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与实务
一
全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内涵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体制机制的改革
与宏观调控中的总量调控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运行体制机制的改革，解决的是结构性问题。打个比方，如果把经济运行比作发动机在工作，总量调控相当于在调节发动机的油门，油门大小影响发动机运行速度；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对发动机内在构造进行调整，是对气缸、变速器、给油回路进行改造，是结构性、体制性的改革，改变的是经济运行内在机制。
在切入点上，强调从供给侧着手，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经济活动总是在动态中实现均衡，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的匹配也是在动态中进行。但是，面对需求的瞬息变化，供给的能力和水平并不总是能够跟得上，时间久了，总会形成一些体制机制性的障碍，制约了供给结构适应需求变化的灵活性，产生了一些结构性失衡。这就需要通过激活市场主体（企业组织供给）、优化要素配置（要素供给）、降低营商成本（成本供给）、提高市场效率（制度供给）、增强创新动能（创新供给）等措施，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推动经济运行从旧的平衡跃迁到新的平衡。
在着眼点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致力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效率的关键指标，也是经济发展质量高低的重要体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实现三大变革（即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这三大变革都在供给侧。比如质量变革，就是要将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提升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比如效率变革，就是要通过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企业兼并重组、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提高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比如动力变革，就是要通过改革增强劳动力、各类人才、企事业单位等微观主体的创新动能和市场活力，加快动力结构的转换。这些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落脚点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供给侧改革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和满足需求侧的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体现的内容和形式是不一样的。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体现有所变化，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抓手是不变的，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换言之，尽管不同历史阶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体现出来的内容和重点也有所不同，但落脚点都是一个：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西方供给学派
习近平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至少有三点不同。
一是与西方供给学派只从供给侧施策不同，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从供给侧发力的同时，还配合精准有效的需求侧管理。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了“滞胀”的困境，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药方似乎不灵了。与凯恩斯主义强调需求管理不同，供给学派认为过高的税收会扭曲人们从事劳动和投资的激励（即所谓的“拉弗曲线”），应大幅减税来鼓励生产和就业，增加总供给，进而实现宏观层面抑制通货膨胀、降低财政赤字的效果。与供给学派不同，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发力供给侧的同时，还配合以精准有效的需求管理。如通过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精准脱贫、完善消费环境等举措，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性作用，确保财政支出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合理增长；大力优化出口结构，提高出口商品和服务质量，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在扩大进口的同时努力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1)事实证明，这是平衡总供给和总需求、推动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的有效办法。有学者研究指出，声称大搞“供给革命”的里根政府经济政策并不是真正的供给侧政策，而是综合了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政策组合；而且，之所以能顺利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主要得益于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克尔采用强硬的货币紧缩政策，而这又来自货币主义对需求管理的主张。(2)
二是与供给学派只强调市场机制不同，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政府与市场“两只手”要共同发力。在供给学派眼里，政府管制、社会福利支出过大是造成滞胀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减税的同时还主张放松政府管制、削减社会福利开支。里根总统在就职演讲中就宣称，“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恰恰就是问题的所在”。供给学派依据萨伊定理，认为微观效率改进会增加供给，而供给增加会带来收入增加，最终会传递到消费需求。这种将微观行为简单加总后推理出宏观效果、总量效果的逻辑实际上是行不通的。里根总统的实验表明，在总需求不足的经济衰退期，即使政府做出了必要的改革，微观效率的改进也不见得会实际发生，在总体过剩的环境下企业也不大可能有动力去增加产品供给，萨伊定理的逻辑链条根本就无法传导下去，供给学派所依据的“拉弗曲线”的故事也并未实现。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强调将市场“无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结合起来，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以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推动产能过剩行业市场加快出清，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制定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要求。
