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1937，生死之城

屠杀、劫掠和纵火破坏，使南京城几乎毁于一旦。如果把死难者的手连接起来，可以从南京一直拉到杭州；比在广岛和长崎两次原子弹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总和还要多。

1937年12月9日，正在进攻国民政府首都的日军向南京守军空投“劝降书”，称：“百万日军已席卷江南。南京城将陷入重围之中。观之战局大势，今后交战唯有百害而无一利。……然若贵军继续交战，南京势必难免战祸，千载文化归于灰烬，十年之经营化为泡影。”

4天之后，南京陷落，确然“千载文化归于灰烬，十年之经营化为泡影”，30余万人遇难，无数妇女遭凌辱，生灵涂炭，恍若人间地狱。

责任编辑/兰嘉娜

日军决心进攻中国首都南京，给中国最大的压力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不断地策划侵略中国的新阴谋。1927年，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了著名的“东方会议”。会议确定了新的对华政策，把占领中国、侵占亚洲、独霸世界作为日本向外扩张的战略方向。其后，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不断制造事端，以挑起战争。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接着，向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从而揭开了新的侵华战争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后大约半年时间，日本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随之，又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地区。1937年7月7日夜，驻北平丰台的日军在宛平县以北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炮击宛平县城，从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由局部走向全面爆发。

日军在占领平津地区后，一方面沿津浦、平汉铁路南下，以扩大侵略地域；另一方面，为了加速灭亡中国，1937年8月，在上海不断挑衅，以制造扩大战争的借口。13日，日军开始向闸北进攻，淞沪会战爆发。淞沪会战成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进行的一场规模最大的战役。日本先后组建上海派遣军、华中方面军，并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统一指挥淞沪等地的作战。日军不断增加兵力，投入的部队有第3、第11、第9、第13、第16、第101、第6、第18、第114师团以及其他部队等。中国方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整军事部署，调集许多精锐部队，布防于长江三角洲地区，防守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使其伤亡惨重。中国军队在上海坚守3个月时间，使日本“速战速决”、3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破灭，激发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必胜信心，也为沿海地区的工业企业、文化教育机构内迁，赢得了宝贵时间。

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决心进攻中国首都南京，给中国最大的压力，逼迫中国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

屠杀不仅发生在南京。在日军前往南京的道路上，极少有中国人能幸免于难

1937年11月下旬，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发。第一支部队在长江南岸沿江西行，由中岛今朝吾率领。第二支部队准备穿越太湖，进行水陆两栖攻击，指挥这支部队的松井石根是日军在整个沪宁地区的总司令。第三支部队从西北方向进攻南京，指挥官是柳川平助。

屠杀不仅发生在南京。在日军前往南京的道路上，极少有中国人能幸免于难。日本老兵忆起当年的情景，称他们绝不放过遇到的任何人。以位于太湖东岸的苏州为例，11月19日清晨，暴雨如注，一支日本先头部队开进苏州城，他们缠着头巾，以防被中国守军认出来。进城之后，日本士兵连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将文物古迹付之一炬，并抓走数千名中国妇女充当性奴隶。据《密勒氏评论报》报道，日军的这次入侵使苏州人口从35万人骤减到不足500人。

日军铁蹄踏过松江9周后，一位英国记者有机会记录下这个上海郊区小镇的劫后惨状。他写道：“几乎所有残存的建筑都曾遭到焚毁，持续燃烧的断壁残垣冒着青烟，街道上渺无人迹，一派阴森恐怖的景象。唯一可见的活物便是野狗，它们以啃食大量的尸体为生，长得异常肥胖。这里原本人口稠密，曾经生活了大约10万人，但目前在整个松江镇，我只见到5位老人，他们躲在一座法国传教会的院子里，老泪纵横。”

然而，更残酷的暴行还在后面。

指挥部明白无误地指示“杀掉所有俘虏”

12月6日，日军逼近南京近郊。中国方面，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并将部分军政机关迁往武汉、长沙，以适应战争需要。同时，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防守南京的军事部署。南京主城区处于长江南岸，背靠长江，地形易攻难守。南京是中国首都，中国政府若不做出守卫的部署，将会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国际上也会造成不良影响。虽然有些将领如陈诚等不主张坚守南京，但是，蒋介石还是决定成立南京卫戍司令部，以唐生智为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军队共十余万人，防守南京。唐生智为表示“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将下关至浦口间的船只全部撤离，禁止任何部队渡江北撤。

12月7日，正当日军向南京逼近时，松井慢性肺结核病情加重。就在5天前，昭和天皇提拔了松井，将他升任为整个华中战场的最高统帅，并派自己在军队中服役长达30年的叔父朝香宫鸠彦到前线接替他，成为上海派遣军新司令，负责指挥南京周围的军队。

因为是皇室成员，朝香宫手中的权力超过南京前线的所有将领。另外，由于他曾在巴黎的日本陆军情报处与中岛今朝吾和柳川平助做过3年同事，因此他与他们二人的关系比与松井石根的关系要密切得多。

新晋的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决定，于12月9日向南京守军空投“劝降书”，作为最后通牒。“劝降书”全文为：

百万日军已席卷江南。南京城将陷入重围之中。观之战局大势，今后交战唯有百害而无一利。盖江宁之地乃中国故都，亦为民国之都城，明孝陵、中山陵等名胜古迹猬集。有宛若东亚文化精髓之感。日军将严厉处置抵抗者，不予宽恕，然对无辜民众及不怀敌意之中国军队，则宽以待之。乃至东亚文化亦有保护保全之热忱。然若贵军继续交战，南京势必难免战祸，千载文化归于灰烬，十年之经营化为泡影。故本司令官代表日本军劝告贵军，立即和平开放南京城，然后按下文所记处置……

劝降不成。松井石根在12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一直到中午，仍然没有接到支那军的答复。于是我对两军下达命令，从下午开始攻打南京城。”

