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梁启超所提倡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三大文学改良运动几乎囊括了当时整个文学界的方方面面，是“群氓时代”的启蒙。从梁启超那一代人开始的晚清启蒙思潮是近代启蒙思潮的发端，它直接对“五四”启蒙思潮起着引玉之效。

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运动实际上让文学经历了一个“俗化”的过程，将文学从繁复难涩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大众化且能启蒙民智的工具。在“文界革命”等三界革命的提倡尚未提出之前，文学界就已经对散文、诗歌等僵滞而不得新意的创作方式不满，零零碎碎的想法不断从文学界的各个角落里冒出来，但始终得不到一个统一的“口径”。严复、康有为等人之后的梁启超以一锤定音之势，阐释并提出改革口号，联合康有为、黄遵宪等学界前辈发动“文界革命”等文学改良运动，革新散文与诗歌的创作手法，并将小说从文学的附庸中解放出来，让其成为主流文学体裁。

时代造就英雄，梁启超生存于内患未息、外患迭起的乱世，为改变落后的现状而进行政治改良的强烈的政治抱负，反映到他的文学改良中也毫不逊色。但由于当时严峻的政治环境、西方先进思想受众群较小等因素，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运动虽轰轰烈烈，但又像昙花一现般地快速退潮。然而，虽然维持时间较短，但对后世的影响，尤其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发是不可估量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继晚清以来第二次大型思想启蒙运动，其中“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主张与梁启超等人的文学改良理论一脉相承。由于梁启超为小说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五四”期间，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文坛上，而且借梁启超“言文合一”与“诗界革命”的东风，胡适、刘半农等人的白话诗也有了“底气”与梅光迪等人进行一番辩论。

综上，作为近代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可谓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一生的著述规模庞大，涉及面广，无论是社科论文、政论文，还是文学作品，都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对政治、文化等层面革新的渴望与希冀，都是学界中不可缺少的瑰宝。作为广东人，梁启超是近代以来广东引以为豪的文化巨匠，他留下的文学评论方面的文字，是亟待重新整理的瑰宝。鉴于此，把梁启超列入粤籍评论家、整理出版梁启超评论文集，应当是很有意义的。所选文章，大多出自《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凡是涉及文学评论者，均尽量予以收入，但难免有遗珠之憾，望方家指正，待将来修订。

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