三是与供给学派只强调私有化不同，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供给学派基于其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传统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效率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在政策上体现为私有化，力图通过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来激活市场主体活力，进而达到宏观上刺激增长的效果。这突出表现在英国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时推动的私有化改革。与供给学派不同，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经济运行机制所进行的系统性调节。换言之，我们不是要搞私有化，而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毫不动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强调通过深化改革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毫不动摇壮大发展公有制经济，强调建立健全国有资本形态转换机制，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为平台推动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这两个毫不动摇实际上让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了与西方供给学派相比更多的政策工具和更有效的政策措施，有利于更好地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有利于破除阻碍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对接匹配的体制性障碍，进而提高供给体系的效率和质量。
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贯穿改革开放历程的主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苏联等计划经济国家不同，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恰恰是因为因势利导、与时俱进地开展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魂。这里暂举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
（一）培育新市场主体，增加企业组织供给
众所周知，计划经济之所以缺乏活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真正面向需求开展市场化经营的经济组织存在严重不足。为此，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的改革就注重从根子上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将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迅速扩大了农业产出规模。二是非公经济取得了合法地位，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逐步打开，个体户、私人企业蓬勃发展起来。这几十年来形成了7000多万个体户，3000多万个私营企业。三是国有企业经历了放权让利、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四是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作、代表新兴生产力的上市公司。目前，我国境内上市公司有3500多家，营业收入占到GDP的一半，年度分红将近1万亿元。五是引进外资。如今引进的外资按注册资本计算将近2.8万亿美元，形成了50多万亿元人民币的总资产，(3)相当于整个中国工商资产的30%左右。正是在这些经济组织的参与下，中国经济的供给侧很快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生产出了越来越多适销对路的产品，也衍生出越来越多样化的需求，中国经济自此走上了高速增长的快车道。
（二）减轻企业负担，降低综合经营成本
改革初期，我国企业的主体以国有为主。这些企业普遍存在冗员过多、企业办社会、大量呆坏账、资本金不足等问题。如何让这些企业轻装上阵、公平参与竞争，也是一个供给侧问题。这方面，当时的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方面措施。一是对部分企业员工实行下岗再就业。当时为了给企业减负，有近4000万冗员被剥离进再就业中心、实行下岗再就业。此举帮企业减少了4000万员工，按照当时人均1万元的收入标准计算，4000万人的直接成本就是4000多亿元。企业一下子减少了这4000多亿元的直接成本。事实上，那时候的GDP也就4万亿元，4000亿元相当于GDP的10%，也就是说GDP的10%的成本被减掉了。二是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那时候稍微大一点的企业从医院到学校，甚至火葬场应有尽有，生老病死的社会事业都在企业里。通过剥离社会事业，至少帮企业卸掉了几千亿元的成本，这也是降成本的典型案例。三是核销坏账和债转股。1997—1998年总共核销了将近5000亿元的坏账，相当于当时GDP的4%。20世纪90年代末，为化解金融风险，实施了将近1.3万亿元的债转股，相当于当时中国全部贷款余额的8%左右。总的来说，上述这些措施的重要作用就是大幅减轻了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为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创造了重要前提。
（三）实施价格“双轨制”改革，培育市场机制
20世纪80年代，受长期计划体制影响，工业品生产资料的价格严重偏低，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一方面形成了“短缺”，另一方面积存了“隐性通货膨胀”。若一下子放开价格，则必然会引发显性通货膨胀。当时的决策者采取了计划内国家定价、计划外市场调节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在操作过程中，尽管出现了价格水平不断上涨、部分产品倒买倒卖现象严重等问题，(4)总的来说，双轨制对当时的宏观经济产生了多重刺激效果。一是刺激了工业生产，有利于搞活企业。一些地方企业所需要的工业品生产资料，原来在国家计划内是拿不到的，但双轨制使得这些企业有可能用高价买到急需的能源和原材料，在当时有利于促进生产，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二是随着供需逐步平衡，一些计划外的高价逐步稳定下降，与计划内产品的国家定价趋近，双轨最终并为一轨。三是为工业品生产资料市场的发育成长和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后来，国家针对一些生产资料探索建立期货交易市场，先后推出了大宗农产品、有色金属、能源等品种的期货合约，这些大宗商品逐步形成了全国统一价格，市场趋于透明化，过去长期困扰我们的流通混乱问题和价格混乱问题迎刃而解。(5)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典案例。
（四）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释放增长动能
1978年开启的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做了两个方面的事情：一是福利住房产权化，就是将福利住房产权由单位转移给职工家庭；另一个是住房商品化，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鼓励外商和房地产企业开发商品住房。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尽管城镇人均居住面积达到8.8平方米（1997年），是1978年的2倍多，但住房分配体制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福利分房仍处于主导地位。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为防止经济下滑、稳定经济增长，国务院于1998年7月3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文），决定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从而为市场化的商业机构取代政府成为城镇居民住房的主体供给者扫清了最后障碍，自此中国进入了全新的住房市场化时代。1998年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约4%，而到了2004年该比重飙升至8%，甚至成为支柱产业。在房地产业的带动下，上游原本已经过剩的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迅速由过剩变为短缺，价格暴涨；下游的家装、家电和物业管理等产业也走上了风口。可以说，城镇住房的市场化改革几乎以一己之力将中国GDP重新推回1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6)这应该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宏观经济增长问题的典型案例。