而在南京东南方向一座乡间别墅里，朝香宫会见了他在巴黎时的同事中岛。中岛告诉朝香宫，日军将包围南京附近约30万中国军人，而且初步谈判表明他们打算投降。

据说在朝香宫听取报告之后，指挥部发出了一系列盖有他私人印章的命令，并标有“机密，阅毕销毁”的字样，这些命令明白无误地指示“杀掉所有俘虏”。

日军在南京挨家挨户地搜寻中国士兵，也有组织地屠杀了和平居民

12月13日，南京失守。中国守军除一部分由太平门等地撤退，或向苏北、浙皖交界处转移外，伤亡十分惨重。其中，部分军人因退路断绝，放下武器，脱下了军装，有的进入安全区。

日军认为这些脱去军装的中国士兵是他们最大的威胁。他们“估计城里仍潜伏着很多尚存抵抗意识的敌军”，因此“计划对南京城内外实施彻底性扫荡”。他们说：“已有迹象表明，大部分逃跑之敌身着便衣。”由于无法分辨军人和普通民众，日军决定“将所有青壮年都当作残兵败卒或便衣队逮捕监禁”。

对于数以万计的俘虏，日军进行了残忍屠戮。从日军文献和官兵日记或回忆中可以看出，日军大肆屠杀俘虏不仅是下级军官及士兵的个人行为，还是日军中高层的命令。

第13师团步兵第103旅团长山田栴二少将在12月14日的日记中记述：“俘虏难以处置。恰好在上元门外发现了一所学校，就将他们收容在学校里。有14777名俘虏。俘虏这么多，不管是杀掉还是让其活着都很困难。”15日，为了请示如何处置俘虏，山田派人去南京，接到的命令是“将俘虏全部杀掉”。

日本士兵东史郎在日记中记载了南京陷落不久，中国战俘被害的情景。东史郎所在的部队原本在市区广场分派营地，部署岗哨，后来突然接到命令，要他们去围捕大约2万名战俘。

东史郎和他的同伴走了大约9英里或10英里搜寻这些战俘。夜幕降临时，他们看到数不清的烟头在黑暗中闪烁。东史郎写道：“场面太壮观了，7000名战俘聚集在同一个地方。”

日军让战俘排成四队，把他们带到一个邻近的村庄。东史郎回忆说，当日军要将一些中国人赶进一座大房子时，他们似乎觉得这地方像“一个大屠宰场”，因而犹豫着不肯进去。但最后他们还是排队进入大门。第二天早上，东史郎接到去另一地区巡逻的命令。就在他巡逻时，这些中国战俘被两三百人一组分给几个连队，然后遭到集体屠杀。

南京大屠杀期间，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体屠杀战俘事件或许就发生在幕府山附近。幕府山处在南京城和长江南岸之间；据估计，大约57000名平民和缴械的士兵在此惨遭杀害。

根据日军前下士栗原吏一对该事件的记载，日军当时解除了数千名囚犯的武装，抢光他们身上除衣服和毯子之外的所有物品，然后将他们赶到一排临时搭建的草棚中。12月17日，当接到处决这群囚犯的命令后，当天早晨，日军宣布他们要把这些中国战俘转移到长江中心一个叫八卦洲的小岛上。

“在经过了三四个小时的等待之后，战俘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没看到任何准备过江的迹象”。栗原吏一写道：“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他们并不知道……日本士兵已经沿江对他们形成新月形包围圈，许多机关枪已经对准了他们。……突然之间各种枪支同时开火，枪声和绝望的呼喊声交织在一起。”中国人在绝望中痛苦地挣扎，1小时后，人群终于变得悄无声息。之后日本士兵开始用刺刀逐个砍刺尸体，从夜晚一直持续到天亮。

在占领敌对国后，大量杀害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是严重违背国际法的行为。日军在攻占南京前后大量杀害中国战俘，已是不争的事实。

不仅是战俘，平民也无例外遭到日军的残忍屠杀。

无论在大街小巷、在防空洞和政府大楼，还是在城市广场上，他们到处杀人。当日军在南京挨家挨户地搜寻中国士兵时，他们也有组织地屠杀了和平居民。无论在城墙外、在长江边（江水已被鲜血染红），还是在池塘或湖边、在山丘上，到处尸体成堆。其中，最惨烈、最集中的屠杀行为，发生在下关地区沿江一带的幕府山、燕子矶、煤炭港、鱼雷营、宝塔桥、中山码头等处，以及城西的水西门、江东门、汉中门，城南的雨花台、花神庙和城区内的若干街区。这些屠杀行动，多者杀害数万人，少者也有数百人。屠杀的对象，不仅有青壮年，连老人、儿童、妇女也不放过。

如何处理数量庞大的尸体是个难题。中岛在日记中抱怨很难找到可供掩埋七八千具尸体的巨大壕沟。将尸体火化也是一种办法，“结果是剩下一大堆被烧焦的尸体”，于是，许多尸体被直接抛入长江。

下关是日军抛尸入江的主要地点。日军第16师团步兵营第38联队士兵东武夫在1938年1月4日的“阵中日记”中记称，这一天他所在的第11中队在下关将2000具尸体投入江中；日军第13师团山田支队的山炮兵第19联队队长目黑福治在日记中记称，1937年12月19日曾参加将1万数千具被枪杀后的尸体扔到扬子江中；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机枪手吉井光之助在后来的回忆中说，该联队曾在下关将大批中国军民枪杀，再由海军士兵将尸体扔进长江，“从早到晩不吃不喝处置了几千人”。屠杀人数之多，导致有时要由步兵与海军、工兵相互配合来完成抛尸。

