无良？缺失“专业伦理”就是无良。公器私用，只想自己抛头露面，就是无良。周功鑫院长是法国巴黎第四大学艺术史与考古学博士，她在博物馆学与展览策划等领域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原院长，其专业性毋庸置疑。在周院长任上，台北故宫博物院坚持不接受在世书画家的捐赠，代表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一名号的基本的学术立场。

美国华盛顿佛利尔博物馆的藏品来自其创始人佛利尔先生的捐赠。佛利尔沉湎于独特的中国文化和文物，通过各种渠道收藏了很多中国古代珍宝，在近3万件收藏中，就有1200多件中国古代绘画，位列全美之首。其中有一幅南宋的《洛神赋图》白描本，是存世9卷《洛神赋图》之一，其他散落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就佛利尔博物馆的名气而言，有无数的捐赠者想把自己的收藏捐赠给该馆，可是，佛利尔博物馆一律说“不”。有许多人想不通，为什么白送也不要？这是为了保持佛利尔收藏的独特性和纯洁性。这是一种“专业伦理”，不能见钱见利就眼开。佛利尔的后人多年来坚持每天给该馆的佛利尔雕像献花，每一位经过的观众眼神里都充满了敬重。世事就是如此，有人隔三岔五在电视上忽悠，博一时的眼球；有人默默奉献，获得的是久远的注视。

位于伦敦的华莱士博物馆，是一座人见人爱、小而美的宫殿。华莱士博物馆是历经赫尔福德侯爵家族五代积累收藏的博物馆，其第五代传人和他的太太于1897年将全部收藏，连同18世纪建造的这栋楼一起捐献给了国家，后来被改成对公众开放的国家级博物馆。这一博物馆也不再增加收藏品，其封闭性就是为了保持赫尔福德侯爵历经五代收藏的纯粹性。

对于很多博物馆来说，以封闭式收藏来保持其藏品的纯粹性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博物馆收藏的特色之一。这一点对于遗址类博物馆来说尤其重要，对于那些经由考古发掘而形成的特色收藏亦是不容忽视。拿湖南省博物馆来说，其从马王堆墓发掘而获得的系列藏品，是该馆的最重要特色，无与伦比。如果有一天马王堆周边的人来献宝，说是来自马王堆墓中的，故事也说得有鼻子有眼，所献之宝也有大致的模样，那湖南省博是收还是不收？我认为不能收，理由就是要保持当年科学考古发掘的完整性。类似的还有湖北省博物馆馆藏的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系列文物。掺杂就是混淆，就破坏了科学发掘的完整性，就说不清，这是博物馆收藏的大忌。当然，像国家博物馆这一类型的综合性博物馆，其早期馆藏主要来自各地的调拨，那收藏体系的庞杂则另当别论。

博物馆收藏并不是越多越好，特色最为重要，品质最为关键。收藏失去专业伦理是博物馆界多年来存在的弊端，有些博物馆收藏杂乱无章，唯利是图，见钱眼开，而可笑的是，有些业内人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为社会平添了许多笑柄，这是与博物馆专业伦理严重背离的。

“国宝”的学术形象

“国宝”尽管有其自身的历史、艺术或科学的价值，但还是需要学术来支撑。

“国宝”与学术有着重要的关联。当它流落在社会上的时候，也就是江湖上的一个看人识还是不识的物件，各人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可以赋予它不同的定位，“国宝帮”擅长此道。“国宝帮”的特色是没有学术，只能忽悠。社会上有很多散落的文物，重要的不能说没有，但不重要的比比皆是。对于散落文物的认识，其中有些属于基本常识，稍有常识就可以看出来；有些在缺少题跋及相关文物比照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判断的。“国宝帮”是无知无畏，敢于下论断，而博物馆的专家相对来说比较谨慎。因此，这些散落在市面上的文物有着杂乱而不系统的基本学术形象，“国宝回家”中的“国宝”就具有这样的特征。散落的文物进入博物馆，理论上来说就不一样了。博物馆会对其进行各方面的研究，包括研究其与相关文物之间的关系，重塑其学术形象，并通过展览与公众分享。这是从理论上说的，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原来我的认识是基于常理、常识以及对职业的尊重，这次“国宝回家”让我看到了不堪的现实，原来博物馆也是如此。这几年我到处做讲座，讲博物馆如何伟大，如何美妙，没想到我们的内部已经腐朽不堪。

“公众分享”没有学术支撑，如此，和土豪显摆有什么不同？土豪得到好东西就是这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显摆。博物馆与公众分享必须有学术根基，以研究成果为依据，不能信口开河，指鹿为马。在学术上的不负责任是对公众的极不尊重，是“专业伦理”丧失的重要标志。

