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西向涉险 玄奘的艰辛求佛路
玄奘开始了他的行程，也在一路艰辛中不断抉择，最终战胜了眼前的磨难。玄奘从瓜州偷渡玉门关，在莫贺延碛（库木塔格沙漠）命悬一线，最终成功越过边境，进入伊吾，暂得修整。与此同时，一位至关重要的人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
尘世与佛门：麦积山
尚不知前路如何的玄奘，匆匆经过秦州，欲溯渭水直上兰州。秦州，即天水，位于今天甘肃省东南部，地处陇西黄土高原南部，秦岭山脉北部的渭河上游地区。天水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中国南方和北方在此分界。天水古称“邽县”，后也称上邽县，前7世纪秦武公取其地，前221年秦始皇置三十六郡时，为陇西郡中的一个小县。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时分陇西置天水郡，“郡前有湖水，冬夏无增减，取天水名，由此湖也”[8]，从此开始有了“天水”之称。
天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伏羲文化、轩辕文化、大地湾文化的摇篮。不仅如此，天水还是东入关中、南下川汉、北达塞上、西通西域的咽喉要道。唐时，从陇县到秦州的这一段被称作“陇关道”，是丝绸之路东端的起始部分。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得天水向来是民族杂居、文化交汇之地。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对天水的描述寥寥数处，如：“时有秦州僧孝达在京学《涅槃经》，功毕返乡，遂与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逢兰州伴，又随去至兰州。”[9]玄奘跟随一位来自兰州的僧人一同来到天水，但却只住了一晚便离开去往兰州了。仅仅一晚的停留，玄奘似乎没有时间去四处走访，但对于秦州著名的佛教圣迹麦积山石窟，想必他一定心向往之。
麦积山石窟始建于后秦，其东崖有宋代人题记“麦积山阁胜迹始建于姚秦”。有着“东方雕塑馆”美誉的麦积山石窟，历经1500余年的发展，其艺术创作呈现出延续性的特点。每个朝代不同的人文情怀和审美观念，都在不同洞窟的佛像雕塑中反映出来。对比每朝每代的洞窟、造像风格，可以发现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一系列的汉化过程。
麦积山历来是览胜之地，《玉堂闲话》云：“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冈峦，麦积处其半。崛起一石块，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民间积麦之状，故有此名。其青云之半，峭壁之间，镌石成佛，万龛千室，虽自人力，疑其鬼功。”[10]
麦积山石窟世俗化的特点非常明显，造像面部平易近人的微笑，淡化了以往洞窟中严肃静穆的强烈压迫感。随着审美观的逐渐变化，从西魏时期起，造像比从前更加圆润，比如第44窟的“东方美人”，面容格外温和，袈裟下摆层次分明，状若莲花，被誉为“东方蒙娜丽莎”，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在服饰方面，西魏时期的造像已经没有古印度传统的风格，颇具中国艺术文化特点。