在许多情况下，日军在屠杀后，还强迫中国民众将自己同胞的尸体推入江中。更为残忍的是，日军在屠杀与抛尸入江时，驱使下一批即将被杀的中国人，将上一批已被杀的中国人尸体抛入江中。日本《东京朝日新闻》的随军记者今井正刚，在1937年12月17日日军举行入城式当天凌晨，曾与另一名记者一起，随着一支要被屠杀的队伍来到江边，亲身经历了屠杀成千上万人的恐怖场面，并透过朝雾，隔江见到对岸“苦力们”先抛扔尸体入江，再排成一列被机枪打翻，跌进江中的情景。今井写道：“一眼望去，码头一带变成了层层堆积的黑色的尸山。在那些尸体之间晃动着蠢动的人影，50人、100人，他们将尸体拖到岸边扔到扬子江里……一会儿，作业终于结束了。‘苦力们’在对岸被排成一排。‘哒哒哒……’机枪声响起。身体向后倒下，又翻转过来，这群人犹如跳舞一般掉入江中。”

“有人说兽兵刚进来头三天总是放枪奸淫烧杀的……结果过了一礼拜不见停止，过了一个月仍不见停止，过了三个月仍不见停止”

时为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上等兵的东史郎在日记中记述说：

中山路上的最高法院……法院前有一辆破烂不堪的私人轿车翻倒在地。路对面有一个池塘。不知从哪儿拉来一个支那人，战友们像小孩子抓住了一条小狗似的戏弄他。这时，桥本提出了一个残忍的提议，就是把他装入袋中，浇上汽油然后点火。于是，大声哭喊着的支那人被装进了邮袋，袋口被扎紧，那个支那人在袋中拼命地挣扎着、哭喊着。桥本像玩足球一样把袋子踢来踢去，像给蔬菜施肥一样向袋子撒尿。桥本从破轿车中取出汽油，浇到袋子上，在袋子上系一根长绳子，在地上来回拖着。

稍有一点良心的人皱着眉头盯着这个残忍的游戏，一点良心都没有的人则在旁边拍着手喊加油。

桥本点着了火。汽油刚一点燃，袋中冲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袋子以浑身气力跳跃着、滚动着。

有些战友面对如此残暴的玩法还觉得很有趣，袋子像火球一样满地滚，发出一阵阵地狱中的惨叫。桥本拉着口袋上的绳子说：“喂，嫌热我就给你凉快凉快吧！”说着，在袋子上系了两颗手榴弹，将袋子扔进了池塘。火熄灭了，袋子沉下去了，正当波纹快要归于平静时，手榴弹在水中爆炸了。

水花一翻，就归于了平静，游戏结束了。

古林寺位于南京国际安全区以外。日军在这里也进行了集体屠杀。时为古林寺和尚的融通法师回忆说：“冬月十四那一天，日本兵冲进寺里，把近百个和尚和躲在寺里的百把个散兵都赶到山门外的菜园里集合。枪响的时候，寺后面一个四五岁的小孩跑着喊着来找他妈妈，鬼子的大皮鞋一脚踢过去，又狠命一踩，小孩的头都被踩扁了！白的脑浆，红的鲜血，一塌糊涂，孩子的手指头还在一下一下地抽搐。罪过啊！”

与中国一样，日本也是一个佛教盛行的国家，然而，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仅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及普通市民，甚至和尚、尼姑也惨遭杀害。时为中华门外长生寺和尚的宏量法师回忆说：“日本兵攻下雨花台后就来了……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在院里站好，派一个日军进大殿拍拍和尚的肩膀，一个个地叫出来。到院中的丹墀上跪下，旁边站一个和尚念‘阿弥陀佛’。‘砰’的一枪，跪着的和尚死了，再叫一个出来念佛。一枪一个，17个人念佛，17个人毙命！”

日军在南京城内的屠杀持续了约六个星期，但此后屠杀并没有完全停止，到1938年2月下旬，在安全区外仍有零散屠杀发生。

在《陷都血泪录》中，中国军人郭岐发出沉重的慨叹：“有人说兽兵刚进来头三天总是放枪奸淫烧杀的……结果过了一礼拜不见停止，过了一个月仍不见停止，过了三个月仍不见停止！于是仰头叹息，何日得见天日！亡国的滋味就是如此啊！”

“妇女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

“妇女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日军驻南京第114师团的一名士兵田所耕三回忆说：“妇女不论老幼，都逃脱不了被强暴的命运。我们从下关派出运煤车，到南京的大街小巷和附近村庄中抓回许多妇女。然后我们将每个妇女分配给15至20名日本士兵，任由他们奸淫凌辱。”

曾经健在的日本老兵称，日军曾正式宣布强暴敌国妇女为非法行为。然而，强奸在日本的军事文化和迷信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因而没有人认真执行这项规定。军队禁止强奸的政策只是起到了鼓励士兵在强奸妇女后将她们杀死的作用。在为拍摄纪录片《以天皇的名义》所进行的一次采访中，东史郎回忆日军在南京实施强奸并将受害者杀害的过程：

我们先是对她们说一些淫秽的话，像是“屁看看”，意思是“让妇女张开大腿看她们的私处”……我们先将她们调戏一番，然后就会有人说“今天该我泡澡”之类的话，轮奸开始了。如果只是强奸她们的话，倒也没什么。当然我不该这样说。我们通常都会将她们刺死，因为死人不会告发我们。

田所耕三坦白：“强奸后，我们还要杀死她们。”他回忆说，“强奸后只要一放开她们，有些妇女就会拔腿而逃。于是我们就‘砰’的一枪从背后射击，将她们解决掉。许多日本士兵对此没有丝毫负罪感”。

不仅士兵如此，甚至连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这样的高级将领，后来也被发现在南京对大约20名妇女犯有强奸罪。一些军官不仅怂恿士兵在南京城里轮奸妇女，还告诫他们事后要将这些妇女处理掉，从而销毁罪证。