（五）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如何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影响改革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至少有三件事体现了这方面的努力：一是各地涌现的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这类区域以自由便利、零关税的制度环境，为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平台，直接带动就业岗位200多万个，真正实现了“小区域、大产出”，在扩外贸、引外资、促升级、稳就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7)二是自1984年设立首批开发区以来，我国从沿海到内地设立了几十个国家级开发区、几百个省市级的开发区，各地市州、区县的开发区更是不计其数，成为推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这些开发区在促进体制改革、改善投资环境、引导产业集聚、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一些国家级省市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税收优惠力度很大，实行15%的企业所得税率，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初55%的企业所得税率。三是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作为对外开放的里程碑，这不仅直接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还倒逼我们根据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则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这些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案例。
以上列举的五条，是当时的决策者们根据工作实际提出并实施的一系列从供给侧着手、致力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的重大举措。类似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加起来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精彩画卷，是推动中国经济克服种种困难、实现体制转型、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可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魂。
三
十八大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时代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新探索
任何经济改革都是在给定的边界条件下针对特定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展开的。边界条件变了，主要矛盾变了，改革的具体措施也会有新的变化。十八大以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新问题和新矛盾，突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阶段，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二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越发凸显。三是体制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体制转型任务基本完成，与过去相比，那种“一部分人受益而其他人不受损”的帕累托改进式的改革机会越来越少。四是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正由过去的“因变量”演变为既是“因变量”也是“自变量”。五是出现了新一轮产业和科技革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等创新和应用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日益塑造着新的全球经济竞争格局。针对这些新特点新问题和新矛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思路，既是对过去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又是对新形势下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探索，具有新的时代特征。
（一）以“三去一降一补”为先手
2015年前后，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势和特点。受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国内需求增速趋缓。特别是随着前期刺激政策逐步退出，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的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同时，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大量僵尸企业吞噬着经济中宝贵的资源却无法创造价值。房地产价格飙涨的同时，库存持续扩大，2015年底待售面积达71853万平方米，库存达到历史高位。总体经济的债务增速过快，杠杆率过高，部分企业资产负债率达到甚至超过了70%，系统性金融风险持续累积。企业税费负担较重，制度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涉及民生社会事业的短板较为突出，大量有效需求有待进一步释放。
对此，中央提出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举措，经过几年努力，经济运行中的短期结构性矛盾得到了有效缓解，取得了积极成效。去产能方面，2016—2018年，我国累计压减粗钢产能1.5亿吨以上，退出煤炭落后产能8.1亿吨，淘汰关停落后煤电机组2000万千瓦以上，均提前两年完成“十三五”去产能目标任务，大量僵尸企业被淘汰，改善了市场竞争秩序和优质企业发展环境。去库存方面，到2018年底，我国商品房待售面积为52414万平方米，比2015年减少了27%。去杠杆稳步推进，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启动了新一轮“债转股”。截至2019年4月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签约金额已经达到2.3万亿元，投放落地9095亿元，已有106家企业、367个项目实施债转股；实施债转股的行业和区域覆盖面不断扩大，涉及钢铁、有色、煤炭、电力、交通运输等26个行业。(8)降成本持续发力，通过营改增、放管服等连续多年致力于减税降费，其中2016年实现5736亿元、2017年实现超过1万亿元、2018年为1.3万亿元，加起来接近3万亿元。补短板成效明显，创新驱动、基础设施、脱贫攻坚、城乡统筹发展、民生建设、生态环保等领域投入力度持续加大。这些具体改革措施，与20世纪90年代的很多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下子使重点行业供求关系发生明显变化，供给弹性大幅提升，经济效益持续改善，系统性风险趋于下降。
（二）以“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为要旨
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即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如果说“三去一降一补”治的是急症、解的是表，那么这个“八字”方针则注重在“解表”的基础上，通过细致入微的“慢调理”来“活血”（增强微观经济主体活力）、“扶正”（提升产业链水平）、“化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治的是长期以来经济运行中积累的“病根”——深层次的制度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
