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传奇·双月号(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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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遇难者:每12秒消失一人

“街上无人敢走,一见抄手走路便一枪杀死,说你袖管内藏着炸弹;见了逃跑的也一枪杀死,说你是中国兵;见了躲在防空洞的,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杀……”

“凡有一点儿人样子的、有点儿生气的,都不免于一死”;

12秒,一个短暂的瞬间。在1937年冬的南京,日军进城之后的6个星期中,每12秒就意味着一个中国人的生命消逝在屠刀之下。

战后国民政府的专题调查结果显示:在南京市常住人口中,97%以上遇难者是平民,男性占84.83%,比例远远高于女性。15岁至49岁之间的青壮年男性被害人数,占到有年龄记载的被害总人数的77.78%。如此高的比重无论对南京的潜在抵抗力,还是社会生产力,都是致命的打击。

责任编辑/黄梦怡

“整座城市死一般寂静,连只鸟儿都难看到”

日军攻破南京城门之前,那些稍微有点儿财力、权力或先见之明的居民都已闻风而逃,不知所踪。大约一半居民离开了南京:战争爆发之前,南京的本地人口在100万以上;到1937年12月,这一数字下降到50万。与此同时,却有数万名乡村移民涌入南京,他们背井离乡来到这里,相信南京在城墙的庇护下是安全的。中国军队撤离后,留在南京的是那些毫无防卫能力的人:老人、儿童以及经济赤贫或身体虚弱到无法安全出逃的人。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城后不久,就开始以6至12人为一伙儿在城里四处游荡,见人就杀。几乎每一条街上都倒着中国平民的尸体,人们见到日军除了撒腿就跑外,并无任何冒犯之处。根据军事法庭的战争犯罪记录和中国政府的档案文献,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都极尽恐怖,却大都千篇一律。

据日军士兵三谷翔回忆南京城破当天:

我看到从下关码头方向漂下来4只竹筏,上面横七竖八的似乎都是人,看上去有2米多高。我们怕是伪装了来袭击的,拿枪射击十多分钟,竹筏毫无反应,我才明白原来上面堆的全是中国人的尸体。

为了能在“入城式”上耀武扬威地骑马进入南京城,日军以安全为由,加速了对南京军民的大屠杀,一时间尸横遍野。

12月17日,大批日军士兵兴高采烈地参加南京“入城式”,三谷翔觉得“好像去郊游”似的,十分开心。当他进入南京城后,看见的却是一幅幅凄惨画面。他回忆说:“在中山北路附近的广场上,我望见一堆堆尸体,每堆至少五六十具,地上全是凝固的血。死者有很多老人、妇女,甚至还有孩子,显然都是平民。看得出来,有些是被刺刀捅死的,还有头被整个砍掉的,一些尸体全身赤裸,手被反绑着……惨不忍睹。整座城市没有一丝生机,死一般寂静,连只鸟儿都难看到。”

日军通常把抓到的男人都当作囚犯,一连几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但许诺会给他们食物和工作。经过几天的折磨之后,日军就用铁丝或绳子将他们的手腕牢牢捆住,把他们驱赶到偏僻处。这些人都已太过疲乏或严重脱水,以为马上就能得到食物和水,因此急切地走出去。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机关枪和血淋淋的刺刀,或者掩埋尸体的巨大坟坑,坑里堆满了先于他们被杀害的同胞的尸体,阵阵尸臭飘散出来。他们此时想逃跑,为时已晚。

1938年8月,西安《西京平报》连载了南京守军教导总队辎重营中校营长郭岐以自己陷身沦陷后的南京三个月的经历写成的回忆文章《陷都血泪录》。文章中,郭岐记述了日军在占领南京后立即实施的大规模屠杀:

那种残酷的屠杀真是空前未有!数万同胞皆做枪下鬼,兽兵认为可杀的人是中国兵、警察、宪兵、学生、壮丁、教员,到无词可借时就说是机关上的公务人员。一个个由头上检查到脚下,由外面翻到里面,先把钞票、钢笔、手表抢去,就看头上有无蓄发,有无钢盔印子,腰间是否扎过皮带,右手有无持枪的痕迹,如有一点儿可疑,马上被捉去枪毙。可以说,凡有一点儿人样子的、有点儿生气的,都不免于一死。

南京所有的池塘里都堆满了死尸。有的头在外面,有的拳在上面,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竹林里,马路旁,遍地死尸。兽兵一群去了,一群又来,所有的大门都非得开着不可。因为兽兵终日骚扰应接不暇,开门稍迟,则枪刀随之。街上无人敢走,一见抄手走路便一枪杀死,说你袖管内藏着炸弹;见了逃跑的也一枪杀死,说你是中国兵;见了躲在防空洞的,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杀掉。那几天,城里到处都是步枪声、机关枪扫射声……那种残酷真是亘古未有!