日军正式、全面地实施“慰安妇”制度始于攻占南京之后。1937年12月28日，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参谋部第二课提出的《关于设立南京慰安所的方案》获得通过。南京慰安所的设立成为日军全面公开性奴制度的滥觞。1938年3月4日，日本陆军省向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发出命令，要求在中国各个占领区设置由军方直接管理的慰安所。在日本军政当局的主持与支持下，“慰安妇”制度迅速在南京及日军其他占领地区建立与实施。中国有20万妇女被迫充当“慰安妇”，是日军慰安妇最主要的来源。可以说，中国妇女是日军慰安制度最严重的受害人群。

日军南京慰安所中的“慰安妇”主要来自中国、朝鲜和日本国内。由于朝鲜和日本本土征召的“慰安妇”尚未到达，在日军占领初期，日军强征的对象均为中国妇女。日军强征中国妇女一般有四种途径：一是强行抓捕。二是日军派人到各难民所，强行“征召”。为了应急，日军甚至到外国使领馆强行“征借”女性。1937年12月30日下午，日军来到意大利使馆，强行“借走”三位小姐，声称“是借去过阳历年用的，只要用几天，用过了一定送回来”。三是日军通过“难民登记”乘机挑选年轻貌美的女性。1937年12月22日，日本宪兵司令通令南京市民自24日起领取“良民证”，无“良民证”者一律不得居留城内，接着便在金陵大学、宁海路、山西路广场等处设点登记。据史料记载：“为了履行登记手续，全城的妇女，也不得不都冒着万死一生前往登记，这给敌军一个很轻松巧妙的点选我妇女的机会。”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在1937年1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本人命令每一个难民都必须登记，登记必须在今后的10天内完成。难民共有20万人，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件麻烦事已经来了：已有一大批身强力壮的平民被挑选了出来，他们的命运不是被拉出去做苦工就是被处决。还有一大批年轻姑娘也被挑选了出来，为的是建一个大规模的士兵妓院。”

四是日军常常用诡言诱骗中国妇女。日军声称招聘从事洗衣、烧饭、打扫卫生、女招待等工作的妇女，到夜晚则强迫她们到各部队的慰安所做“慰安妇”。

据调查，每个“慰安妇”一般平均每天要接待二三十个日军官兵，多者要接待100人左右。一位曾沦为“慰安妇”的中国老太太后来控诉说：“那里成了驴马配种站。”日本学者则称“慰安所”是“色性的地狱”。

在江浦汤泉镇日军据点的“慰安妇”被迫在衣服上缝上写有“大日本娼妇”的布条，以示与常人的区别，防止她们逃跑。“慰安妇”在这里饭吃不上，觉睡不好，每天麻木地躺在慰安所的隔间里，里面经常同时挤着三个日本兵。“慰安妇”通常只能在日军的腹下吃点饭团子。有的“慰安妇”躺下去，就再也未能爬起来；有的“慰安妇”被日军虐杀而死；有的“慰安妇”不堪日军蹂躏，自杀身亡。勉强活着的“慰安妇”则形同僵尸。“慰安妇”一旦患有疾病或精神失常，则被赶到荒野等死。对于稍有不从或反抗的“慰安妇”，日军轻则施以饥饿，重则用军刀割其乳房、剁其手足，甚至让狼狗将她们一片片撕烂示众，借此威胁其他“慰安妇”。

1938年2月7日，《大公报》（汉口版）刊登了一位从南京逃出的中国守军被俘士兵以“佚名”署名讲述的《一笔血债：京敌兽性目击记》，控诉了他在南京日军兵营中亲眼见的“慰安妇”们的悲惨遭遇：

我元月初间才从滁县附近逃出来，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我一向留在南京，并且在十多天一直被扣留在敌营里。

……我只好往屋里送（水）。我方才走进去，便一眼看见了两位女同胞掩着一条毡子，躺在那里。两个满脸横肉的“皇军”官佐，一个人穿了一件女衣在对脸狞笑。……后来我见得太多了，才知道可怜的女孩子们，就是在大白天，也哪里能穿衣服呢？又是一天……一批女人赶进来了……黄昏时分，我见两个裸体女尸被拖了出来。不分白天和夜晚，总是听到哀号和嬉笑。……这次走到街上……同胞的尸体实在多得可怕，特别多添了许多裸体女尸，有的很可以看出是反抗暴行，才被敌军顺势来个剖腹，手臂上都是伤痕。

只要是能带走的，无不在日军被抢之列

南京市内，上至国民政府军政要人的官邸，下至普通居民的住宅，均在日军洗劫范围之内，私人物品只要是能带走的，无不在被抢之列。

据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日记载，日军占领南京后，中岛今朝吾部队即占据蒋介石主席府为司令部，蒋介石的陆军军官学校内的官邸为中岛所住。中岛在日记中说：“大门前挂有司令部的牌子。但是，尽管如此，当我进去时，只见从政府主席的办公室直到所有的房间，都被翻得乱七八糟，凡是有标记的东西，不论是陈列的古董或其他，均被拿走。”蒋介石的官邸亦被“进行了彻底的洗劫”。日军随军记者闯进蒋介石住宅，抢到了宋美龄穿过的绣花鞋和一张“蒋宋美龄”字样的名片。以至于中岛在日记中无奈地写道：“看来只有放进保险柜里，否则放哪里都没用。”

日军士兵的抢劫情形令人感到吃惊，“好像他们对于抢劫有过训练似的（见《陷京三月记》）”。反复的洗劫使本已痛苦不堪的市民灾难更加深重。美国侨民贝德士在致日本大使馆的信中表示：“在整个城市，居民们的食品和现金财物都被日本士兵洗劫一空，这些人已经被逼到了绝望的境地。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人，他们的衣物和被褥也被日本人劫走，这些人因寒冷而患上了疾病……”

城市郊区，也遭受日军严重劫掠。农民的农具、良种及牲畜等几乎被日军一扫而光。

在南京城内外劫掠的同时，日军还有组织地大肆纵火焚烧。两个《读卖新闻》上海分社联络员随日军进入南京一个月后回到上海时讲：“刚进城时，还有很多建筑物，可是翌日就开始放火，主要建筑物全部被焚毁。士兵们冲进深宅大院，在屋里乱翻一气，抢走值钱的东西后就放火烧房。”

