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没有序言的书向来令我失望。这就好比到某人家赴宴，进门便直接被带到餐厅。序言是私人的，充满个性特点，而书的正文却往往相反。通过序言，我们可以了解作者对著作所倾注的情感，至少是部分情感。那些希望与作者保持距离的读者尽可以跳过序言不看而没有任何损失，但对有心近距离了解作者的人而言，我觉得，他们是应该得到这个权利的。

——迈克尔·达米特[5]

我第一次向以赛亚·伯林提起出版其书信集的事，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我们俩在牛津大学的全灵学院刚吃完午餐。两人一边喝咖啡，一边交谈，话题是我打算离开牛津大学出版社，专门来整理出版他的书信文集。谈到书信时，我说要出版的话得经过精心挑选。主要出于几点考虑，一是信件数量庞大，二是出版商对该书投放市场可能持有的想法，再就是一些书信比较乏味，或有重复，没有必要收入面向普通读者的集子。当时他的回答不假思索，令我颇感意外，因为这完全不像他惯有的作风。过去对待有关出版其学术著作的意见，他总是态度谦和，耐心听取。而这次不同，他对我精挑细选后再予出版的建议完全置之不理，说此事要做就一定要做彻底。书信集“必须有大容量”，绝不让步。

总体而言，此后我便根据他这一明确的态度开展工作，当然也不是轻率地盲目依从。以上提到的那些编选因素确实不得不加以考虑，但是具体贯彻起来可以灵活掌握，既可严苛死板也可委婉巧妙。死板的做法是按照一些出版商的要求，出一卷本的选集。但那样不仅有悖伯林的愿望，也有损原始素材的质量。即便是目前这样的编选，也已经要求极大的自我克制了。

目前的出版计划暂定为三卷本。以1966年沃尔夫森学院成立，或者也可能以1975年伯林从学院院长一职退休为界，分为第二、第三卷。但这些计划均未最后确定。事实也确实如此。以此第一卷为例，最初我打算以1940年伯林离开英国首次赴美作为结尾，但出版商的想法与我不同，他们都倾向于少出几卷，把伯林战时与战前的书信一起收编进来，使读者对伯林有更完整的印象。因此，我把收入年份延长至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