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与管家
——威廉·哈兹利特[17]
英国散文作家兼评论家哈兹利特以上针对编辑所说的话不无道理。然而，这个让人烦恼、靠文字过活的寄生虫，只要牢记自己的位置，有时却能够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至于这一位置意味着什么，答案可能千差万别，大不一样。确实，编辑这一概念无所不包，有时不由得让人惊叹它的作用究竟能有多大。一个激扬文字、指点国际大事的《泰晤士报》编辑，与整理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剧作的编辑，或是出版社孜孜矻矻地校对标点的编辑之间，有何相似之处？所幸的是，各个编辑所处的环境大致能决定他在广阔的编辑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当然，对具体工作职责的进一步详细阐述，会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职责。
每当思忖自己所承担的编辑任务，我总会想起两个大相径庭的比喻。在我看来，它们似乎体现了我所从事的工作中许多最重要的特征，至少按我个人理解是这样。一个比喻是把我的工作比作石匠，他用一块块石头，速度缓慢地建造着某座宏伟大厦，例如大教堂。给他的石料中有切割齐整的，也有需要修琢加工的。另一个比喻是把我的工作比作管家，他总是沉默寡言地藏身于绿色粗呢门之后，由于局限于家中的有限空间，他目光狭窄，但同时又因为专注于某一领域而格外敏锐。
建造一座教堂，虽然石匠比不上建筑师（当今而言更是如此），但建筑师的思想必须靠建筑工人领会，在实际建造中利用所给的材料予以实现。例如，建筑用的石料可能是事先准备好的，但需要石匠砌得严丝合缝；一旦有什么预料之外的问题出现，有时还必须反复调整加工；接合处的砂浆必须按比例调配，边角要磨平，不容许出现一点缝隙。工作完成之后，若是石匠活儿干得出色，整个建筑将成为一座纪念碑式的作品，展示的不仅是使之成为可能的艺术构想，同时还有赋予这种构想以形体的精湛技艺。换一个石匠也许一样能够把活儿干好甚至更好，但耸立在众人眼前的这座建筑却是“这一位”建造的。
管家的活动范围在楼下，这既给了他特权，同时也使他目光受到局限，所见失真变形。主人家发生的一切，除了纯属隐私的部分，多数他都能目睹或耳闻。但视野狭窄的他往往只能关注到自己小圈子里林林总总的细节，不会以巧妙或神通广大的方式将其与广阔的外界联系起来，那对他而言不要说难，简直完全不可能办到。他对自己操办的各类社交聚会的程序了如指掌，无所不知，但往往容易就此断定所有宴会都是同一模式，因为他根本没见过别人家如何操办。主人的所作所为，他无不了解，就连最微小的细枝末节也悉数尽知。但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地简单看待，体会不到其内在含义，无法感受它的弦外之音，也不能与之产生共鸣。再有，和主人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管家是可以替代的，但是，要保证整座房子的基础设施正常运转，却全都得靠他一手掌控。
至于说编辑，至少是本书编辑，本质上而言是作者的副手，负责处理作者的作品。在编辑履行职责的时候，他不希望过分突出自己的作用，因为这不是他行使职责的目的。编辑者的目的，是建构一座精神大厦，实现设计者内心怀有的梦想，即便有些设想直至设计者去世，还只是些模糊的碎片。编辑者的目的，是安排一场社交聚会，充分展示主人的个性，而不是极尽夸张，耍噱头突出自己，分散客人们的注意力。聚会上的酒杯，似乎是自动斟满。谁会欢迎一个打断客人谈话的侍者？而倘若这个侍者企图加入谈话，那更是无法容忍，除非他的话别开生面，并且说的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谁又会邀请一位建筑工匠来主讲一场关于建筑学的讲座，或者邀请一位管家来讲授家政管理课程？
在本卷书信集中，看不到一只强有力的批评之手引导读者，除了全然不胜任而外，以上所述便是根本原因。比如说，有些人或许会试图通过简介性文字寻找20世纪30年代牛津生活的美妙插曲，或者是战时美国社会的概况。即便此类辅助确有用处，我也无从提供，因为我不是一位社会历史学家，甚至什么类型的历史学家都不是。[18]此外，在本书附录中收入的两篇文章里，伯林本人已经详细描述了他在战时所从事的工作及背景，而信件本身则不但清晰地展现了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同时也揭示了作者的性格。不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我都不愿在文本和读者之间设置眼镜，这么做仿佛意味着我能够教他们如何阅读伯林的文字。我的目的，如下文中将要稍加详述的那样，就是要消极地而不是积极地“解放”读者（这是伯林的说法，同时也是伯林的精神），使他们多元的意愿能够在伯林的著作中得以实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为读者提供了他们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真实信息，以帮助他们理解伯林的著作，让读者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做出反应。[19]本书提供的是原始素材，而不是一本经过预先加工的评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