隋唐时期，麦积山石窟造像多了一丝亲近和自然，这也是其世俗化的表现。比如第5窟“牛儿堂”，是为“三世佛”龛，其中分别为“过去佛”燃灯古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和“未来佛”弥勒佛。它的开凿年代是隋末唐初，当中一尊为隋朝的作品，两边为唐代作品。造像比西魏时期圆润饱满许多，服饰也更加华丽，手腕、手臂和耳垂则佩戴许多饰品。这组造像体现了麦积山世俗化、本土化、民族化的特征。
宋时，对于麦积山石窟的修建更加重视，雕塑技艺达到鼎盛，工匠们重在表达佛像多层次的情感和细节，赋予其“人”的心理活动，这更是拉近了佛教与世人之间的距离。在第133洞窟中存有宋代的造像，讲的是释迦牟尼成佛后第一次回家探亲时的情形。释迦牟尼29岁出家，成佛后第一次回家，见到了自己6岁的儿子罗睺罗。身为佛祖的父亲，百般克制自己的情感，面对略显委屈的儿子，表情庄重，眼帘低垂，仿佛俯视着芸芸众生。此时，打开洞窟的门，让阳光照在这对父子身上，竟然可以看到释迦牟尼眼里的泪光。佛教人物复杂而又深刻的情感通过古代工匠高超的雕刻手法表现出来。
据《玉堂闲话》记载，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将麦积山南部包括七星阁在内的一部分建筑物震塌了，同时山体也被分为东西两崖。栈道毁坏，寺院被埋，僧人死伤惨重，佛事随之凋零，麦积山石窟的地位不断下降。乾元二年（759），诗人杜甫从关中出逃至天水，面对凋零低迷的麦积山石窟有感而发：“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乱石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山寺》）描述的正是麦积山佛教衰败萧条的景象。
如今，麦积山石窟虽然大多数壁画已经风化脱落，但还是以其7868尊精美佛像的数量而闻名。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麦积山石窟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艰辛凉州行
玄奘在兰州停留了一宿，恰巧遇到一位凉州人送完官马准备返回，便和他一同到了凉州。《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11]凉州是河西走廊上的重要城市，控制着西域各国往来中原的交通，商旅络绎不绝。
唐初，北部和西北部边境时常受到突厥的侵扰。就在玄奘西行的前一年（626），突厥可汗率领10万骑兵抵达长安郊区，刚刚即位的唐太宗冒着巨大的风险，单骑会晤突厥可汗，劝退了突厥骑兵。但是大唐和突厥的较量才刚刚开始，凉州作为边防大城，它的安全直接影响唐帝国的稳定。为了应对与突厥将要发生的战争，大唐实行禁边政策，严禁百姓随意出关。唐贞观元年（627），大唐和突厥的战争一触即发，凉州城被紧张而严肃的氛围笼罩着。没有官方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向西而行。
玄奘义无反顾地迈入戒备森严的凉州城，对于如何才能走出这座城却是一筹莫展。恰逢凉州的僧侣请求玄奘讲授《涅槃经》《摄论》以及《般若经》，因此玄奘在此地停留了1个多月，在凉州设立道场，一边讲经，一边等待机会。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开讲当天，听讲的人数众多，除了僧侣，还有商人以及寻常百姓慕名前来，莫不“稽颡赞叹”，施予珍财异宝，称颂法师的美德。在凉州极为浓厚的佛教氛围中，玄奘备受尊崇，被视为精神导师。
凉州和佛教有很深的渊源。中国佛教史上“四大译经家”中有两位曾在此讲经说法。一位是玄奘，另一位则是早于玄奘3个多世纪的鸠摩罗什。两位高僧先后驻足凉州，沉静睿智，目光灼灼，一位望向东方，一位远眺西方。