比如在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方面，推进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更加注重通过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来淘汰“僵尸企业”；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2019年全年实现减税降费超过2万亿元。在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方面，突出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强化产权保护、激发企业家精神；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出了第四批100家以上新的混改试点；等等。在提升产业链水平方面，研究谋划新一轮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在关键领域布局建设若干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启动实施一批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重大工程。(9)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方面，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打通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的循环；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性障碍，打通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的循环；提升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打通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循环。(10)
总的来说，这八字方针仍然是瞄准“企业”“要素”“营商成本”“制度效率”“创新动能”等供给侧，但在操作上更加切入到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之中，着力从体制机制的层面解决结构性问题。如果说，“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1.0版本，那么八字方针就是2.0版本，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驾驭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经济体的高超艺术和领导水平。
（三）以新发展理念为依归
如果我们把“三去一降一补”理解为短期平衡问题，那么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则致力于解决长远发展导向问题。可以说，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依归。事实上，近年来，除了贯彻落实“三去一降一补”和八字方针外，围绕新发展理念，一些重大改革举措也是实打实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比如，围绕创新发展，持续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催生激活了亿万新市场主体。2018年，日均新设企业超过1.8万户，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亿户；扩大科研机构和高校科研自主权，改进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深化科技成果权益管理改革，充分释放创新潜能。围绕协调发展，将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上升为国家战略，加快培育一批城市群都市圈，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的区域增长极。围绕开放发展，加快推进FTA谈判和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RECP即将达成，积极参与WTO改革，有力维护和加强了多边贸易体制；形成了18个自贸试验区1个自由贸易港的对外开放高地；“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成效显著，两次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举办首届中国（上海）进口博览会等。围绕绿色发展，确定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总体思路；探索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连续开展多轮环保督察，纠正了长期以来重增长轻环保、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做法；“蓝天”“碧水”“增绿”“留白”“降耗”等城市环境整治见效显著。围绕共享发展，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即将于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大力实施了“健康中国”战略，通过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等等。
同样，这些改革举措有的致力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创新动能，有的着眼于打造城市群都市圈、培育新动力源，有的通过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引入更多优质外资供给，有的则着眼于通过建设绿水青山为人们供给更好的生态产品，还有的致力于弥补公共服务短板、促进共享发展。这些改革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在供给侧通过深化结构性改革，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进而推动改革开放向着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和更宽领域大步迈进。
四
着力从生产端入手改善供给结构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具体工作中，需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展壮大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制造业
当前，我国工业发展产能过剩与产能不足并存：一方面，钢铁等行业产能大量过剩，拉低了中国工业发展的速度和效益；另一方面，新材料等领域又有大量产能不足，制约了中国工业发展的势头。这是因为，这些产能不足的产品，往往有高技术、大市场、大资本等特征，不是谁想干就干得了的。为此，要围绕工业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瞄准市场需求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加强中高端产品供给，促进高水平的供需平衡。为此，要把握五大环节。
一是面向时代主打产品的大市场。每个时代都有进入千家万户的主打产品，谁能成为这些产品的生产基地，这个城市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领跑者。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入中国家庭的主打消费品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老四件”；到了八九十年代，空调、冰箱、洗衣机、彩电等又成为新一个时代的主打产品；21世纪以来，汽车、电脑、手机、平板电视等产品则逐渐走进平常百姓家庭。这些年，重庆顺应全球家庭消费潮流，瞄准这些主打产品，走在了全国前列：汽车，去年产量达316万辆，是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电脑，每年生产6000多万台，其中笔记本电脑占据全球三分之一的份额；手机，去年产量近3亿部，占全国的14%，仅次于广东；液晶面板，有京东方、惠科两大项目，2018年上半年产量增长2.3倍，成为全国产量最大的地区之一。得益于这四大家庭消费品独占鳌头，重庆工业增速连续多年保持全国前列，推动GDP连续多年领跑全国。今后十年，从世界范围看，包括VR、AR在内的穿戴式智能终端、物联网智能终端、机器人、3D打印机等可能成为主导产品，这应该成为我们产业发展的方向。