并非所有在南京的中国人都轻易屈服于日军妄图斩尽杀绝的屠刀。靠着强烈的求生意志,有人徒手挖开埋葬自己的坟坑逃出来,有人紧紧抓住芦苇在刺骨的江水中隐蔽好几个小时,有人甚至一连数日被压在同胞的尸体下,最后才设法脱身。还有些妇女躲在洞穴或壕沟内长达数星期,或者冲进大火熊熊燃烧的房屋去救自己的孩子。

后来,许多幸存者向记者和历史学家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或是在日本战败后到南京和东京的军事法庭上作证。无数的证据表明,日军杀害许多中国人并无其他原因,只是为了取乐。这也是南京市民唐顺山的看法。1937年,他奇迹般地从日军的一次杀人比赛中侥幸逃生。

“杀一个数一个!杀一个数一个!”他们放声大笑,甚至还有人拿出相机拍照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以虐杀俘虏与平民为乐,并惨无人道地多次进行杀人比赛。唐顺山就是从一场杀人比赛中侥幸存活下来唯一的见证人。

与成千上万因轰炸而逃出家门流落南京街头的不幸居民不同,当时唐顺山有一个安全的避难所。那年他25岁,是名鞋匠学徒,当时他躲在两个师兄弟的家中,地处南京城北的一条名为小门口的小巷里。

唐顺山的两个师兄弟把家里的门板拆下来,然后用砖块把门洞堵上,这样从外面看起来,家门那堵墙就成了一面完整的墙壁。他们在屋里一连坐了好几个小时,听着外面的尖叫声和枪炮声。

唐顺山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想要亲眼见识一下日本士兵的模样。过去他一直听说日本人和中国人长得很像,但他从未去过日本,也就无从验证这一说法,现在正是亲眼看看日本人的大好时机。唐顺山请求两个师兄弟将门口的砖块移开,放他出去。师兄弟恳求他不要去,但最后还是拗不过他。他们冒着被日军发现的危险,移开堵门的砖块,让唐顺山钻了出去。

唐顺山刚走出去就开始后悔了,他被一种近乎超现实的景象惊呆了,他在街上看到男女老少的尸体扭曲着躺在面前,大部分人都是被刺刀刺死的。唐顺山回忆着那个恐怖的下午:“血溅得到处都是,仿佛天上下了一场血雨一般。”

之后,唐顺山在街上看到了另一个中国人,在他身后有八九个日本兵正从远处走来。唐顺山和这个陌生人本能地跳到旁边的垃圾箱里躲起来,并抓了些稻草和纸片盖在头上。他们又冷又怕,禁不住浑身发抖,结果连垃圾箱也跟着抖动起来。

突然,稻草被掀掉了。一个日本士兵猛然出现在他们眼前,怒视着他们。唐顺山还没来得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日本士兵已经用刺刀将旁边那人的头砍了下来。鲜血从受害者颈部喷涌而出,那个士兵弯下身,像取战利品一样把人头拎了起来。“我吓得浑身动弹不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唐顺山回忆道。

“滚出来!不然就开枪了!”一个中国人突然对他吼道,唐顺山知道他是为日本人做事的汉奸。

唐顺山从垃圾箱里爬了出来。接着,他看到一群日本士兵驱赶着数百名中国人沿街走来。日本士兵命令唐顺山跟他们一起走,当他随其他俘虏向前走时,看到街道两旁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

不久,唐顺山他们来到一个池塘边,旁边还有一个新挖好的长方形大坑,坑里堆着大约六十具中国人的尸体。“一看到这个新挖好的大坑,我立刻想到,他们可能会把我们活埋或者当场杀死。我突然想跳进坑里,但发现两条日本军犬正在那里撕咬尸体。”唐顺山说。

日军命令唐顺山和其他囚犯在坟坑四周排队站好。他站在最靠近坑边的一排。9名日本士兵手里拿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和步枪等在一旁。接着,日本士兵开始进行杀人比赛——看谁杀得最快。1名士兵端着机关枪负责警戒,随时准备将任何试图逃跑的人杀掉,另外8名士兵2人一组,分成4组。每组士兵中,一人负责用刺刀砍头,另一人负责把头捡起来扔到一旁堆起来。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胞一个个倒下,囚犯们浑身僵冷、胆战心惊,一点儿动静都没有。