佛光笼罩下的凉州，历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是汉朝在河西走廊建立的第一个军事根据地。汉初，河西走廊被匈奴人控制。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汉阳（大马营）大草滩，直达祁连山西端，击败盘踞在此的匈奴各部，败退的匈奴凄然回首，发出千古悲歌：“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12]
为显示大汉帝国的武功军威，西汉在原休屠王领地置武威郡。《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记载：“地势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间，隔绝西羌、西域，于时号为断匈奴右臂。”[13]唐时凉州军事战略亦非常重要，唐置凉州都督府驻重兵于此。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分全国为10道，凉州属陇右道，武威属凉州。
凉州不仅肩负军事防卫的重任，一直以来也是河西地区的文化中心和商业大都会。1969年10月在武威市的雷台汉墓中出土了一匹著名的东汉铜奔马，即“马踏飞燕”。这匹出土的马儿昂首嘶鸣，鬓尾飘扬，三体腾空，正在凌空飞腾、疾速奔跑，展现出灵动矫健的身姿。此马名称繁多，为艺术史上罕有，其他名称还包括“铜奔马”“天马”“飞马”“铜鹔鹴马”“马超龙雀”等。
马是力量和军事实力的象征，当初李广利伐大宛的时候，主要任务就是寻找大宛马。在冷兵器时代，马匹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战争的成败，在武威出土了大量马匹文化遗存，充分体现出该地战马奔腾、军事力量集聚的场景。“武威”一词有军事威力之意，汉武帝为彰显大汉帝国军队的“武功军威”而定名。“马踏飞燕”的发现形象地说明了武威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除了战争，马还被用于驿站交通、农业耕作等诸多方面，随着马在日常生活中的频繁使用，对马的崇拜也逐渐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心中。“马踏飞燕”更是展现了大汉王朝似一匹奔腾的骏马一路开疆拓土的雄心壮志。而镇守西域的武威正是这一美好愿景得以实现的重要军事保障。从那时起，武威便是中原的养马中心。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西巡张掖、御驾焉支山，会见突厥及西域二十七国王公使者，亲临大马营草滩，并下令在大马营草滩设牧监，牧养官马。唐时，唐太宗李世民命太仆张景顺主持牧马事业24年，在唐代极盛时期，所养马匹的数量已逾7万匹。如今，河西走廊中部的山丹军马场是世界最大的军马场，草原上骏马的英姿仿佛和“马踏飞燕”重合在了一起。
玄奘在凉州讲经期间并未隐瞒其西行求法的意图，消息随着听讲的百姓传到了西域诸国的君主耳中，他们欢欣雀跃，准备着迎接法师的大驾。然而，奉令严密防守的凉州都督李大亮也得知了此事，玄奘的西行计划被勒令终止。但得益于凉州的佛教昌盛，玄奘得到了凉州佛教领袖慧威法师的支持。慧威法师秘密遣派了两名佛教弟子暗中护送玄奘西行。得到帮助的玄奘昼伏夜出，终于来到了瓜州。
偷渡流沙：瓜州与五烽
瓜州，隶属凉州，是大唐初期西部边境的一个军事重镇。瓜州城外不远就是丝绸之路古道，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随处可见车轮留下的痕迹。自佛教东传以来，中国的僧人就开始结队前往西方，玄奘之前最著名的僧人是法显，他是史料记载第一个到达印度的中国僧人，绝大多数的朝圣者不是没有记载就是被大漠吞噬了生命。瓜州孤独地屹立在戈壁深处，四季不息的狂风赋予了这座城坚毅的性格，坚守禁边政策，防卫突厥的袭击以及试图偷渡出境的人。
锁阳城的观望