二是推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这不仅可以使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企业之间的资源要素实现有机整合，避免行业内的供需错配，使供给更加精准有效，还能通过产业链条上生产技术和工艺的良性竞争，推动企业不断创新，促进优胜劣汰，延长产业的寿命周期，实现产业能级的快速跃升。以重庆为例，通过抓好上中下游产业共生，推动同类企业同类产品集聚，形成了由五大品牌商、六大代工厂和900多家配套企业构成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以及以长安汽车为龙头，集聚十大国内外汽车品牌商、1000家零部件厂的汽车产业集群，两大产业产值均超过5000亿元，贡献了全市50%以上的工业利润。
三是促使生产性服务业一体化推进。下功夫抓好研发设计、物流运输、金融结算等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显著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比如重庆，通过打通“渝新欧”国际物流大通道，将笔记本电脑等产品运往欧洲销售，每箱千米运费从最初的1元降到0.55元，已与海运成本相当，但节约了30多天时间，就有了竞争力。重庆还把加工贸易最核心的结算吸引过去，每年形成近1000亿美元的离岸金融结算量，带来一定量的银行结算收益和政府税收。这成为重庆电子产业利润连续几年增长35%以上的重要原因。
四是瞄准高技术企业招商。“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几十个产品为什么一直是中国的短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科技含量高，技术门槛也比较高，一般的企业干不了。能够掌握这些技术的企业，全世界屈指可数，一般也就八个、十个。因此，招商引资首先就要瞄准这些领域的龙头企业，再延展各产业链条。比如重庆市的集成电路产业，围绕原材料、单晶硅切片、芯片制造、芯片设计、封装测试等，引进了韩国SK海力士、美国AOS、英国ARM、奥地利AT&S、中电科技、中航微电子、西南集成等高科技龙头企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生态链。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拼优惠政策的招商引资不同，现在招商引资需要从供给侧角度进行顶层设计，整体策略确定后再谋动。需求侧是大水漫灌，不需要顶层设计的，困难企业因为大水漫灌也会活过来，而优质企业往往感觉不到有多大的改善。从供给侧发力的时候，往往是好的会更好，差的被收购兼并破产关闭，过剩产能被消除，这种状态才是良性的。
五是投融资模式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项目往往投资额都很大，比如液晶面板，一个项目少则300亿元，多则400亿—500亿元，而且不是十年逐步投下去，往往要求就在一两年要到位。这样大的资本需求，即使是实力很强的企业，只靠自己的资本积累也是难以进行持续投入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并不缺技术，也不缺市场，关键是解决好投融资问题。以前，大家会用低成本招商，砍胳膊砍腿，这不行。面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招商，不仅要通过产业链招商、资源和市场配置招商等，还要运用好资本手段招商，比如重庆京东方8.5代液晶面板项目，投资额需330多亿元，作为上市公司的京东方自有资金也无法支撑，后来通过资本市场定向增发的融资模式，由重庆企业认购100亿股入资210亿元，京东方再通过银行融资118亿元，满足了项目建设资金需要。通过这一资本运作，一方面使京东方项目仅用时16个月就投产，现在产品供不应求；另一方面重庆不仅多了一个高科技公司，每年新增200多亿元产值，而且持有的京东方股票收益超过200亿元。现在，重庆又利用赚来的钱与京东方合资投入480亿元搞了一个柔性液晶面板项目。这一案例中，既有资本市场的资金供给，又有高科技企业的技术供给，还有产品供不应求的市场供给。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后，赞誉它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功案例”。
（二）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服务业
当前，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同步发生。知识密集型的战略性新兴服务业，正在成为经济新常态下非常重要的发展变量。在保持批发零售、交通运输、物流会展、住宿餐饮等六大传统服务业平稳增长的同时，要加快推动一批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发展，促进服务产品供求的更高层次平衡。主要在五个领域。
一是新兴金融服务。在确保守住金融风险底线的前提下，深化金融创新改革，积极推动离岸金融结算、金融租赁、消费金融、金融保理、互联网信用服务等新兴金融业务发展，推动各类金融牌照更好发挥功能。
二是跨境贸易服务。在FTA背景下，这些年全国的服务贸易保持了年均20%左右的快速增长。包括跨境电商、保税贸易、总部贸易和转口贸易、服务外包等。比如，重庆作为国家跨境电商全业务试点城市，跨境B2B、B2C、C2C等发展都比较活跃。
三是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服务。我国已进入IT、DT并行的时代，现代互联网和云计算大数据服务供求两旺。整体看，云计算大数据产业的上游基础设施、中游服务器建设发展快，下游需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大力发展数据通信、存储、处理、应用及软件开发等业务，提升互联网和云计算大数据服务能力。
四是研发设计等专业服务。研发设计、专利技术、工程咨询等，资本技术高度密集。要推动专业服务市场化，促进传统研发设计中心向成本控制中心、利润中心转变，打造一批专业化研发设计市场主体，满足多元化、高端化的市场需求。
五是新兴消费服务。随着居民消费需求的档次提升，供给也亟须作出相应调整。要顺应需求结构变化，积极发展大健康、旅游休闲、影视文化创意、城市配送及冷链等服务业，满足居民多层次的服务消费需求。
（三）切实强化创新驱动
从本质上讲，创新就是通过创造新供给来催生新需求，一旦资本、资源、人力资本开始向新供给集中，老产业的生存空间就会受到挤压，产能过剩才能根本消除，而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平衡，而且能级还会有一个大跃升。国务院反复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现在各城市、各大学、各开发区都在推进各类孵化器和小微企业发展，在此过程中要把准脉络。如果关键环节把握不住，干到后面一堆乱糟糟，事倍而功半。做好创新驱动，关键是抓住三大环节。
一是要分类推动创新三阶段。创新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0—1”，技术创新无中生有。这是少数高层次专业人才在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在大专院校的工程中心、在企业研发中心搞出来的，不可能是老百姓、大学生，千军万马都跟着“创新”，需要的是国家科研经费、企业科研经费以及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第二阶段“1—100”，创新成果变成一定的生产力。包括小试、中试，也包括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开发，形成功能性样机，确立生产工艺等，这方面就要调动各类智商高、有知识、肯下功夫钻研的人千军万马、万众创新，建立各类小微企业，在各种科创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干活，目的是形成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生产过程。第三阶段“100—100万”，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比如一个手机雏形，怎么变成几百万部、几千万部最后卖到全世界去呢？要生产基地，这是各种开发区、大型企业投资的结果。因为创新有阶段性，所以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