日军在南京市区长时间、大规模的纵火破坏，绝非士兵偶然所为，而是受上级命令，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从纵火方式看，日军士兵一般是在得到命令之后实施。对房屋“先认为可烧者，由寇目于门上画一记号，纵火者，则按号以化学液体药品，倾门窗上，即能燃烧，虽泼水不能熄灭，巨室层楼，不转瞬而子虚乌有”。

日军更是展开了有计划的劫掠图书、文物等活动，损失难以计数。日军的大规模劫掠和破坏暴行，使南京城市建设成就几乎毁于一旦。留京美国传教士马吉在日记中曾悲观地写道：“很难想象南京的未来会是怎样，但可以确定一点，南京要恢复元气需要很多年。”

日本宣称所有撤入南京“所谓的安全区”的人是“自甘冒险”

南京国际安全区在非常时期起了巨大作用。南京沦陷期间，在各国使者、记者等外籍人士纷纷撤离、南京成为人间地狱时，还有20多位外国人自愿留宁，建立了国际安全区。他们不但是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见证者，也尽其所能地保护了南京的难民，被视为庇护者、“保护神”。

留下的西方人主要是分布在南京教会、大学、医院以及企业等机构或组织的教会人士。这些西方人在南京生活多年，以“老市民”自居。来自美国的传教士更是自称“南京帮”，将大半生精力都投入到南京高等教育事业。在国民政府大规模撤离南京的情形下，他们意识到仍会有大量底层百姓无法离开。如何帮助留在南京的难民度过“最艰难的时刻”，成为传教士思考的重要问题。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斯迈思当时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世界的呼唤》上，认为西方传教士们在这时撤离南京，无异是“逃跑”。从1920年开始在金陵大学任教、曾任金陵大学政治系和历史系主任、副校长的美籍教授贝德士那时全家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没有庆幸自己躲开浩劫，还与家人分别，冲破封锁，只身回到南京。

从11月初开始，媒体不断报道法国神父饶家驹在上海南市倡议设立难民区的消息。饶家驹的倡议得到上海各慈善团体和各国驻上海领事馆的支持，中日交战双方也表示同意。南市难民区的成立给了留宁西方人士很大启发。11月17日前后，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仿效上海，在南京设立难民区的设想。

这一设想一被提出，立即迅速而深入地筹划起来。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约翰·拉贝被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杭立武被推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兼安全区主任。后来他奉命护送朝天宫古物西迁，离开南京，总干事一职由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继任。美国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牧师乔治·费奇被国际委员会聘为副总干事，兼安全区副主任，主持安全区的实际工作。国际委员会成员还包括美国长老会牧师米尔斯，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斯迈思，农艺学教授里格斯，美国圣公会南京德胜教堂牧师约翰·马吉，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籍代院长特里默、医生威尔逊，德国礼和洋行工程师克勒格尔等人。

南京国际安全区能否成立，关键在于交战双方即中日当局的态度。中国方面在南京安全区计划酝酿过程中，反应积极。由于日军进攻南京异常迅速，因此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迫切希望能得到日军当局的答复。

12月1日，日本政府关于南京安全区的答复称：“日本政府已获悉你们建立安全区的申请，却不得不遗憾地对此予以否决。……但是，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国际委员会认为日本政府虽然否决了建议，但答复措辞巧妙，留了一条后路，于是立即通过美国大使馆回电，以便能获得日方带有保证性的正式通知。12月3日，德国大使馆发来电报称：日本“出于军事上的原因不同意设立南京特别保护区或要塞区域”。12月5日，国际委员会收到东京通过美国大使馆转来的正式答复，对关于成立安全区的建议再次予以拒绝。但国际委员会仍然加紧筹设安全区。日本方面得知后，再次要求（在南京持续遭受日机轰炸之后，1937年9月19日，日本司令官向各国使节首次发出通告，要求迅速离开南京）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撤离，宣称所有撤入南京“所谓的安全区”的人是“自甘冒险”。

在积极同中日军事当局沟通的同时，委员会夜以继日全力筹设安全区：一是划定南京国际安全区范围，竖立安全区界旗。安全区东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汉中路，西至西康路。占地3.86平方公里，位于南京市西北角。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后文也称金陵女院），鼓楼医院，美、德、英、日大使馆及许多政府机构、高级公寓、私人洋楼都在安全区范围内。

安全区为体现人道、中立，去除政权色彩，挂的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而是民国初年使用过的五色旗；徽章上画着黑圈红十字；二是积极筹备储备物资。国际委员会成立之初，南京市长马超俊提供给委员会2.1万石大米和2万袋面粉，同时划拨10万元（在南京沦陷前夕共收到8万元）。至南京城陷，共有1万石大米和1000袋面粉运进安全区；三是筹谋避难场所，制定安置难民办法。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不仅是安全区的领导机构，而且承担了安全区内难民的救济和保护工作，在中国政府撤离南京后和日军占领南京初期，它还负责安全区市政和公用事业的管理。因此，国际委员会既是救济团体，也具有一定的行政职能，自始至终领导了整个安全区的工作。

除国际委员会外，南京安全区还存在许多其他机构和团体，在两个多月的非常时期里，其不同程度地配合了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使安全区得以顺利运行。这些机构和团体主要有：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崇善堂、同善堂、金陵大学、鼓楼医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其中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崇善堂、同善堂四团体是南京原有的慈善组织，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他们不畏艰难，派出人员掩埋遇难同胞尸体。四团体还在安全区赈米，开办粥厂、诊所，有力地支持了国际委员会的救济工作。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是以西方人士为主体的机构，主要负责安全区的医疗卫生工作。11月中旬上海失守后，即有大量伤兵撤往南京，圣公会牧师马吉在下关设立了服务处，开始接待、照顾、转移中国伤员。