“杀一个数一个!杀一个数一个!”唐顺山回忆着日军杀人的情形。他们放声大笑,甚至还有人拿出相机拍照。

“无处可逃,我已准备赴死。”陷入绝望和悲伤的唐顺山突然被一阵骚动打断。在他前面两排俘虏中,有一位孕妇开始为自己的生命抗争,她拼命抓打着那个试图将她拖去强奸的士兵,拼命反抗。最后,那个士兵将她杀死并用刺刀剖开她的肚子,不仅扯出了她的肠子,甚至将蠕动的胎儿也挑了出来。

起初,日本士兵用遇难者的人头计分,后来为了节省时间,他们不再砍头,而是改用割喉的方式杀人。很快,一个日本士兵挥舞着刺刀向唐顺山这边走来,在离他只有一排之隔的地方停下。当这个日本士兵砍断唐顺山正前方那人的脖子时,遇难者的尸体倒向唐顺山。就在那一瞬间,唐顺山借势向后倒去,随尸体一起掉进坑里。没有人注意到,唐顺山把头藏在那具尸体的衣服下面。如果日本人还在进行当初的砍头比赛的话,他的这个小伎俩不会成功,就这样唐顺山才得以保全性命。

日本人的杀人狂欢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唐顺山躺在坑里装死。日本人将其他尸体推下坑,堆在他身上。唐顺山回忆,后来大部分日本士兵离开了现场,只有一个人留下来,拿着刺刀在大坟坑中刺来刺去,以确保所有人都已死掉。唐顺山一声不吭地挨了5刀后昏了过去。

那天下午,唐顺山的两个师兄弟来到这个坟坑,将还有一丝气息的唐顺山救了回去。他们之前透过藏身之处的砖缝看到日军把唐顺山和其他人都押走了,于是料定他大概和其他人一样已经被杀害,来这儿是为了取回他的遗体。

在那场杀人比赛中,数百人遇难,唐顺山是唯一的幸存者。

日军对南京居民的折磨几乎超出人类所能理解的极限

除了杀人比赛,日军对南京当地居民施加的严酷折磨几乎超出了人类所能理解的极限——

活埋:日军的活埋行动就像生产流水线一样精确而高效。日本士兵强迫第一批中国俘虏挖好坟坑,第二批俘虏埋掉第一批,再由第三批埋掉第二批,以此类推。日本士兵故意将有些受害者只埋到胸部或颈部,为的是让他们遭受更多的痛苦,比如用刺刀将他们砍成碎块,或者让他们遭受马匹践踏和坦克碾压。

身体毁伤:日军不仅对受害者进行开膛剖腹、砍头或肢解,还对他们实施其他各种更残酷的凌虐。在全城各地,到处都有以下种种折磨:将囚犯钉在木板上,让坦克从上面碾过,还将他们钉在树干或电线杆上,活生生从他们身上割下一条条肉,或者把他们当作练习刺刀刺杀的活靶子。据报道,至少有100人在被烧死之前已经被挖掉了眼睛、割掉了鼻子或砍掉了耳朵。另有200多名中国士兵和平民被剥光衣服,绑在学校的圆柱或门上,然后日本士兵用锥子在他们的嘴巴、喉咙和眼睛等身体各处刺了数百个小洞。

烧死:日军大规模焚烧中国受害者。在下关,一个日本士兵将中国俘虏绑在一起,一次10人,然后将他们推到坑里,浇上汽油活活烧死。在太平路,日本士兵命令一大群商店职员救火,然后却用绳子把他们绑在一起,推入烈火中。日本士兵甚至还发明了用火杀人取乐的游戏,其中一种是将一大群中国人驱赶到楼顶或屋顶,然后将楼梯拆掉,并在一楼点火,观看许多受害者从窗户或屋顶跳下来自杀身亡;另一种娱乐方式是,在受害者身上泼洒燃料,然后朝他们开枪,欣赏火焰在他们身上升腾而起的景象。曾经有过这样一次臭名昭著的事件,日本士兵将数百名中国人(包括老人和儿童)驱赶到一个广场上,在他们身上浇上汽油,然后用机关枪朝他们扫射。

冻死: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数千人被日军故意冻死。例如,日本士兵强迫数百名中国俘虏前往结冰的池塘边,脱掉衣服,砸开冰面,跳入水中“捕鱼”。当他们的身体被冻僵以后浮上水面,很快就成为日本士兵浮动的靶子,被打得弹痕累累。在另一起事件中,日本士兵把一群难民绑在一起,推入一个浅水池塘,然后向他们投掷手榴弹,制造出“血肉横飞”的爆炸效果。