二是科研成果收益分配要实施“3个三分之一”。有效的激励政策和收益分配，能够激发科技人员和机构的巨大创造活力。比如，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周围，吸附了数千个专事成果转化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形成了近万亿美元产值，很重要的原因是科研成果收益分配的“3个三分之一”。美国《拜杜法案》规定，凡是使用政府科技或企业资本投入产生的成果，其获得的收益“一分为三”：三分之一归学校或公司，三分之一归研发团队，三分之一归负责转化成果的中小创新企业。这个跟我国的不同在哪？以前计划经济的时候，一切专利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党的十五大后，成果发明人可以获得25%—50%的专利权；最近两年，进一步放开，成果发明人享有的股权可以达到50%甚至75%。政策的着力点主要是针对研发人员。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要知道，能搞出“0—1”的不一定搞得出“1—100”，设计发明人与科普转化者、生产工艺转化者、生产制造组织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给了发明人50%、75%的股权，最后好像没看到太多的千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出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成果没有变成现实生产力，还是0。这方面，我们应该好好学习《拜杜法案》，把科研机构、研发人员、科技企业三方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三是创新平台要集合六大功能。一些地方搞孵化器，一栋楼不分青红皂白，免几年房租，用低租金成本吸引几百家企业，“拉进篮子都是菜”的搞法，除了热闹，效果不会好。美国硅谷之所以孵化能力强，很关键的是，这些孵化器集合了六大功能。一是项目甄别。聚焦专业领域，把好准入环节，不能散而杂。比如生物医药孵化器，不能弄一堆机器人孵化企业。二是培训指导。创新创业者经过培训，成功率一般可从10%提高到30%。三是共享服务。公共实验室、专用设备或专业设施，由孵化器提供。四是股权投资。有种子基金、天使基金、风投基金、引导基金等多层次投入体系，覆盖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五是收购转化。通过上市、集团收购、合资合作、成果转让等措施将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六是资源集聚。孵化器应成为行业信息传递、知识交流、人才汇集的窗口。一个城市，创新平台不在于大批量、排浪式地去搞几十个、几百个平台，关键是要集合应有功能。一个符合要求的平台可以带出上百家企业，如果贪大求多，最终可能很多是空头平台，变成了形象工程。
五
围绕具有重大潜在红利的供给侧问题，推动一批聚财型、生财型、资源优化配置型的改革事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围绕制度问题、企业动力问题、技术创新及创新驱动问题、资源要素供给问题和劳动力、人才供给问题五个方面的核心要素、经济要素进行制度化的结构性改革。一旦改革推动到位，一定会产生改革的红利，生产关系调整之后带动生产力的发展。当下，至少有十个方面可以推动的、具有重大潜在红利的改革，而这十个方面其实都是党中央、国务院近年来已经在安排和着力推动的重大改革事项，需要我们各级干部具体贯彻落实，并执行到位。
第一，投融资PPP模式改革。最近，全国人大财经委、财政部等都在分析PPP的一些问题，但在公平公正、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前提下让社会资本参与政府公共服务项目，这个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做到“五种平衡”：第一，凡市场化收费可以平衡投资的，比如高速公路项目，就完全放开，由市场主体来做；第二，凡当期收费较低、暂时平衡不了的，像供排水、停车场等项目，就可以通过逐步调价的措施，使项目最终形成投入与产出的大体平衡；第三，凡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能收费的投资项目，要通过政府采购、分期付款的方式，把一次性投资变成长周期的公益服务采购，以时间换空间，形成长周期的投入产出平衡；第四，凡是特别大的投资项目，比如地铁项目，没有条件以采购方式推进运作的，政府就应以地铁车站加盖物业等措施，配置相应土地资源，使其平衡；第五，对土地开发整治等收益很高的公共服务项目，政府要限定投资者的收益幅度，不能损害公共利益，否则就是搞利益输送。在推进中，要注意严防“五种问题”：一是防范“形股实债”的PPP，让政府背上高息债务；二是防范投资方在实际经营中乱收费，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三是在一个地区要统一相关实施标准，防止同类项目不同标准；四是防范灰色交易，PPP项目往往集土地转让、项目招投标、资产收购兼并于一身，必须按规范程序操作，确保交易公开、行为规范、程序合法；五是防范项目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如果影响到项目正常运转时，政府应及时施以援手，决不能出了问题撒手不管。有了这些规矩，PPP项目就能够有效推进，既不让投资者吃亏，政府也不吃亏，群众也不加重负担。
第二，改革财政资金分配方式。过去，我们主要采取审批制的拨款方式，对产业发展进行补贴，并通过相关部门分配给一个个项目。每年国家财政拨款有几千亿元，重庆也有上百亿元。这种体制机制，往往造成三种后果：一是资金闲置，结转结余资金沉淀多；二是资金使用效果怎么样，不好评估；三是审批权力过于集中，企业“跑部钱进”，一不当心会出现很多灰色交易。这种问题，如果不在源头上缩小审批权，从体制机制源头上消除腐败的土壤，仅仅靠你监督我、我监督你，或者靠各委办局工作人员两袖清风自我约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旦出问题，往往“一抓抓一窝”。如果把这些资金用来设立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一是会产生1∶3或1∶4甚至更高的杠杆比，撬动社会资本跟进；二是交由专业基金团队管理，政府工作人员不再直接参与具体管理运作，减少政府审批；三是发挥基金市场化运作机制，推动资源配置按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四是市场资金要追求效益，也会提高财政资金投资收益。三年前，重庆把财政投入产业发展的三分之一左右资金拿出来做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现在已发起设立专项基金24只，总规模达到240亿元。在推进中，要用负面清单防范风险：一是不能政府派官员操控GP团队，否则就等于政府自己搞了几个公司；二是不能政府基金到位了，引入的市场资金拉不过来，变成政府资金单打一地干；三是不能把不符合私募投资基金管理要求的机构和资金拉进来，资金来源必须“干干净净”，不能搞众筹，不能搞乱集资，不能搞股转债、债转股，不能搞信托融资、银行资金等所谓的“通道业务”；四是投向上不能参与市场投机，主要搞企业投资、股权投资，不炒房，不炒外汇，不炒股票，更不能变成融资贷款公司放高利贷。
第三，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引进的外资几乎等于全部工商业资产的30%，这也是中国进出口50%的推动力量。但是，我们在金融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开放不够，目前外资金融机构只占整个中国金融资产的百分之一点几。我们在三个方面的开放度有限。首先，外资不能办某些类别的金融企业，或者不能展开某些新业务，这是市场准入的门槛问题。其次，即使准入了，还有股权比例的限制。第三，即使工商注册登记了，还有营业范围的限制。由于各类限制过多，一些外资银行跟一个办事处也没有多大区别。中央高度重视这件事。从去年4月份到现在，中央有关方面的四个部委，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相继出台了64条很具体的开放性规则，其中有24条是关于市场准入的，有11条是关于股权比的，有29条是关于经营范围的。准入类方面强调在准入前给予外资同等国民待遇，股权方面可能会逐步让外资控股甚至独资设立境内金融机构，营业范围方面则放开各种各样业务的许可。这64条到位的话，相信今后几年会有一波非常热闹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潮流，有可能一年带进来几十亿、几百亿美元，10年时间就有几千亿美元资本金，会带来上万亿美元的运行资金，如果转化为人民币的话，那就会产生7万亿、8万亿元人民币资产，增加了金融供给侧的力量。到2030年以后，外资金融机构占中国全部金融资产的比例，从现在的百分之一点几增长到10%以上是完全可能的。