博物馆不管大小，都有属于自己的社会形象。社会形象分两方面：一是公众形象，二是学术形象。总体来说，社会形象是博物馆自己塑造的，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公众的赋予是基于博物馆自己努力结果之上的叠加。博物馆的形象塑造是一个历史过程，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因此，每一任馆长除了做好当下的工作，维系传统也是品评其功过的一项重要指标。可以理解的是，每一任馆长都希望自己这一任能够做得更好，能够超越前任。但是，这个品评不是当下的，而是历史的。有想当网红的心，就已经偏离了博物馆的价值体系。在人们的心中，博物馆工作人员是老气横秋的，眼镜片都像墨水瓶的瓶底那样厚，这种形象是人们所尊重的学术形象，是几代人塑造的。博物馆工作就是默默无闻、年复一年。这里说的默默无闻是与娱乐的公共文化相比，是和网红、明星相比。当然，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不一，有人就好这一口，那也没办法，公众更无可奈何。

博物馆社会形象的自我塑造表现在很多方面，几乎囊括了博物馆业务工作的方方面面。一座博物馆从建设开始，馆舍是其最初也最基本的形象。因此，近年来，在新的博物馆建设中，主导者千方百计拼设计，为成为城市的地标而努力。博物馆开馆之后，社会形象就开始树立起来，而完善和丰富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的需要上百年。事情做好了不断加分，做错了则减分，不断地减分就预示着这家博物馆要出问题了。

博物馆的公众形象通过博物馆的各种窗口来表现，哪怕是少为人关注的餐厅、咖啡厅，或者是供观众休息的座椅，这些都会给观众留下记忆，而由此给公众留下的博物馆形象可能是终生不灭的。这些元素，由小见大，都可以反映博物馆的学术形象，餐厅、咖啡厅的环境，座椅的设计，说起来都是小事，但小事累积起来就成为大事，因为它们都关系到博物馆的社会形象。

博物馆的学术形象是至关重要的。博物馆的学术方向、学术状态、学术成果以及专家学者的队伍与成就，都是博物馆学术性的重要组成。博物馆的学术形象还表现在学术影响之上，这种影响可能是一部规模很大的书，也有可能是很平常的单册或一篇论文，关键是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填补了什么空白，综合了什么研究成果，如此种种，都反映出博物馆对学术的重视程度和组织能力。一般的道理大家都懂，可是做出来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就现况而言，中国博物馆界的总体研究能力在萎缩，研究队伍青黄不接，有一茬不如一茬的迹象。有些博物馆的研究水平是明显下降，学术影响力越来越小，有影响力的专家越来越少。更奇怪的是，有的人学问不大，却以博物馆的名号投靠了“国宝帮”，更让博物馆界丢脸。

博物馆的学术形象还表现在对藏品研究的水平之上。有的博物馆藏品数量之多，令馆长自豪，到处吹嘘。实际上这没有什么好吹的，都是祖上留下来的。真正好吹的是研究成果，没有研究成果，也就是数量巨多、价值巨高的仓库，馆长只不过是库房保管员的头儿而已。经常听到博物馆说自己又多了多少开放的面积，这不错，这很重要，但时不时也要晒晒学术研究的成果，看看最近几年在学术上有什么新的发展。客观来说，馆长多说说学术，对自身的形象塑造有好处，也是对馆内研究人员的安慰。如果馆长沦落为清退被占房屋或修缮房屋的一般行政人员，那真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博物馆的学术形象最直接的表现是博物馆的展览。博物馆展览的学术含量，是反映博物馆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的重要指标。这几年博物馆界好像流行以观众数量论英雄，所以往往动用各种手段来鼓噪，把人们的视线从关注展览和展品中转移到排队之上，反而面对声势浩大的展览，好像没有看到具体的评论——策展有什么学术背景和独特思路？布展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和方法？学术上有什么呼应和阐释？这些好像都没有看到，看到的只是拿出了什么样的重要藏品，它们如何重要。这重要、那重要，还要你说吗？前人早就说过了。从库房里面调藏品不是什么难事，馆长一句话，分分钟能搞定。这能说明什么呢？过去的馆长也能调，未来的馆长还能调。

“国宝”的研究

家中有宝，就是自己看看的，最多是琢磨琢磨。而这个“宝”对自己来说是宝，对别人来说，可能还不是宝。国中有宝就不一样了，通常还要建立博物馆。建立博物馆干什么？不仅仅是为了展示所藏，更重要的是研究。没有研究的博物馆，最多只能说是展览馆。实际上，今天中国的许多博物馆只能说是展览馆，或者说有相当一部分承担了展览馆的功能。

研究工作在博物馆中很重要。

“国宝”也是需要研究的。没有研究，就只是供奉在那里的稀世奇珍，没有生命，没有活力，就不能延展它存世的价值。研究可以为“国宝”增添活力，扩展其历史、艺术和科学的内涵。博物馆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不仅是占有多少“国宝”，还要看它的学术状况、研究水平、思想高度。博物馆也不同于珍宝馆，不是炫耀占有和稀世，而是通过文化的关联表现时代、类型、研究的深度。但是，中外博物馆都存在重展示、轻研究的问题。