日军开始围攻南京后，中国士兵伤亡骤然增加，而此时大部分中国医生和护士已撤离南京，为更好地安置和救护伤兵，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直接支持下，以马吉牧师为首的西方人士于12月13日组织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该委员会的17名委员中，大多是西方人士，且有7人是国际委员会委员，故两会关系十分密切，他们在日后的救济工作，特别是在医疗卫生工作中相互支持、默契配合。

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来自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在南京安全区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金陵大学是国际委员会的中枢，委员会的8位关键人物——贝德士、斯迈思、里格斯、米尔斯、费吴生（乔治·费奇）、索恩、威尔逊、麦卡伦都住在金陵大学外籍教授卜凯家中，国际委员会的许多重大行动都在金陵大学酝酿。另一方面，金陵大学是安全区中收容难民最多的机构，设有9个难民收容所。

鼓楼医院即金陵大学医院，12月后，留下的仅有14名中国女护士、1名美国女护士、3名学历较低的中国医生和2名美国医生。两名美国医生是特里默和威尔逊，一名美国女护士是海因兹，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鼓楼教堂的麦卡伦和鲍尔也加入到医院工作中。当时，南京的大多数医院已撤往后方，唯一坚持留守南京救治难民的就是鼓楼医院。

南京安全区成立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被指定为收容妇孺的难民收容所，当时执掌校务的魏特琳和总舍监程瑞芳、总务主任陈斐然组成了一个三人紧急委员会，承担起收容和保护中国妇女的任务。

大屠杀刚发生时，日本政府对此深感自豪，后又极力粉饰日军暴行

当日军占领上海并向南京进击时，许多日本随军记者也跟随日军一路直达南京，并进行了大量报道。虽然日军当局对新闻报道实行严格审查和控制，但人们仍可以通过这些报道了解日军进击南京及“南京攻略战”的过程，以及南京国际安全区的活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扫荡战等。当然，日本媒体都是从“正面”报道战况的，并对日军的“神速”和“勇猛”大加渲染，即使杀人者也是作为“英雄”加以报道的。只字不提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强奸和抢劫等暴行，大量报道南京所谓的“祥和”与“和平”景象。

为了营造“祥和”的气氛，一些日本随军记者还弄虚作假，要求中国妇女面带笑容，让他们拍照。魏特琳在1938年1月6日的日记中记述说：“几个日本记者来拍照，他们要求妇女们面带笑容，显出高兴的样子，她们尽力而为了。”美国传教士麦卡伦在致家人的信中也记述说：1938年1月9日，“有些（日本）报界人士来到一个难民营入口处，分发饼干、苹果并且拿出少许铜板给难民。还为这种善行拍了电影。就在同一时间，一伙日本兵爬越大院后墙，强奸了约12个妇女。这却没有拍成电影带回去”。

攻陷南京的消息传到国内之后，日本举国欢庆。在东京，人们特意准备了庆祝胜利的“南京面条”，全国各地的儿童参加夜晚游行时手提球形的纸灯笼，里面点上蜡烛，象征日本旭日东升的辉煌。在日军一线部队中，上至将军，下至普通士兵，几乎都收到来自日本国内的慰问信和慰问品。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收到的慰问品多得都“堆成了小山”。

但世界没有完全被蒙在鼓里，由于西方媒体大量披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日本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国际形象一落千丈。日本政府匆忙粉饰其军队的所作所为，并试图用战争宣传取代真实的报道。

当时，派驻南京的西方媒体记者被要求在1937年12月15日前撤离。外国记者离开南京后，日军立刻封锁了整座城市，禁绝其他记者进入。12月15日，乔治·费奇亲眼目睹了封锁开始阶段的情况，那天他开车送几位记者出城到江边，以便他们乘坐一艘开往上海的炮艇。当费奇驱车从下关返回南京时，一名日本哨兵在城门前将他拦住，坚决禁止他返回城内，甚至陪同费奇的日本驻上海大使馆官员冈村也无法说服哨兵放他们进城：“在日本，大使馆根本拿军方没有办法。”最后，冈村只好乘车到日军司令部为费奇领取了一张特别通行证。

当日本人最终允许少数外国人进入南京时，他们会严密控制外国人的行动。1938年2月，日本人允许几位美国海军军官在南京上岸，但他们必须乘坐日本大使馆的汽车，并由日本大使馆的代表陪同在侧。直到4月，日军最高司令部仍然不允许大部分外国人自由进出南京。

为了掩盖日本军方令人作呕的暴行，日本甚至阻挠他国外交使节重返南京。但事实证明，他们最终未能成功掩盖真相，尤其是瞒不过德国人和美国人。

希特勒政府很快就了解到日本人阻挠他国外交官重返南京的动机。“日本人拖延我们返回南京的时间，是为了防止任何官方人士目睹他们实施的种种暴行。”一名德国外交官在1938年1月给柏林的报告中写道：“日本了解到外国代表重返南京的意图之后，立刻在南京进行了紧张的清理工作，从而销毁大规模屠杀无辜平民和妇女儿童的证据。”

美国政府也知道日本试图掩盖的事实。日本人曾用一套机械密码保护外务省的高层外交电文，但美国1936年破译了这套密码。因此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情报部门得以截获并破译日本的东京领导人及其驻华盛顿代表之间的秘密通信。1937年12月26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给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博发去一封电报，强调了拖延美国外交人员重返南京的必要性。该电报写道：“如果他们真的返回南京，从本国侨民那里得到关于我国军队行为的负面报告，并将这些控诉传回他们国内的话，我们将会处于极端不利的境地。因此，我们认为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拖延他们返回南京的时间不失为最好的策略。即使这样做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但也比引发现场冲突要好得多。”