狗咬:另一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是,将受害者活埋至腰部,然后观赏他们被军犬撕碎的场面。曾有目击者看到日本士兵扒光一位受害者的衣服,然后指挥德国黑背去咬他的敏感部位。那些狗不仅撕开了受害者的肚子,甚至还将他的肠子在地上拖出很远。

以上提到的事件仅仅是日军向受害者施虐的一小部分方法。日军还将受害者浸在酸性溶液中腐蚀他们,用刺刀把婴儿挑起来,钩住受害者的舌头把他们吊起来。一个日本记者后来调查南京大屠杀时了解到,有日本士兵将一位中国遇难者的心脏和肝脏挖出来吃掉。他们甚至还吃男性的生殖器。一名中国士兵逃出日军的牢笼后,在街上看到几具尸体的生殖器被割掉了,他后来得知这些生殖器被卖给了某些日本消费者,他们相信吃了可以壮阳。

“每天24小时,每时每刻都有无辜的妇女被日本士兵拖到某个地方去强奸”

如果说发生在南京的屠杀规模和性质令人震惊的话,那么发生在这里的强暴案件的规模和性质同样如此。划时代著作《违背我们的意愿:男人、女人与强奸》一书的作者苏珊·布朗米勒认为,发生在南京的强暴可能是战争期间强暴平民的所有事件中最恶劣的一桩。

要确定南京大屠杀期间被强暴妇女的准确人数不太可能,各种估计数字从2万—8万不等。德国人拉贝呈交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以及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都认定,在南京陷落后的一个月内,就有2万多名妇女被日军强奸。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报告统计,“整个屠杀期间,共有8万名妇女遭受到强奸”。

但是,日军对南京妇女的所作所为却不能仅仅由一纸统计数字来衡量。人们永远无法全面了解受害者的精神损失,因为许多遭此苦难的妇女发现自己怀孕了。

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国妇女遭日本人强奸而怀孕的话题非常敏感,至今只有一位中国妇女(韦绍兰)站出来承认自己的孩子是被日军强奸的结果。许多这样的孩子被偷偷杀掉了,根据一位当时留在南京的美国社会学家的说法,数不清的中日混血婴儿刚一出生就被掐死或溺死了。

可以想象,许多中国妇女在面对抚养一个她们无法去爱的孩子和犯下杀婴罪行这样的两难选择时,内心所承受的罪恶、屈辱和自我厌恶之情。根据一位德国外交官的报告,1937—1938年,数不清的中国妇女投江自杀。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在南京的性暴行并非个别或偶然事件,而是整个日本军队进行的集体犯罪。

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2大队的士兵三木本一平回忆说:“在南京,因为闲着没事儿干,就强奸女人。士兵们随便出去征发女人的事情,其实军官是知道的,但什么也不说,等于是默认了。”“分队里如果有10个人,就有10个人干过”。日军第10军后备步兵大队的士兵冈本健三称:“干坏事的,不仅仅是士兵,有时军官带头先干。”

日军强奸各个阶层的南京妇女:农妇、学生、教师、职员、工人、基督教青年会职员的妻子、大学教授甚至尼姑,其中有些妇女被日军轮奸至死。日军还经常有计划地在南京打家劫舍,把男人拖出去杀死,同时借机搜寻中国妇女。事实上,一些日本士兵挨家挨户地搜查,索要钱财和“花姑娘”。

这使全城的年轻妇女陷入了糟糕的两难境地,她们不知道是该呆在家里还是去国际安全区避难。如果呆在家里,她们将处于当着家人的面被强奸的危险中。但是,如果离家去安全区,她们将有在街上被日本士兵抓住的危险。对南京的妇女来说,陷阱无处不在。比如,日军编造谎言说妇女可以去市场上用大米和面粉换取鸡鸭,但是当她们到达市场准备交易时却发现一群日本士兵正在等待她们上钩。有些日本士兵雇用中国汉奸搜寻可供强暴的人选。甚至在安全区内,日本士兵也会挑起事端,将外国人引出难民营,然后绑架毫无反抗能力的中国妇女。

中国妇女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强奸。据估计,1/3的强暴案件发生在白天。据幸存者回忆,日本士兵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庭广众面前,当街强奸她们。对日本人来说,没有任何地方是不能实施强奸的神圣之地。他们在尼姑庵、在教堂、在神学院、在圣经培训学校强奸妇女。曾经有17个日本士兵在神学院的操场上轮奸了1名中国妇女。《大公报》证实了南京的大规模强暴事件:“每天24小时,每时每刻都有无辜的妇女被日本士兵拖到某个地方去强奸。”