在今天甘肃省瓜州县城东南约70千米的戈壁滩上，人们还能看见唐代瓜州城的遗址——锁阳城。锁阳城古称“苦峪城”，而“锁阳”一名的来历也与这里的风土和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有关。唐高宗时期，薛仁贵为铁勒道行军总管征九姓铁勒，有了广为传诵的“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的传奇壮举。传说当时薛仁贵被敌军围困于城中，粮草绝尽，士兵们饥寒交迫，绝望中发现城周边既不积雪也不封冻，挖开一看，发现有植物的根块。于是将士们纷纷掘地寻食，靠这植物的根块一直坚持到援兵的到来。这植物的根块便是锁阳。《本草纲目》记载：“甘、温、无毒。大补阴气，益精血，利大便。润燥养筋，治痿弱。”为了纪念这件事，人们便将城名改为“锁阳城”。据说锁阳生长在严寒的冬季，生长之处雪落即融化，当地百姓素有“三九三”外出挖锁阳的习俗。
此时，忐忑不安的玄奘走进了风声鹤唳的瓜州城。在这里，他受到当地刺史独孤达的礼遇。一个月后凉州追捕玄奘的公文不期而至，但被崇信佛教的州吏李昌撕毁。玄奘暂且无性命之忧，但人力终究敌不过大自然的险阻和森严的军事防备。在凉州护送玄奘的两位小僧已各奔东西，玄奘又是孤身一人。他无可奈何地逗留在瓜州，望着城外一望无际的漫漫黄沙，耸立在大漠之中的高台、观察哨以及防卫的城堡，再看着城内全副武装的边疆战士，他内心充满忧虑。
玄奘静静地等待着机会，他在瓜州城以东1千米左右的塔尔寺讲经说法数月。曾经的塔尔寺藏满经书，僧众云集，如今的塔尔寺物是人非，经书早已被外族抢掠，或被风沙侵蚀，或被视作柴火。
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安排。一位胡僧梦到法师坐着一朵莲花向西而去，而不久之后，玄奘在寺里礼拜之时正巧有一位胡人请求为其授戒。玄奘问其姓名，胡人说他姓石名磐陀。普通人经高僧为其授戒后便成为居士，石磐陀相信这样他就能离佛祖更近一步。授戒成功后，石磐陀正式成为玄奘的徒弟，并且他许诺要护送法师过五烽。玄奘非常高兴，他终于能结束焦急的等待，重新向西出发了。第二天的黄昏之时，玄奘和石磐陀还有一匹赤色瘦马，继续西行。这匹马是一位胡人赠予玄奘的，曾经多次来回莫贺延碛，也正是这匹其貌不扬的识途老马，在莫贺延碛九死一生的挣扎中给了玄奘生存下来的希望。
榆林窟的玄奘取经图
在瓜州敦煌一带，有许多开凿于河谷崖壁之上的佛教石窟，诉说着历代佛教僧侣的虔诚之心。位于今天瓜州县境内的榆林石窟，便是一处重要的佛教遗存。
榆林窟地处榆林河谷地带，最早开凿于北魏时期，之后历代不断开窟，最终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石窟群。西夏王李元昊于1028年至1036年先后击败甘州回鹘和沙州回鹘而占有河西，在历代君主的大力倡导下，佛教文化在这个笃信佛教的王朝得到迅速而长足的发展。由于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人们试图寻找一种精神寄托，为佛陀造像和描绘佛教壁画就实现了他们为自己建功德的愿望。因此西夏时期出现了大量精美的佛教雕塑和壁画。如今在莫高窟和榆林窟仍存有80多座西夏时期的佛窟。壁画艺术中有一种题材反复出现，它就是玄奘西游取经的故事。根据目前所知，最早的玄奘取经艺术形象存在于安西榆林窟第2窟西壁北侧的“水月观音图像”、第3窟西壁南侧的“普贤菩萨图像”和“千手观音变”壁画，以及离瓜州不远的东千佛洞西夏时期的壁画上。虽然壁画大多氧化，难以辨识，在榆林窟第3窟的“普贤菩萨图像”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玄奘立于水畔，同行的还有一位猴面的行者以及一匹白马，他们被湍急的河水挡住去路。
