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小说革命”的主张无疑是梁启超学术生涯中最重要一环，也是学界研究梁启超文论最广的范畴。

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为小说正名的报刊——《新小说》，并在创刊号刊登《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认为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是为“民智不开”所致，而“小说”是开民智最有力的武器，并首次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正式拉开“小说革命”的帷幕：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以下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世，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启超受严复与夏曾佑所撰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影响与启发，到日本后，又偶获友人所赠的日本政治小说，这些都促使其小说改良构想的形成。1903年以笔谈的形式刊登在《新小说》的《小说丛话》是梁启超对其“小说界革命”主张的继续探讨与理论的补充，同时他强烈表达了当时以“出版说明”的形式登载在《国闻报》上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对他的“震慑”：

天津《国闻报》初出时有一雄文，曰《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殆万余言，实成于几道与别士二人之手。余当时狂爱之，后竟不克裒集。惟记其中有两大段，谓人类之公性情，一曰英雄，二曰男女，故一切小说，不能脱离此二性。

早在1897年写成的《变法通议·论幼学》，梁启超就从言文合一的角度来阐述小说的重要性。“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在他看来，言文合一的核心是用俗语、俚语，即“……而《水浒》《三国》《红楼》之类，读者反多于六经。……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夷情……”。除了阐述应用俗语与俚语的重要性之外，他还强调小说应该跳出本土的圈制，以西方小说作为参照物来评价小说的政治与社会功用，吸收外来文化来丰翼中国小说，同时强调翻译与创作政治小说在“开民智”上的重要性。提倡“政治小说”的翻译与传播是梁启超开启“小说界革命”的标志。政治小说即“昔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理想也。其立论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东渡后他在《清议报》上开辟“政治小说”专栏，连载《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等政治小说，在这一期间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他认为“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并在《自由书》一文中，以日本明治维新来论证小说“浸润于国民脑质”的政治功能。及至1902年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旗帜鲜明地将小说定位于“文学”的领域内，同时也强调了“新小说”是“新民”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实现其政治改革的重要手段：

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梁启超除了致力于推进小说的社会功用的宣传、倡导译印政治小说之外，还参与到翻译外文小说和创作政治小说之中，不仅连载翻译《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等政治小说，也创作了国内第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新中国未来记》的绪言中，他一如既往地强调政治小说的重要性：

顾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

梁启超同时也将戏剧的改良纳入到“小说界革命”的范畴之中，这也是他将小说地位继续提高的意图之一。他亲自撰写了《劫灰梦传奇》与《新罗马传奇》等戏剧作品，并在《新罗马传奇》的楔子中说道：

念及立国之根本，在振民精神，因此著了几部小说传奇，佐以许多诗词歌曲，庶几市街传诵，妇孺知闻，将来民气渐伸，或国耻可雪。

梁启超的传奇体戏剧，内容之新，思想之新，除了一定程度上为他的“小说界革命”作出贡献，但同时对改良中国戏剧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