日本士兵连老年妇女也不放过。已婚妇女、祖母以及曾祖母都不断遭到性侵犯。当一位62岁的老妇人反抗说她年龄太大无法性交时,日本士兵就“用木棍将她暴打一顿”。许多80多岁的妇女甚至被强奸至死,有这样年纪的中国妇女因拒绝日本士兵的性要求而遭枪杀。

如果说日本士兵对待老年妇女的方式令人发指,那么他们对女童的摧残更是令人难以想象。小女孩在遭到如此野蛮的强奸后几周都不能走路,许多小女孩事后需要进行手术,有些则不治身亡。曾有中国目击者看到日本士兵在大街上强奸10岁以下的小女孩,然后用刺刀将她们劈成两半。在有些案例中,日本士兵甚至切开小女孩的阴道,以便强奸起来更容易。

即将生产的孕妇甚至也不能免遭摧残,日军强奸了许多即将临盆、正在分娩或产后没几天的妇女。一位怀胎九月的妇女在遭到强奸后不仅产下死胎,而且精神完全崩溃。还有孕妇被日军活活踢死。这些妇女腹中的胎儿所遭受的残酷对待更是令人毛骨悚然。在对孕妇进行轮奸后,日本士兵还时常剖开她们的肚子,扯出胎儿以供娱乐。

许多女孩赤身裸体地被绑在椅子上、床上或柱子上,一直这样固定着作为日军发泄兽欲的工具。她们在如此残暴的虐待中没有存活下来。曾有中国目击证人描述,一位11岁的小女孩连续两天遭到不间断的强奸而死的惨状:“那个女孩两腿之间满是血迹、肿胀和撕裂的伤痕,这景象真是令人作呕,不敢直视。”

强奸妇女经常与屠杀受害者全家同时发生。在这场大规模的强暴中,日军常常杀害儿童和婴儿,原因是嫌他们碍事。根据目击证人的报告,许多儿童和婴儿在母亲被强奸时大哭,因而被日军用衣物塞住嘴巴窒息而死,或被刺死。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美国人和欧洲人有大量关于类似事件的记载,其中有一条记录这样写道:“2月3日下午5点左右,3名日本士兵来到尚书巷(大中桥附近),强迫一名妇女丢掉怀中的婴儿后将她强奸,然后狂笑着扬长而去。”

不计其数的男人为保护自己的爱人而惨遭杀害。当日本士兵将一名妇女从草棚中拖出来时,她的丈夫上前阻止,日本士兵“用铁丝刺穿他的鼻子,并将铁丝的另一头拴在树上,就像拴牛一样”,然后用刺刀在他身上反复乱刺,不顾他母亲苦苦哀求,痛苦地匍匐在地上,歇斯底里地哭喊。日本士兵喝令他母亲回到屋里去,否则就杀死她。这名男子因伤势过重,当场死亡。

在南京,日军的人性泯灭和性变态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就像许多日本士兵为排遣反复屠杀的单调乏味而发明各种杀人比赛一样,有些日本士兵因纵欲过度而感到厌倦,于是发明了消遣性的强奸和凌虐游戏。

或许,日军最惨无人道的取乐方式之一就是刺穿女性的阴道。在南京街头,许多女性尸体双腿大张,阴道中被日本士兵恶意塞进木棍、树枝和杂草等物。例如,一名日本士兵在强奸了一位年轻女子后,将一个啤酒瓶塞进她的下体,然后开枪将她打死。另一位强奸受害者的下身被插进了一根高尔夫球杆。1937年12月22日,日本士兵在通济门附近的街坊内强奸了一位理发师的妻子,并将爆竹塞进她的阴道,然后引爆爆竹将其炸死。

受害者并非仅限于女性,当找不到足够的妇女时,日本士兵就找十来岁的中国男孩来发泄兽欲。或在日军的淫笑中,中国男性被迫表演种种令人作呕的性行为。有中国男性因拒绝奸污雪地里的一具女尸而遭到杀害。

日军还试图强迫终身禁欲者发生性行为,并以此为乐。一位女扮男装的中国妇女在试图通过南京城门时,遭到日本卫兵有计划的摸裆检查,她当场被识破真实性别并惨遭轮奸。当时恰好有一位和尚不幸从附近路过,日本士兵便强迫他与这位刚刚被轮奸的妇女发生性关系。和尚断然拒绝,于是惨遭阉割,最后失血而死。

