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来往

[伯林]之所以享有国际威望，不仅因为他身为哲学家、知识分子、教授、作家和公众人物所做出的赫赫成就，还因为他跻身于众多不同领域，与众多同时代的杰出人物有接触往来，同时还参加过许多意义重大的政治与文化活动。对许多人而言，他是一位受人敬爱的朋友和导师。[6]

毋庸讳言，伯林是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家之一。作为一位他所在时代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更确切地说是战后时期最著名的英国思想家之一，直到今天他仍然是普遍关注和探讨的焦点，是各种会议以及许多用不同语言撰写的书籍和出版物的主题——这不仅是因为他的重要思想以及记录这些思想的别具一格的文章，还在于伯林其人的风范。这里不是要讲他的生平故事——稍后会有一篇小传交代他的主要生平情况[7]，此外，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得到普遍认可的传记[8]以其富有洞察力的笔触，已经为我们奉上了一部经典之作——不过，这里还是要谈谈伯林通信往来的情况。

伯林终其一生，都是一位无人可比的多产书信作家。至今仍有数量浩大的书信幸存于世，使我们得以出版一套多卷书信选集，全面反映他视角纷呈的书信话题和多姿多彩的人格面貌。我知道的第一封现存书信写于1928年3月，当时的伯林是圣保罗学校的一名十八岁男生，信是写给作家G.K.切斯特顿的，请他为新创办的校刊投稿。最后一封信则写于1997年10月底，离伯林去世前不到一个星期[9]，收信人为诗人阿纳托利·奈曼。在两者之间大约七十年的跨度中，共有数千封其他信件，贯穿伯林充满活力、著述丰硕的漫长一生，涉及其中各个阶段和方方面面：牛津大学的本科生、研究员、教师、讲师、教授，直至沃尔夫森学院成立时的第一任院长；对北美、欧洲、巴勒斯坦/以色列及其他地区进行过的多次访问；二战期间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从事的工作；作为行政管理人员、作家、批评家和广播员开展的各种活动。贯穿于信件中的主题有些是反复出现的，包括父母在世时伯林与他们的关系，特别是与母亲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起与妻子艾琳的关系；庞杂而广泛的社交圈子；评头论足、讲述趣闻逸事的爱好；以及后来越来越多就他的作品与学生和批评者展开的交流讨论。这些信件远远超越了牛津大学和学术问题，进入许多国家的许多其他领域，尤其是艺术和政治领域。

他的通讯录中包括众多杰出人士，这些人不仅活跃在学术界，而且活跃在政治、新闻、社会、文学、音乐和艺术等领域：这中间包括美国著名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作家诺埃尔·安南、英国语言哲学家艾耶尔、美国著名女演员劳伦·巴考尔、英国摄影大师塞西尔·比顿、美国思想家马克斯·贝洛夫、社会活动家薇奥莱特·伯纳姆·卡特、英国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恩、牛津大学教授兼校长莫里斯·鲍拉、奥地利钢琴家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英国苏俄史专家E.H.卡尔、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英国家装业潮流领先人物西比尔·科尔法克斯夫人、美国女富豪爱默拉·卡那夫人、历史学家阿巴·埃班、美国诗人T.S.艾略特、英国女芭蕾演员玛歌·芳婷、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菲利克斯及其遗孀玛丽安·法兰克福特、英国哲学家汉普希尔爵士、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导演泰迪·科莱克、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小提琴大师耶胡迪·梅纽因、作曲家尼古拉斯·纳博科夫、英国史学家L.B.纳米尔、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英国小说家安东尼·鲍威尔、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牛津大学全灵学院院长约翰·斯帕洛、英国诗人兼批评家斯蒂芬·斯彭德、美籍俄罗斯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著名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威尔士亲王、作家艾娃·韦弗利、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博士、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美国文学和社会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等许多人。但往往还有这样的情况：一些最富有真知灼见的信件的收信人只是一些无名之辈，这表明，伯林是一位不问来头、有信必回的慷慨之人，待人诚恳，细致认真。当然，对挚友近交他更是不惜笔墨。

贯穿所有信件（和几百张明信片）的是一种颇似社会喜剧的基调，真实反映出伯林奔放乐观的性格：他是一个好伙伴，一个杰出的谈话高手，一个真正快乐的人，一个热爱多彩生活的人。他常常自嘲：“我总是抱有偏见地描述次要现象。”[10]他的信很少干巴巴地探讨学问。比起思想和事件，他更多时候是在写人——人是他最感兴趣的对象。这一点在本卷书信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像闲聊一样写道：“人只有做到可以在好朋友面前肆无忌惮地说话，活着才有意义。”[11]他常常下令说“把这封信撕掉”，幸运的是，这种命令往往被置若罔闻。

在最初的这段时期里，伯林从坐落在伦敦哈默史密斯区的圣保罗学校毕业，来到牛津大学的圣体学院。在那里，他分别于1931年和1932年获古典学课程和PPE综合课程一等学位。[12]1932年10月，伯林在新学院得到了哲学讲师的职位，后来，很快又在全灵学院举行的绩优奖学金考试中获奖——他是首位获选进入该学院的犹太人。1938年，在完成了《卡尔·马克思》的写作后（这是他在全灵学院从事的主要工作），他成为新学院的研究员。1940年7月初，伯林与朋友盖伊·伯吉斯前往美国，打算从那里前往莫斯科，但最终留在了美国，直至1946年4月初。本卷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告一段落。中间他回过几次国，并在1945—1946年完成了著名的访苏之行。

战前的书信均为伯林亲笔书写，不过在美国，他学会了使用秘书。而他的秘书也必须学会如何为他工作。以下这些文字可以为证，它们摘自一位叫蕾丽亚·布洛德森[13]的秘书给朋友的信件，信写于1952年：

他说话带牛津口音，口齿不清，不会发r音[14]，delivery（发信）一词说得飞快，除了急口歌，在其他场合我还从未听到有谁说得这么快。[……]星期二，我手里提着打字机，满心绝望地来到他所在的院长办公室。[……]我直接在打字机上敲入他口述的信件内容，这样可以让他不得不稍加停顿，因为打字机的声响本身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他很高兴看到内容写上去，或者画掉，几乎所有信件他都亲自签名。他的书信妙语连珠，偶尔哀婉动人。他害羞无助，文质彬彬，总是主动认错。星期四，我再次去他办公室，正好他出去接电话，于是我拿起他放在书桌上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论”重印本[15]翻看。立刻被书中内容吸引。他回屋后，我问他是否可以借阅几天。“尽管拿去，拿去，”他满口答应着，一边手忙脚乱地翻找文件，“我拿来就是送人的，拿去吧，留着。”于是我拿走了书。读完之后，我彻底被折服。此人即便不是真正的伟人，但至少与伟人相差无几，这一印象从此铭刻在我心中。[……]

我越来越喜欢他，这种感觉颇为奇特。结束秘书工作我不会感到遗憾，但他的离开却令我依依不舍。在他身上，有一种与常人不同的温文尔雅和非同寻常的魅力，让人在几乎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喜欢他。那的确是一种十分独特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