对于“千手观音变”壁画，段文杰指出：“同窟东壁北侧十一面千手观音变下部画青年玄奘立像，头后有圆光，右袒褊衫，双手合十，虔诚默念。南侧画悟空，猴相，长发披肩，头束彩带，着衩衣，小口裤，脚蹬毡靴，腰间斜挎经包，右手握金环锡杖，紧靠右肩，挑起一叠经盒。左手高举额前，两眼圆睁，探视前方，精神抖擞。这里不仅表现了取经归来的喜悦，从头后圆光和安排的位置看，它们已被画师列入观音菩萨侍从神灵的行列。”[14]
在东千佛洞中的玄奘取经图中，明月高照，彩云环绕，观音端坐金刚宝座。旅行者模样的唐僧正虔诚地膜拜，身后的徒弟手遮额头，形态酷似一只猴子。这些壁画绘制300年之后，《西游记》才诞生。因此有些学者相信，孙悟空的原型就是石磐陀，正是胡人浓密的毛发激发了艺术家的想象力，曾经的西域胡僧成为了中国文化中的“孙悟空”。
玄奘在石磐陀的指引下绕过玉门关，渡瓠芦河。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有人为玄奘指明西行的道路：从瓜州北行50余里有一条瓠芦河，下宽上窄，水流湍急，水深难渡。河边设置了玉门关，是大唐西面边境的咽喉要道，西行必须经过那里。出了玉门关西北面还有5座烽火台，互相照应，彼此相距百里，其间没有水草。过了五烽，就是被称为“莫贺延碛”的戈壁沙漠。只有能平安度过这八百里的莫贺延碛，玄奘才能到达西域的第一个小国——伊吾。
渡过瓠芦河后，玄奘面临的第一个考验也如约而至。夜幕笼罩了无边无际的大漠，师徒二人相距不远默然休整。要想平安渡过八百里沙海，就必须到烽火台下取水，但玄奘对此无计可施。而石磐陀的内心也不平静。大唐的法律非常严格，如果被烽火台的守卫发现，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年轻的胡僧摩挲着手中的小刀，慢慢向师父靠近，但对佛祖的虔诚之心和对现实的畏惧之心在他心中缠绕，这个年轻的凡人陷入痛苦纠结之境。玄奘早已发现他的徒弟在偷渡刚刚开始时便动摇了，于是起身诵经，念观音菩萨。石磐陀在玄奘的念经声中慢慢睡去。第二天，天将拂晓之时，石磐陀最后一次劝说玄奘：“弟子知道，前途险远，又无水草，唯五烽下有水，必须到晚上偷水而过。一旦被发觉，就必死无疑。不如现在返回，可求安全稳妥。”玄奘坚决不回。石磐陀索性拔刀向前，威胁他。玄奘依然不为所动。石磐陀停住了脚步，悲伤地说道：“我不能随师走了，家庭拖累太长，而王法又不可违反。”玄奘见状，便放其自行离去。在玄奘赌咒发誓绝不出卖他之后，师徒二人分道扬镳。《西游记》中孙悟空跟随唐僧走到了最后，历史上的石磐陀却半途而废。太阳刚刚升起，玄奘孑然一身地行走在荒漠之上，唯有白骨和马粪与其做伴，走向无法预知的未来。
在战乱纷扰、朝不保夕的年代，宗教总是格外受欢迎，人们寄希望于超现实力量的保佑。《西游记》中唐僧面对的是种种妖魔鬼怪，而历史上玄奘要面对的则主要是严酷的自然环境。《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在荒漠中穿行之时，“顷间忽见有军众数百队，满沙碛间，乍行乍息，皆裘褐驼马之像及旌旗矟纛之形，易貌移质，倏忽千变，遥瞻极著，渐近而微”[15]。玄奘看到沙漠中有数百队士兵，旌旗迎风飘扬，武器闪闪发光，大队的形貌游移不定，瞬息万变。今日看来，可能是由于心中恐慌和身体不适所引发的幻觉，又或是海市蜃楼，但当时玄奘心里以为这就是妖魔鬼怪，又听见空中传来声音说“莫怕，莫怕”，于是玄奘在心里念着佛祖继续向西。