日军所实施的性虐待中,最丧尽天良的案例莫过于对整个家庭的羞辱。为获取性虐狂般的快感,日军强迫中国男人犯下各种乱伦罪行:父亲强暴亲生女儿,兄弟强暴亲生姐妹,儿子强暴亲生母亲。南京陷落后,被困南京长达三个月之久的郭岐曾经耳闻目睹四五起日军强迫儿子奸淫母亲的案例,拒不从命者被当场杀死。

郭岐的报告后来被一位德国外交官的证言所证实,该外交官报告说,曾有一位拒绝强奸自己母亲的中国男子被日本士兵砍死,随后他的母亲也自杀身亡。

有些家庭成员宁愿一死了之,也不愿自相残虐。曾有一家人在渡江时被两名日本士兵拦下,要求检查。当发现船上有年轻妇女和小姑娘时,日本士兵当着她们父母和丈夫的面将其强奸。日本士兵接下来的要求更是毁了全家,他们要求这家人中的年长男性也强奸这些妇女。全家人宁死不从,投江自尽。

妇女一旦被日本士兵抓住,便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因为她们大多数在遭到强奸后立刻就被杀害了。

一旦被抓的妇女奋起反抗,日本士兵就会对其施以凌虐,以儆效尤。那些不屈从日军淫威的妇女通常会遭受挖眼、削鼻、割耳或者切去乳房等酷刑折磨。因此,鲜有妇女敢与施暴者抗争,但还是有一些零星的反抗。有位中学教师在被枪杀前奋勇击毙了5名日本士兵。最著名的是李秀英(本期幸存者章节会详细介绍)的事迹,她在与日本士兵的搏斗中身受30余刀,却坚强地活了下来,在后来的岁月里一遍遍地向世人控诉日军的罪行。

事实上,在大屠杀的高潮过去之后,日军的性暴行仍持续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1938年9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籍教授明妮·魏特琳女士在日记中记载,在日军占领南京近一年之时,“路上,我们仅看到一个年轻女孩,大多数姑娘白天不敢出来”。

南京大屠杀究竟有多少遇难者

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死亡人数究竟是多少?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当法官要求金陵大学美籍历史学教授贝德士估计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时,贝德士回答说:“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我不知道从何说起……南京大屠杀涉及的范围如此之广,没有人能够对它进行完整的描述。”

中国军事专家刘方楚认为有43万人死于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员以及1946年南京地方法院的检察官认为至少有30万人遇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的结论是,南京大屠杀的罹难者在26万人以上。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认为,死亡数字约为20万。约翰·拉贝从未进行过系统的计算,而且他在大屠杀结束之前的1938年2月就离开了南京,因而他估计的人数只有五六万人。日本作家秦郁彦认为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在3.8万—4.2万人之间,还有一些日本人甚至认为死亡人数只有3000人。1994年,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曾为日本所有)发现的一份档案资料表明,1938年1至3月,仅仅一个负责掩埋尸体的小队就在南京处理了3万具尸体。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家孙宅巍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超过227400人。但是,如果将一名日本战犯供述的情况也考虑在内的话,这一统计数字还会大大增加。这份惊人的供述比孙宅巍的论文早了近40年。1954年,在辽宁省东北部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等待审判时,一名日本陆军少佐太田寿男提交了一份长达44页的报告,其中供述了日军曾采用焚烧、倾倒和掩埋等方式大规模处理尸体,以此毁灭南京大屠杀的罪证。自1937年12月15日开始的3天时间内,太田寿男的部队将1.9万具中国遇难者尸体倒进长江,其临近的一支部队则处理了8.1万具尸体,其他部队处理了5万具尸体,总计约15万具尸体。

如果将太田寿男供述的数字加上孙宅巍统计的中国埋葬记录,孙宅巍推断南京大屠杀的罹难者总数将高达令人震惊的37.74万——这个数字超过了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的总和。

近年来,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支持孙宅巍的研究结论,并相信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总数可能超过30万。例如,南伊利诺伊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吴天威在其论文《让全世界都了解南京大屠杀》中估计,南京大屠杀的死亡总数超过30万人,甚至达34万人,其中19万人被集体屠杀,另外15万人被单独杀害。

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连日本人自己都相信,南京大屠杀的死亡总人数可能高达30万。因为它不仅是日本人自己的统计数据,而且是在南京大屠杀发生的第一个月统计的,那时日军对中国人的屠杀还远未结束。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将如下信息从东京转发给他在华盛顿的联络人时被美国情报人员截获并破解,后于1938年2月1日将其译成英文:

几天前返回上海以后,我调查了日本军队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的暴行。根据可靠目击者的口述及其他可靠人士的信件,已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日本军队过去实施且目前仍在继续的某些行为让人联想到匈奴王阿提拉及其部下的恶劣行径。至少有30万中国平民惨遭杀害,其中许多案例非常残忍。

(参考资料:《南京大屠杀》中信出版社2013年1月、《南京大屠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死难者30万人类近代史最黑暗的日子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海南日报》2014年12月13日等;作者:张纯如、张宪文、李冰等)

链接

日军制造的南京“文化大屠杀”

说起南京大屠杀,人们通常首先想到的是日军在南京屠杀平民、俘虏,以及强奸妇女等血腥暴行。我们同样不能忘记的是,日军对南京的文化洗劫和文化侵略,这也是其侵华战争的极重要部分。

战前南京文教昌盛,历史古迹与现代化建设交相辉映

“日本军国主义对南京历史文化古迹与图书文物的破坏与劫掠,是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组成部分,可称之为对南京的‘文化大屠杀’,而且它比南京大屠杀历时更长。”曾深入研究南京沦陷八年史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指出,如果你想要知道日军占领南京后,对南京的文化破坏有多严重,那你首先要知道日军攻占南京之前,南京的文化有多繁荣。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为遵孙中山遗志,于4月18日宣布定都南京,于是南京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据统计,1927年南京建都前人口不足27万人;至1937年6月,人口已经达到101.545万人。

“当时,南京有8所高等院校,是江苏乃至全国高等学校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经盛鸿说。南京还是江苏乃至全国中等与初等学校数量最多、师生人数最多、教育质量最好的城市之一,南京入学儿童比例已占学龄儿童的86%。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南京就新建了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地质矿产陈列馆等多家科研与文化机构,均收藏了大量的文化典籍。经盛鸿认为:“战前南京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都达到了南京历史上的最高峰。当时,南京可以说是文教昌盛,历史古迹与现代化建设交相辉映。”

1937年12月13日,南京落入敌手,陷入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浩劫和长达8年的悲惨沦陷史。

早在20世纪初,《海牙陆战法规惯例》就规定,一切有关文化方面,如宗教、美术、学术及古物的机关及其财产,如不作为军事用途,交战国必须力求保全,不得实施破坏。这是世界公认的国际公法。但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就开始有计划地摧毁和掠夺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实施了一场“文化大屠杀”。

南京的众多古建筑,首先遭到日军空袭和炮火的摧残。南京的明城墙蜿蜒长约40公里,为“世界上砖石城墙之冠”。日军进攻南京时,南京城墙总共有10多华里被其炮火轰塌,中山门城墙被炸塌两个缺口,光华门变成一片废墟,中华门原本高大巍峨的城楼在战火中荡然无存。

南京是个佛教历史悠久的城市。在南京大屠杀中,多处闻名遐迩的佛教寺院惨遭破坏。南京南郊的牛首山是历史悠久的佛教圣地,自六朝后的千年来,梵宫琳宇、佛寺相连,有幽栖寺、文殊洞、观音洞等深藏于一片群山树海之间。而日军将满山古树砍伐一空,历代佛寺付之一炬,使牛首山成为一片荒山秃岭。

南京秦淮河畔的夫子庙,千百年来为人文荟萃之区,是南京的文教中心。日军占领南京后,立即纵火烧毁了夫子庙,所有配殿、楼阁等均难逃一劫。

日本人得知日军占领了国学图书馆后得意洋洋地说,“于今,八千卷楼又归我们了,清代四大藏书楼已有两处归我们所有了”

南京自古多藏书名家和书香门第,清末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更建起多家新式图书馆。如历史悠久的龙蟠里国学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及各高校图书馆,藏书之多之精为全国之最。

国学图书馆更是以收藏浙江钱塘丁氏八千卷楼60余万卷藏书与武昌范氏月槎木樨香馆4500余种书籍而闻名于世,在收购素有“江南四大藏书地之一”的八千卷楼藏书时,该馆曾与日本书商展开了一场竞争,终于击败对手。至1937年,该馆已有经史子集与普通书籍3000余种、五六百橱、40余万册,其中有大量的明刊精印的抄本、历代名臣大儒所校勘的古籍和珍贵字画,以及晚清各编译局编译的各种教科书。南京沦陷后,南京各类图书馆均成为日军洗劫的对象。