日本试图影响舆论的做法是其惯用伎俩。早在南京大屠杀之前，美国情报机构就曾获取过标有“绝密”字样的日本宣传计划，试图在美国进行有利于日本的宣传。日本政府还拥有一笔巨额预算资金，用于收买有影响力的媒体人，在美国的主流报纸和电台做有利于日本的宣传，以及制作印有亲日内容的手册和传单等。

日本媒体宣称南京城内一切安好。1937年12月30日，罗伯特·威尔逊医生写道：“如果这就是有关南京的全部报道的话，当真实情况得以披露后，必将引起轩然大波。”

接下来，日本政府批准了为日本游客精心安排的南京之旅。一艘载满日本观光客的商船从上海抵达南京。乔治·费奇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次观光：“他们被人小心翼翼地引领着，穿过少数几条刚刚清理掉尸体的街道，优雅地将糖果分给中国儿童，甚至还拍拍这些惊魂未定的孩子的头。”一些妇女陪同日本的商务代表游览了南京，而费奇注意到，他们看起来“极度自满，同时也为日本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不过他们当然对真实的情况一无所知——我想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不知道实情”。

1938年1月，日本的新闻记者来拍摄南京的相关画面，以便在日本及世界其他国家发行。元旦前夜，日本大使馆召集各个难民营的中国管理人员开会，告诉他们第二天要在城里举行“自发的”庆祝活动。他们勒令中国人制作数以千计的日本国旗并带着上街游行，借以展示南京居民欢呼雀跃迎接日本军队的画面，并拍成影像。日本摄影师还在南京摆拍中国儿童接受日本军医救治，以及从日本士兵手中接过糖果的镜头。

日本虚假宣传最无耻的案例是1938年1月8日刊登在由日本人控制的上海《新申报》上的一篇文章。文章标题为“南京气氛和谐，形势进展喜人”，声称“皇军进城后，将刀剑入鞘，伸出仁爱之手检查和治愈病人，为饥饿者送上食物，为生病者提供医疗服务”。男女老少纷纷向皇军跪拜，以表达敬仰之情……大批群众围拢着太阳旗和红十字旗下的日本士兵，高呼“万岁”，表达着他们的感激之情……日本士兵和中国儿童相处融洽，正愉快地玩着滑滑梯。南京成为举世瞩目的首善之地，到处洋溢着和平共处、安居乐业的气息。

而同一天，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从校园三个方向可以看见大火，这意味着抢劫仍在继续。从农村来的妇女说，她们那里的情况可怕极了，严格地讲，她们只有将自己埋葬才会安全。”

另一位外国人拉贝的日记记载着：“（一）下午6时，3个日本飞行员在华侨路4号强奸一名姓高的18岁姑娘，并用手枪向四处乱射。（二）该日夜里，五六个日本兵闯入沈举人巷22号的房屋，强奸妇女，并用手枪枪杀了几个中国人。（三）同夜，4个日本兵敲高家酒馆45号房屋的大门要求进入，由于人们没有立即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用手枪射击。3个妇女被强奸。”

1月25日，魏特琳对前述《新申报》的报道作了评述：“文章有25句话，其中4句是真话，即关于太阳的一句、鼓楼的一句、有关宪兵的一句和日本国旗位置的一句；有一句话一半是真的，19句是假的，还有一句我无法确定。”

散发传单是日本人实施虚假宣传的另一种方式。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飞机向南京民众空投了不计其数的传单。例如：“所有返回自己家中的中国良民都会得到食物和衣服。那些未被蒋介石军队的魔鬼所愚弄的中国人，日本愿意做你们的好邻居。”

日军还在自己曾经酿成惨剧的房屋外墙或附近张贴色彩鲜艳的海报。其中一幅海报上画着一个日本士兵将一个中国小孩抱起来，同时把一桶米递给孩子的母亲，把糖和其他食品递给孩子的父亲。

与此同时，日本还在南京和上海举办招待会和媒体活动，以此转移人们对南京大屠杀的注意。1938年2月初，一个日军将领曾邀请他国外交代表出席日本大使馆在南京举办的茶话会。这个将领在茶话会上吹嘘说，日本军队以纪律严明闻名于世，即使日军出于某种原因在南京犯下暴行，那也只能是因为中国人在某些外国公民的煽动下对日军进行抵抗的结果。

即使与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相比，南京的暴行也足以代表最可怕的种族灭绝的行为

多年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专家们估计，自1937年末至1938年初，南京大约有超过260000名非战斗人员死于日军手中，还有专家认为这一数字超过350000。

一位历史学家曾估算，如果把南京死难者的手连接起来，可以从南京一直拉到杭州，足有200英里长。他们的血液总重可达1200吨，他们的尸体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

仅从死难者的数字看，南京的暴行超过了历史上许多最残暴的屠杀。罗马人在迦太基屠杀了150000人；天主教军队在西班牙宗教法庭大开杀戒（1543年西班牙宗教法庭将数以万计再洗礼教派教徒在火刑柱上烧死）；还有帖木儿，他于1398年在德里处死了10万名囚犯，并在1400年和1401年在叙利亚修建了两个头骨塔，但相比之下，日本人则大大超过之。

的确，即使与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相比，南京的暴行也足以代表最可怕的种族灭绝的行为。为更好地想象这个比较值，我们还必须了解其他一些统计数字。南京的死难者总数——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就超过一些欧洲国家在整个战争中的平民死亡总数（英国平民死亡总数为61000，法国为108000，比利时101000，荷兰是242000）。有人把飞机轰炸当作大规模破坏中最可怕的武器之一，但即使是历史上最猛烈的空袭也比不上南京的屠杀。英国人轰炸德累斯顿，引起了一场大火，当时国际上接受的死亡数字为225000人，但更客观的统计为6万人，另至少有3万人受伤。南京遇难的人数则要多得多。确实，不管是用最保守的数字——26万，还是用最高的35万，南京死难人数比美军轰炸东京所造成的伤亡人数（约80000—120000人死亡）要多得多，甚至比在广岛和长崎两次爆炸原子弹造成的死亡人数（分别为14万和7万）的总和还要多。看到这些，怎不令人震惊？