散布在大漠中的烽火台建在水源边，玄奘来到了第一座烽火台，他害怕被发现，就躲藏在沙沟之中静静等待着夜晚的到来。夜幕降临了，玄奘悄然来到烽火台西面的水边，俯身饮水洗手，正在他将要拿出皮囊盛水之时，忽然一支箭飞来，差点射中他的膝盖，还未等他反应过来，又一箭射来，情急之下，玄奘慌然大喊：“我是从京城而来的僧人！请不要射我！”之后，忐忑不安的玄奘被带到校尉王祥面前。令玄奘意外的是，守城的将领竟是一位信佛之人。他对玄奘恭敬有加，但也劝他东归：“弟子是敦煌人，西行之路太过艰险，法师您是抵达不了的，要不您还是去敦煌吧？”玄奘摇头，解释道：“我去西方是由于中原佛经义理残缺不全，我不畏艰险，也不贪图性命。如果你一定要拘留我，那就任凭你责罚，我绝不东移一步以辜负我的初心。”此番话令王祥深受感动，第二天校尉不仅派人备好水囊和干粮，还亲自护送玄奘走出10多里外，并让他直接前往第四烽，那里的守卫也是信佛之人。玄奘来到第四烽，守卫听闻玄奘的来意，非常高兴，他们为法师准备好西行的物资，但劝他不要去第五烽，那里的人恐怕有恶念，从这里西行100里有野马泉，可到那里再取水。得益于守边将士们对佛教的虔诚信仰，玄奘就这样有惊无险地闯过了重重军事关卡。
莫贺延碛九死一生
离开第四烽，玄奘绕过第五烽，进入了八百里大漠。莫贺延碛，古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以凶险著称，但却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玄奘必须独自穿过这片沙漠，一路只有影子相随。每当出现幻觉，看见各类恶鬼绕其前后，玄奘就在心中默念观世音菩萨和《般若心经》，一切虚幻就消散无踪。
沙漠的险恶愈演愈烈，玄奘在大漠中迷失了方向，并未找到野马泉。正当他想要解开水囊喝水时，不慎将水囊掉落在黄沙之上，玄奘急忙附身捡起水囊置于嘴边，却为时已晚，水囊中已空空如也。“千里行资一朝斯罄”，玄奘万念俱灰，牵马走上了返回第四烽的路。但他心想：我之前起誓，不到天竺绝不东归一步，如今怎么能够原路而返？他咬牙默念：“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16]于是调转马头，朝着西方漫无边际的大漠继续进发了。
八百里沙河中人鸟绝迹，夜晚有妖魔鬼怪举火摇曳，灿若星河；白天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玄奘虽然内心坚定，但毕竟是肉体凡胎，四天五夜后，在酷热的沙漠中滴水未进，他再也无法行进一步了，然而即便如此他也毫不畏惧。只是苦于身体再也无法支撑自己前行，他卧倒在黄沙中，口中却仍然不停默念观世音菩萨。此时的玄奘已置生死于度外，完全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佛祖了。他在内心祈祷，念念不辍。就在第五天的夜半，奇迹发生了。玄奘忽然感到有阵阵凉风吹来，如冷水沐浴，睁开眼睛，只见繁星满天，夜晚的沙漠亮如白昼。玄奘孤独的身影又一次站了起来，并使出最后的力气向西挺进。这时，从瓜州城开始跟随玄奘的老马突然走上了岔路，只见青草数亩，不远处正是一片甘澄镜彻的水池。玄奘欣喜若狂，连滚带爬地扎进池水中，他双手合十朝天跪拜，他相信一定是他的至诚感动了佛祖，让他在生与死的考验中存活了下来。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有多少人冒着危险踏上不归路，但留下名字的却寥寥无几。唯有玄奘这般坚忍不拔，将生死置之度外，方能成就大业。《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抵达西方净土，而历史上玄奘孤身一人西行的遭遇又岂止是八十一难所能囊括的。玄奘九死一生的经历只汇聚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的“此等危难百千，不能备叙”10个字，个中艰难令人动容。
走过莫贺延碛的玄奘终于到达了西域的第一个小国——伊吾（今哈密），住进一座寺庙中，一位衣不及带、跣足出迎的老者抱住法师号哭不止：“岂期今日重见乡人！”曾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玄奘，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掩面落泪。这是史料记载中玄奘第一次感情外露。他在面对未知时铤而走险，在看见幻觉时毫不畏惧，在绝境面前时置生死于度外，这样一个坚毅伟大的人在面对同乡人的善意拥戴时，只能以真挚的泪水予以回应。