据日方的史料证明,早在日军攻占南京的前夕,在上海的日华中方面军特务机关就组织了一个所谓“(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的机构,专门负责劫掠南京等地的图书文献。1938年1月22日,南京城尚笼罩在大屠杀的硝烟里,该委员会就接到了“立即检查南京市内的重要图书,准备接受”的命令。满铁大连图书馆馆长柿沼介得知日军占领了国学图书馆后得意洋洋地说,“于今,八千卷楼又归我们了,清代四大藏书楼已有两处归我们所有了”。

此次搬运前后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出动了日军367人,动用了中国劳工2830多人,以及卡车310辆。这批被劫的数量巨大的图书典籍中,有许多世所罕见价值连城的善本秘籍。

据日本专家松本冈研究统计,日军从南京各类公共图书馆毁坏与劫掠的图书古籍多达64.69万册。经盛鸿认为:“再加上中方统计的其他机构的被劫图书,南京遭日军劫掠的公共图书馆的藏书占战前藏书总量142万册的六成以上。”

珍贵古物惨遭毁损,民间私人收藏更是被洗劫一空

南京城内的大量文物古董与学术标本,也是日方早有预谋的劫掠对象。

在日华中方面军从上海杀向南京途中,其司令官松井石根就让人搞了一份苏州等地古物字画一览表。日军入城后,就按图索骥地进行劫掠。

当时,从北平故宫南迁的珍贵文物,还有部分在朝天宫东侧的国立北平博物院南京分院地下保存库和位于国府路的国立美术馆内,未及西迁。南京沦陷前,国民政府抢运走逾1.6万箱,未及运出的还有2953箱。日军入城后,立即将其置于魔爪之下。

1938年6月,日军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清点。这些故宫文物多是珍贵的国宝,其中有康熙、乾隆年间西洋各国进献的各种精美工艺品,以及《大清实录》、玉牒及清宫内务府档案。日方劫走并损坏了其中许多珍贵文物,直到战后,北平博物院南京分院才找回2000多箱。

战前,国民政府为筹建国家博物馆——中央博物院,向全国征集来的各种珍贵文物,也成了日军劫掠的对象。据统计,日军从中劫走1679种。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当时中国最高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珍藏的殷墟发掘古物等珍贵文物,也惨遭日军掠夺与毁坏,损失无法统计。该所保存的山东日照出土古陶器标本箱,竟被日军拿去铺垫铁路的路基。

日军对南京许多古建筑上有文物价值的构件也劫走。如,南京朝天宫的主建筑正殿之屋脊两端安装鸱吻一对,也称“鸱尾”,古人以为可以禁压火灾。此建筑饰物起源于东晋,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时曾将其传至日本,在奈良唐招提寺正殿金堂屋脊两端装有一对,因此被日本人视为国宝。日军侵入南京后,竟将朝天宫正殿屋脊上的鸱吻拆下,运往日本。而民间私人收藏的文物,更是被日军洗劫一空。

时至今日,“南京的抗战损失研究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抗战胜利之后,南京政府有关方面曾对南京抗战时期公私文物损失数量进行调查,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调查得出的统计数字是极不完整的。

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孟国祥研究发现,“南京市立图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中央图书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及院系、8所中小学及9个中央政府、机关图书损失就有120万册之多。而私人损失难以计算,仅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两校个人申报就达10万册,散见于档案的其他个人图书损失申报亦达20万册”。仅以上数字相加就超过了150万册。

南京市公私文物损失统计中占半数以上的杂件损失中,竟没有一件为私家所报,在字画等其他7类损失中,私家所报者也仅列69人。更为离奇的是,江苏全省文物损失统计的数字,其损失不足于南京市区损失的七分之一。

孟国祥认为,除了战后时局动荡与申报时间紧张等原因外,当时统计方式的不合情理也是原因之一。如,申报时不仅要填报受损文物的名称,还需提供文物照片、图样和票据,损失的时间、地点;更要填报文物遭损时施暴者即日伪机关或部队名称、日伪负责人姓名及文物目前下落等。受此诸多条件限制,因而难以申报,以致于时至今日,“南京的抗战损失研究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抗战胜利后,我国从日本追回多少图书?

孟国祥说,一般认为是158873册,此源自中国驻日代表团1949年9月统计的数字。实际上,其后还有部分图书运往台湾。但迄今为止,仍没有见到完整的数字。

经盛鸿指出:“日军将从南京等地劫掠的图书典籍文物中的精华部分运回了日本,直到战后仍有大部分没有归还中国。以致中国学者要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某些问题,竟要跑到日本去查阅原本就属于中国的典籍,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和文化洗劫的罪恶证据和严重后果之一。”

(责任编辑:黄梦怡;参考资料:《日军制造南京文化大劫难:有计划地摧毁文物古迹》《南京日报》2016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