我们不仅应当记住南京的暴行中的死亡人数，还应该记住他们被杀害的残忍手段。就连南京城中的纳粹党徒也感到恐怖，有人就称这场屠杀是“野兽机器”的工作。

与在日本爆炸原子弹和在欧洲犹太人遭到屠杀不同，相当一段时期里，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恐怖很少为亚洲以外的人们所了解。上个世纪，美国出版的多数历史文献都没有注意这次大屠杀。在对美国中学历史课本进行的一次彻底检查中，发现只有寥寥几本提到了南京的暴行。

罗伯特·莱基的《来自魔鬼：二战纪实》（1987）中，有一段关于这次大屠杀的记载：“希特勒的纳粹所做的一切使其胜利蒙羞的事情没有哪一件能比得上松井石根将军手下的日本士兵。”

据苏联一份档案文献的记录，苏方认为，日本之所以发动战争、实施暴行，目的就在于“企图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并灌输对战争恐惧的思想”。

中国人抗争的意志并未磨灭，南京大屠杀后，中国各界大声疾呼“抗战到底，誓死不屈”，为南京成千上万为日军屠杀的普通民众——“千千万万的匹夫匹妇”复仇雪耻。

南京大屠杀入选世界记忆遗产

2014年，中国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申请，并于2015年通过。

世界遗产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记忆遗产、口头与非物质遗产、文化景观遗产。其中，世界记忆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延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该项目的目的，是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进行保护，从而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上发布的简要介绍，南京大屠杀档案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关于大屠杀事件（1937年至1938年）；第二部分关于中华民国政府军事法庭在战后调查和审判战犯的文件（1945年至1947年）；第三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构的文件（1952年至1956年）。但中国于2014年申报的另一个项目《“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却未能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参考资料：《南京大屠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沦陷八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南京大屠杀》；作者：张宪文、经盛鸿、张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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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共报刊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与声讨

毛泽东于1937年10月25日在延安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揭示了侵华日军的种种战争暴行：“日本帝国主义的攻城、略地、奸淫、抢劫、焚烧和屠杀，把亡国危险最后地加在中国人身上。”对日本的战争暴行，延安的中共报刊与图书一直给予深刻的揭露与强烈的谴责。

由于地处西北偏僻之地，中共新闻传媒不能及时得到详细信息，直到1938年2月25日，《新中华报》第一版才首次发表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文章《尸山血海的南京——敌在南京之空前暴行》，因文章篇幅长而未能刊完，在下一期，即1938年3月1日出版的《新中华报》第一版上刊出此文的后半部分。文章开头写道：“据由南京逃出之某人谈及敌军在京暴行及南京现状，与敌军屠杀焚烧、奸淫掠掳、禁绝粮食、伪组织丑状、敌军政治军事布置以及市面各情形……”

从文章内容看，它转录了1938年2月20日至21日《大公报》（汉口版）连载的中央社长篇电讯《陷后南京惨象》。《新中华报》虽是转录此文，却是延安的新闻传媒第一次报道南京大屠杀，陕甘宁边区等根据地的干部群众开始知道日军在南京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战争暴行。

1938年6月30日，《新中华报》第443期上发表题为《日寇一年来的暴行》的述评文章，系统记述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来一年中日军在中国各地的暴行，其中就有南京大屠杀的记载。文章开头写道：“一、今年一月南京城日寇在紫金山举行杀人比赛，以先杀满一百五十人者为优胜。二、截至本年一月止，在长江下流一带被敌残杀的同胞达30万人。”“南京沦陷后，不论是挨户搜索，每户必搜查七八次。如是狂掠达两旬之久，抢劫案达二万件”。

是建立在他对日军在中国各地普遍实施的极端野蛮的烧杀淫掠等战争暴行进行详细调查与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的。这自然包括发生在数月前的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毛泽东接着指出，日本侵华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其结果，就是“激怒了一切阶层的中国人。这是根据敌人战争的退步性野蛮性而来的”。

以上记述，虽较简短，却选择了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最具有代表性、最为血腥与惨绝人寰的事件。此后，关于日军在中国沦陷区烧杀抢掠暴行的消息，包括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通过各种途径越来越多地传到延安地区，不仅激起了广大军民的强烈义愤，而且进一步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重视，成为他们对根据地军民进行抗战教育的教材，也成为他们研究日本在沦陷区活动的重要对象与重要资料。

1939年，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搜集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有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编辑出版“时事问题丛书”多种，以求得对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有深刻的认识与透彻的了解，作为中共制定方针政策的基础，同时作为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时政教育的教材。其中，在1939年9月，编辑出版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对南京大屠杀，以及对侵华日军在中国各地的大量战争暴行，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与揭露批判。由于毛泽东的倡导，由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著的《日本在沦陷区》一书，成为中共干部的必读著作，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罪恶在各抗日根据地广为人知。

1938年7月1日在《解放》周刊第43期、第44期合刊上，发表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尖锐地揭露与批判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毛泽东说：这就是所谓日本战争的退步性。跟着这个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敌人采取了普遍的野蛮政策，实行公开的掠夺。……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敌人的这一野蛮政策，还要施之于更深的内地。他的胃口很旺，不愿停止战争。

延安的报刊《新中华报》、《解放》周刊，以及《日本在沦陷区》等论著，对南京大屠杀的及时报道与深刻揭露，是中国抗战新闻史上最光辉的篇章，是对日本右翼分子胡说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报刊与论著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没有涉及”，更没有“加以指责”等谬论的有力回击。

无疑，毛泽东的这一分析，（责编：兰嘉娜；参考资料：《延安中共新闻传媒对南京大屠杀的揭露与批判》《党史博览》；作者：经盛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