第四，开拓服务贸易领域。我国进出口货物贸易从1979年的200多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4.3万亿美元，并有4000亿美元顺差，成就斐然。但是我们在服务贸易领域尚未充分发挥潜力，目前一年一般是75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逆差3000亿美元。服务贸易每100亿美元营业额，有70%左右能形成增加值；货物贸易100亿美元营业额，只有25%左右是增加值。我们服务贸易加货物贸易一共是5万亿美元，顺差只有1000亿美元；用增加值来算的话，我们还是亏的。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服务贸易逆差加起来一共7000亿美元，我们就占了3000亿美元，约40%，逆差过大。其次，我们现在做的2000多亿美元的服务贸易出口，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我们缺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的品种。再次，中国的货物贸易运行过程中必然伴随的服务贸易业务，比如保险、清算结算、物流，大部分被境外企业做了。我们因为缺少自由贸易的制度安排，使得这一块做不大。党中央、国务院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出自由贸易试验区，就聚焦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物流仓储自由、人员就业流动自由、数字贸易自由六个方面。服务贸易业务可以有几十个大类，2000多个小品种，这些都跟这六个自由有关。自贸试验区的探索为中国解决服务贸易的瓶颈、短板创造了条件，将给中国的服务贸易带来发展的春天。10年、15年以后，相信中国的服务贸易可能从现在的7500亿美元翻一番，达到1.5万亿美元，甚至翻一番半达到2万多亿美元，如果那时候逆差不是扩大一倍而是缩小一半，也许就一两千亿，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几个百分点的红利。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上，今后10年真正的动力、红利，高质量、高效益的业务，体现在服务贸易上。
第五，降低个人所得税。按国际惯例，个人所得税率一般低于企业所得税率，我国的个人所得税采取超额累进税率与比例税率相结合的方式征收，工资薪金类为超额累进税率5%—45%。最高边际税率45%，是在1950年定的，当时我国企业所得税率是55%，个人所得税率定在45%有它的理由。现在企业所得税率已经降到25%，个人所得税率还保持在45%，明显高于前者，也高于大多数国家25%左右的水平。从实际运行看，一是使一些收入来源多元的高收入群体以“钱在企业、不拿工资”或“工作在大陆、工资在海外”，还有以发票抵账、多次少量领工资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规避纳税；二是对吸引高端人才非常不利，许多跨国公司在亚太区的收入一半以上来自我国大陆，但其亚太总部大部分设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过高；三是工薪阶层尤其是专业技术人才成为个人所得税收入的主力军，这一占比目前已升至60%以上，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抑制了消费需求，也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壮大；四是我们背负着个人所得税高税率之名，却没有带来相应的高税收，2017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实际征收的总额只占总税收的7.7%，远低于发达国家30%、发展中国家15%左右的水平。如果参照发展中国家水平以及我国企业所得税水平，将最高45%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下调至25%，不仅不会减少税收，反而有助于扩大税源，完全可能将个税占比由7.7%提高到15%，增加上万亿元的涵养潜力。
第六，农民工落户城市。20世纪80年代农村承包制改革释放了劳动力到城里，产生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过程，这是巨大的劳动力释放。但是在农民工问题上，有一件事目前各地区还没有做到位。这件事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十八大以来大力倡导的，中央提出的到“十三五”末要实现2亿农民工就地落户城区，其中有1亿在沿海城市落户，1亿在内陆城市落户。这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国目前还有近3亿农民工，不能落户城区使得这3亿农民工的劳动寿命减少一半。我国城市职工一般60岁退休，农民工一般干到45岁左右，年龄再大，沿海城市的企业一般就不招聘他了。他本来可以干到60岁，现在只干到45岁，少干15年，就等于就业工龄少三分之一。农民工在正常上班的时候，一年12个月总有两个月回家探亲，这两个月回家相当于一年的六分之一。三分之一+六分之一=二分之一，理论上农民工的工作寿命，因为是农民工状态而不是户籍状态，大体减少一半。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是改善农民工待遇的问题、对农民关爱的问题，同样也是生产力的问题，是人口红利的问题。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号召，党中央已经提出这件事，我们要着力落实，谁把农民工的城市化户籍制度做好，谁就是为未来赢得10年、15年主动发力的城市。哪怕你这个城市现在有1500万人，里边有900万农民工，如果不做好这件事，农民工今后10年不能落户，可能10年以后就有500万人被别的地区吸收了。1500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可能就变成八九百万，变成第二等级的城市。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重大红利的措施，地方应该把它当作重大措施狠狠抓一下。
第七，延长女性退休年龄。妇女从20世纪50年代起，退休比男士早10年，50岁一过就退休了。她要比男士提早10年拿养老金，一个月1000多元，一年就是1万多元，10年就是10多万元。她又少交了10年养老金，每个人在岗就要交养老金，差不多一个月1千多元，一年1万多元。一进一出一年两万多元，10年20多万元。以6亿城市人群来说，有3亿妇女，3亿乘上20多万元就是60多万亿元。分摊到40年，每年相当于增加1万亿元养老金，必将缓和许多省份养老保险资金链紧张的情况。实际上妇女寿命平均比男士高5岁，你如果问她自己愿不愿意上班，大多数愿意上班。在法律意义上，应该形成60岁同工同酬同年龄退休。如果以后想要延长退休年龄，男性和女性共同从60岁延到65岁，把这件事改好了，不仅一年产生一两万亿元红利进社保，而且还能多了几亿妇女10年的工作，产生劳动力红利。
第八，降低运输成本。中国所有的货物运输量占GDP的比重是15%，美国、欧洲都在7%，日本只有百分之五点几。我们占15%就比其他国家额外多了几万亿元的运输成本。中国交通运输的物流成本高，除了基础设施很大一部分是新建投资、折旧成本较高以外，相当大的部分是管理体制造成的。由于我们的管理、软件、系统协调性、无缝对接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造成了各种物流成本抬高。在这个问题上，各个地方，各个系统，各个行业都把这方面问题重视一下、协调一下，人家7%，我们哪怕降不到7%的GDP占比，能够降3%—4%的占比，就省了3万亿—4万亿元。举一个例子，我们有十几万千米的铁路，这些铁路花掉近10万亿元的资金，却只运输了中国全部货物的6%。其余的94%，汽车大体上运了84%—85%，飞机、轮船、管道运输也运一些。因为把货物转到火车上很麻烦，大家就把东西装上汽车，上千千米开出去，汽车烧的是油，火车烧的是煤，汽车运输成本是火车的3倍。我们几十年开发区修的公共设施叫“七通一平”，但“七通”里没有铁路通。以前有一个规矩，只要一个企业有几十亿元产值，火车就要开到厂里去。现在几百亿元的企业货物运输，全靠卡车拉，这都是不对的。美国的铁路是100多年前造的，美国现在的货物运输量有20%是铁路运的，这就是节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很多浪费。
