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前言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新会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梁启超是晚清戊戌变法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晚清思想启蒙思潮的倡导者和掌舵者，他对晚清思想界的影响巨大，学界普遍将其参与的戊戌变法及之后的思想启蒙视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并且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直接对“五四”时期新文学革命运动起到了巨大的引导作用。梁启超除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学家，对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良有一番大作为之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他开创的“新文体”及相关理论主张，代表着当时“文界革命”的基本方向，革新了当时以桐城派统治的文坛；他开展的以政治小说为核心的“小说界革命”为“小说”正名，让“小说”与诗词文等正统诸文类并列；他所提倡的以“新诗体”为中心的“诗界革命”刷新了晚清诗坛。
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并与之创办维新派报刊《万国公报》（后更名《中外纪闻》），并与“新体诗”先驱黄遵宪以及谭嗣同、夏曾佑等人一同发起诗歌改良运动，后与诸多仁人志士一同发动公车上书以及维新变法，但在中外联合剿杀之下，变法失败，梁启超亦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流亡期间，深受日本维新政治与学术氛围影响的梁启超，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并先后在所办报刊中特辟专栏，刊登黄遵宪、谭嗣同等人的“新派诗”，同时，他亦自撰《饮冰室诗话》，对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等人的新派诗作做摘录，并发表相关评论。其中，《清议报》主要是其政论文与倡“新文体”的主阵地，《新民丛报》则是宣扬其资产阶级改良政治主张的主要阵地，而《新小说》是中国最早的专载小说的期刊。梁启超旅居日本期间，偶读友人所赠的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产生了小说也可以传达政治主张的想法，遂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出以“小说革命”为中心的“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言论，强调小说的政治功能、开发民智的功能，对中国近代小说观念的转变发挥了巨大作用，规模及影响之大，都是同时进行的“文界革命”与“诗界革命”所不能企及的。
一
影响晚清启蒙者的两股思潮，分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卢梭的“民约论”。在阐释社会政治体制革命及文学革命时，梁启超也曾援引由严复引进与翻译的《天演论》中的观点：“新民子曰：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凡物适于外境界者存，不适于外境界者灭，一存一灭之间，学者谓之淘汰。淘汰复有二种：曰‘天然淘汰’，曰‘人事淘汰’”。他所倡导的“革命”是欧、日等国温和的“革命”，而非中国“汤武革命”般的“王朝变革”式的暴力“革命”。所以，所有他所倡导的任何内容的革命，都是以“改良”的形式进行的。
梁启超于1899年12月在赴夏威夷的途中首次提出“文界革命”的口号，他在《夏威夷游记》中真实记录了关于“文界革命”的初步构想，并由此正式拉开了“文学之革命”的帷幕：
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
而且，在提出“文界革命”的构想之前，梁启超已撰文要求打破桐城派的晦涩繁复的古文藩篱，让作文从桐城派所提倡的“义理、考据、辞章”的文辞中得到革新，推行平易畅达的“新文体”。“新文体”的主张发端于1896年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时，在刊登过的相关“时务文”中皆有体现，但“新文体”从形成至成熟再到衰退是一个可观的过程，及至1899年甫提“文界革命”, “新文体”理论的趋于成熟可以看作是梁启超关于“文界革命”的具体实践。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曾如此评价自己所提倡的“新文体”：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以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番魔力焉。
以上这段话正是梁启超对他所提倡的新体散文特征的鞭辟入里的、高度的概括，即平易畅达、条理明晰、笔锋带情、文白夹杂以及巧引外国语法等。他运用这种“新文体”理论，创作出一系列新式政治散文。其中，按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中所述，他认为《过渡时代论》《呵旁观者文》以及《少年中国说》等文章是“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的“新文体”文章。
晚清时期的散文，基本上秉承以方苞、刘大櫆等人为首的桐城派所讲究的“义法”, “程朱”思想厚重，力求“清真雅正”，但随着时代与思想的发展，“凡物适于外境界者存，不适于外境界者灭”, “文以载道”与“八股”式作文体制僵滞，旧式文学的最后一座堡垒的桐城派，作文风格逐渐与时代脱节，思想先进的文人早已务求改变文界停滞不前的窘况，经由龚自珍、魏源等人“今文经学”的主张，再到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政治色彩浓厚的论文，再到梁启超创作的已成一派理论、初具“新文体”系统规模的政论散文，散文的创作从桐城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例如《少年中国说》的行文特点就与其所说的“平易畅达”相契合，文章文言与白话相杂，引用俚语与舶来语，浅近流畅，通俗易懂。试摘录《少年中国说》片段以供鉴赏：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新文体”尽管是“文界革命”的产物与成果，但实际上“新文体”的概念一直贯穿在梁启超所发动的“诗界革命”“戏曲改良”以及“小说界革命”等文学改良运动之中。
在《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也提出了“诗界革命”的构想，批判当时为复古诗风所统治的诗坛，肯定黄遵宪等人的“吾手写吾口”的新诗风格，并提倡“新意境”“新语句”“旧风格”三位一体的新诗概念：
……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为其诗……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
他自谦“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十分推崇康有为、黄遵宪、严复、夏曾佑、谭嗣同等人的“新诗”。在“诗界革命”构想的初期，梁启超更多地关注向西方借鉴与学习的问题，故而他在《小说丛话》中论辩道：
彼西人之诗不一体，吾侪译其名词，则皆曰诗而已，若吾中国之骚、之乐、之词、之曲，皆诗属也，而寻常不名曰诗，于是乎诗之技乃有所限。
在《饮冰室诗话》中，梁启超摘录黄遵宪等人的诗，并加以中肯赞赏的评论。其中，他多次赞赏黄遵宪等人的诗感情铿锵，深受感动。在黄遵宪等人倡导新体诗之前，晚清的诗坛是以陈衍为首的“同光体”、王闿运为首的“汉魏六朝诗派”以及樊增祥为首的“中晚唐诗派”等以拟古复古主义为主的诗派所统治。他们作诗以“无一处不用典”“无一处没有来处”为特点，诗歌显得老腐而没有新意，难以感受到作者的真实感情，更与梁启超等人所一直倡导的文学社会功用的观点更是南辕北辙。在《〈晚清两大家〉题辞》中指出：
其实就以中国旧诗而论，那几位大家所走的路，并没有错。其一是专玩味天然之美……其二是专描写社会现状……中国最好的诗，大都不出这两途。还要把自己的真性情表现在里头，就算不朽之作。
“诗界革命”冲击了长时间统治晚清诗坛的拟古复古主义诗派，新体诗的语言趋于通俗，不受旧制束缚，不同程度地解放了诗歌的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