“国宝回家”中的“国宝”真与假、是与非是一个问题，博物馆在接受和持有这两方面的研究缺失更是令人意外。没有研究便将其搬到了亿万观众面前，暴露出博物馆的专业态度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事如果出现在“国宝帮”的江湖上完全可以理解，出现在堂堂正正的央视节目中实在令人无法接受。

博物馆的研究是复杂的，因为藏品多，类型多，人手不足。队伍在哪里？有队伍能不能拉得出来？这些都可能制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但是，事情都有个轻重缓急，在数以百万计的藏品中有一、二、三级，挑重要的先研究，重点研究，那是常情。如果遇到了“国宝”级的，又与国家战略相吻合，以历史服务于现实，那是重中之重，按理说应该举全馆之力。如果全馆不足，可以举全国之力；如果全国不足，还可以组建国际队伍。退一万步，如果重视了，那就会出研究成果，等有了研究成果，对作品的历史和艺术的属性有了基本的认识，再拿到社会上来，那叫以理服人，以德服人，那是博物馆的实力所在。可是，现在漏洞百出，感觉还没有研究就将一些近乎商业炒作的说辞昭告天下，而人们感觉到的是一个裸体的“国宝”，因为看不到附加其上的具体的研究内容。如今，面对社会上一些专业人士的质问与举证，有关方面没有任何学术回应，作为博物馆人的我为之汗颜。

面对缄口可以有两种认识，一是无言以对，一是不屑一顾。无言以对是因为理屈词穷，而不屑一顾就有问题了。如果是理屈词穷，发现错了，认个错，也没有什么丢脸的，人们反而会为对这种学术态度点赞。不屑一顾不是积极的态度，不符合“全民共享”的原则。“全民共享”是有丰富内涵的，展示只是一方面，还包括共享学术和研究，官网上公布高清图片是一方面，组织专家去研究，回应他人的质疑也很重要。“共享”不仅表现在资源上，还表现在对原始资源深入研究成果的“共享”上。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共享”的成果？如果有，正好回应质疑。我内心非常着急，希望能够早日看到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博物馆的公众性是个复杂的架构。自己的藏品在面向公众的过程中出现知识问题、学术问题，哪怕是一个说明牌错了，该改的也必须要改，不能置之不理。博物馆应对问题的态度，也体现了博物馆整体管理水平的高下。

这几天一直在想，如果徐邦达先生（1911—2012）在世，他老人家会做何感想？徐先生生前有“徐半尺”之誉，意思是，画卷在手，他只要打开半尺就知道真假。他为他所在单位带来的美誉，确立了博物馆的社会地位，这就是“人才立馆”。徐先生曾对我说，书画鉴定是复杂的事，有个认识的过程。有的画多年前看是真，但现在看有问题；有的画多年前看不对，现在看是真的。徐先生所说是书画鉴定的规律，我一直谨记在心。任何事违反了规律就会出问题，就会出现误判。当然，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书画鉴定问题，远比徐先生那个时期复杂，那时还没有“国宝帮”，或者说“国宝帮”还在潜伏期和酝酿期。相信即使徐先生今天还在，也敌不过“国宝帮”，我都能想象出徐先生那无奈的神情。

落实到具体的一幅画之上，其研究是多方面的，需要时间和过程，需要努力和钻研，任何投机取巧走捷径都不可能达到学术的高度。而对于今天来说，还需要新技术手段。这个时代赋予了我们这一代研究人员此前没有的机会，因为新的技术为我们创造了可能。以国博所藏的明代《抗倭图卷》为例。此前，这幅画被认为是明代的，大概是根据画面中倭寇旗幡上日本弘治的年号，但“年”之前缺字，难以确定具体时间。自2010年起，持续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开展合作研究，因为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也藏有一幅《倭寇图卷》，两个版本接近。其间，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的专家用红外相机拍摄国家博物馆的原作，在画卷前端的倭寇旗幡上发现了肉眼看不到的内容，这是徐半尺的慧眼也看不到的，真是令人惊奇的重要发现——画中倭寇船的旗幡上有被白色覆盖的文字：“日本弘治一年”。

这一发现为我们确定了该画创作的时间，是在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或之后，但距离1555年不会太远；这也确定了作品所表现“抗倭”这一历史事件的时间。这一意外发现，为我们的美术史研究提出了新问题——国内外还有多少重要的中国历代绘画需要用新技术手段去发现未知的内容，从而带来美术史研究的新成果和对具体画作的新认识？这是我的期待。

由此想到前面所说的“国宝”，如果它是真的，用一些新的技术方法去研究，没准还能发现新的内容。可是，现在对它的研究缺失。面对现有的结论，与之相关的16世纪从何而来？为其背书的台词又是谁写的？一般来说，画上没有明确题款说明年代，是不宜做具体论断的。

201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