第九，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公积金是社会公共福利系统的阶段性产物，其产生有他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国家环境。该制度是当年上海向新加坡学来的。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房地产还没有市场化，当时上海人均住房面积只有7平方米，全部靠政府和企业来造房子不可行。于是就学习新加坡住房公积金经验，相当于是职工们搞了一个互助金。这个互助金，个人缴费6%，单位缴费6%，资金集在一起，为企业造公房提供低息贷款。这在当时还没有商品房、没有银行按揭的时候有其积极意义。但自1995年起，商业银行开始提供房地产按揭贷款。人们首付付完，剩下的百分之七八十是商业银行按揭贷款，商品房市场循环已经形成的时候，公积金最初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到2018年底，中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5.75万亿元，而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4.98万亿元，在整个贷款余额中不到20%，其为人们购房提供低息贷款的功能完全可以交由商业银行按揭贷款来解决。
我国企事业单位现行五险一金综合费率达55%，已是世界之最。其中公积金为12%（养老保险率为28%，医疗保险为12%，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各种小险种加起来约3%），一年1万多亿元，目前已经累计达到14.6万亿元的规模。目前的公积金体系运行至少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覆盖面不广，缺乏公平性。公积金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试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也才只覆盖了三分之一的城镇职工。二是保值增值不到位，收益很低，再加上公积金中心的运行成本，实际上是一笔负利息资产。三是十多万亿元资本长期闲置，丧失了长期资本资源优化配置功能。
与公积金功能相对应的是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年金制度。两者之间有三个相同：一是资金来源相同，都是按职工工资基数的一定比例，由企业和职工缴纳；二是公积金和年金只设个人账户，没有养老、医疗基金的统筹账户，全部归集资金都进个人账户；三是到了退休那一天个人账户积累的资金，都可以全额提取。基于此，公积金和年金完全可以合二为一。一方面，年金有国际通行、国家规定的理财方式，使职工的基金收入在十几年、二十几年中至少增收一倍以上。另一方面，年金作为资本市场的长期资本能使中国股市更加健康发展。
建议改革公积金制度，建立新的年金体系。一是将现有已累积起来的14.6万亿元公积金直接转化成企业年金，并拓宽企业年金投资资本市场的机制和通道，确保公民已缴存公积金的收益只增不减。二是对已经发生的公积金贷款，可以按照老人老办法，存量公积金贷款保持不变，直到按多期还清贷款为止。三是将企业原本帮职工缴纳的6%公积金转变为企业给职工缴纳的6%企业年金，职工也按同比例继续缴纳。四是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将政府对公积金缴交予以的税收制度平行移植到年金制度中，鼓励企业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制度，提高普惠性，从而为健全我国养老保障体系提供有力支撑。总之，经过这样的平滑转移，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把百姓、企业所创造的财富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并让它为国家、企业、个人都创造更大的价值。
第十，有效配置城乡土地资源。由于城市用地具有集约性，一个农民在农村的宅基地等建设性用地平均为250平方米，在城里的建设性用地平均为100平方米。全世界城市化过程中，不管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城乡的变迁，人口集聚到城里，农村里的宅基地等建设性用地会大幅度减少，使得农村耕地数量相对增加，所以没有出现耕地短缺的问题。但我们的农民是两头占地，他到城里来算一波人，但是在农村里，宅基地还是留着的，我们的耕地因此就短缺了。宏观上城乡资源没有流动，没有配置，这就造成我们耕地短缺，住宅用地少，土地供应成本高，整个城市的房价也会高。
这里有一个城乡建设性用地指标增减挂钩总体平衡的问题。如果一亩宅基地指标20万元，1亿户家庭大概7000多万亩宅基地，如果有一半实现了城乡之间增减挂钩的转换，就是3500万亩。一亩地20万元的话，就是7万亿元，就是农民的一笔原始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只要守住了国家法律规定的三个红线：第一，不能把集体所有权变成私有权；第二，守住耕地红线，把宅基地变成耕地，把耕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形成平衡；第三，维护农民的利益；这个过程就能使农民因宅基地的这个指标转换增加十几万元、二十万元。形成有效周转。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上十条，每一条都是制度性、机制性的改革，每一条都体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各种文件当中，早就提出来了，只要落实到位、执行到位，都会具有上万亿元价值的改革红利。把这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干好，我们国家一年就会新增几万亿元红利，GDP增长不是保5%的问题，达到6%理所当然。当下，除了要推动一些需求侧的调控以外，很重要的是要在供给侧上下功夫。因为供给侧的改革是结构性的改革，是长周期经济发展的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是基础性制度的改革，一定是体制、机制的改革，会产生生产力发展的红利。
总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前瞻性谋划、战略性调整、综合性改革，事关经济全局，事关长远利益，事关未来发展，将继往开来引领新常态，推动改革开放伟业继续前进、再创辉煌。
(1) 参见林兆木，《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人民日报》2019年2月14日09版。
(2) 参见徐朝阳，《美国“供给经济学革命”的中国启示》，财新网2016年1月19日。
(3) 2.8万亿美元外资注册资本金算上跟外资合资的中资的补充资本金1.8万亿美元，总计差不多30万亿元人民币。这30万亿元人民币的资本金，再加上银行贷款，总计有5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
(4) 起初是规定计划外自销的产品定价不高于或低于国家定价20%的幅度内。后来在实际执行中，由于许多商品供不应求，计划价和市场价差额较大，催生出了很多“倒爷”，就取消了20%的限制。
(5) 参见常清，《价格改革与建立期货市场》，《价格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11期。
(6) 参见徐朝阳，《供给侧改革：里根的教训与朱镕基的经验》，财新网2015年12月14日。
(7) 截至2018年底，我国已批准设立140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这些区域以占二万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实现了六分之一的外贸总量；其进出口值占我国外贸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6.47%增长到2018年的16.8%；每平方千米平均进出口值超过100亿元。参见《海关总署研究中心负责人谈促进综保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http：//www.gov.cn/zhengce/2019-01/28/content_5361653.htm。
(8) 参见新华社2019年6月5日，《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签约金额已达2.3万亿元》，http：//www.gov.cn/zhengce/2019-06/05/content_5397764.htm。
(9) 参见宁吉喆，《贯彻“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经济管理》2019年第4期。
(10) 参见新华社2019年3月6日，《连维良：发改委将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推进改革》，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lh/2019-03/06/c_112419980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