高昌国兄弟情深
玄奘来到高昌城，结识了他西行途中的贵人，这就是高昌王麴文泰。西域绿洲大国高昌，扼丝绸之路要道，佛教发展昌盛。麴文泰笃信佛教，对玄奘情深义重，赠送了玄奘足够20年旅行之资，二人结为兄弟。玄奘在麴文泰的百般不舍之下离开高昌城，许下了返程后继续回来讲法3年的诺言。但是，这一去竟是永别。
高昌的历史云烟
丝绸之路在伊吾分道，北道主要途经天山北麓的草原地带，而中道势必要继续经行沙漠戈壁。刚刚在八百里莫贺延碛中九死一生的玄奘决定沿天山北麓的草原西行，但来自高昌王麴文泰的邀请打乱了他的计划。高昌是西域的第一大国，威震四方，玄奘无法拒绝，只能沿着中道的沙漠去往高昌。高昌王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玄奘心里忐忑不安，不知前方还有怎样的艰难险阻等待着他。
高昌，相传汉李广利伐大宛时候，军队中的一些老弱士兵留居于此，“高昌者，车师前王之故地……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西汉时称“高昌壁”，自元封三年（前108）至神爵二年（前60），西汉经过与匈奴“五争车师”之役，匈奴日逐王率万众降汉，郑吉迎降并乘机破车师兜訾城，随后车师分裂为车师前、后国。西域都护府设置后，元帝时，西汉复置戊己校尉于高昌壁。新莽时期，由于王莽推行不合理的民族政策，西域诸国叛乱，包括车师在内的西域东部又受制于匈奴。东汉时期，虽然中原与西域出现“三绝三通”的政局，但其间，东汉并未完全放弃对高昌的控制。高昌位于吐鲁番盆地，扼古代欧亚陆路交通要冲，是丝绸之路重镇、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这里自古是多民族聚居区，多元宗教并行，车师、塞、匈奴、汉、羌、氐、回鹘等部族，还有中亚来的昭武九姓粟特人，共同创造了吐鲁番的文明。
玄奘到来之时，高昌国在麴氏的统治之下，全民信佛，气氛异常浓厚，仅仅在高昌城附近，佛寺的数量就达到了300多座，僧民的数量超过3000人。此外，王室还主持修建了著名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凿有洞窟83个，现存57个，其中有壁画40多幅，总面积1200平方米，是西域的佛教圣地之一。石窟下面的木头沟，是以往僧人们的休憩之地，不同于石窟群的炎热，下面绿树成荫，还可以看到一些残存的寺院。
高昌回鹘是石窟群最繁华的时期，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被其当成皇家寺院。《西州图经》中称其为“宁戎寺”。13世纪末，佛教渐衰，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随之衰落。由于20世纪初屡遭俄、德、英、日等列强的盗劫破坏，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壁画上人物的眼睛全部被挖掉，石窟中许多作品也已流散异国，部分藏于柏林。原来辉煌的佛教石窟如今满目疮痍，面目全非。不过这些丹青残存的佛教壁画仍然能让人感觉到曾经根深蒂固的佛教信仰。
玄奘沐浴在高昌的佛光中，但大自然的考验并未停止。《西游记》记载，唐僧师徒四人来到这一带时，被一座无法逾越的火焰山挡住了去路，八百里火焰灼烧着师徒四人的皮肤，周围寸草不生。大徒弟孙悟空拿到了铁扇公主的宝扇，扑灭了火焰。
现实中的火焰山，古称“火山”“赤山”“赤石山”，位于吐鲁番盆地的北缘，古丝绸之路中道，主要由中生代的侏罗纪、白垩纪和第三纪的赤红色砂、砾岩和泥岩组成。红褐色的山体在烈日灼烧下，气流翻滚上升，给人烈焰熊熊的感觉，故名“火焰山”。唐代边塞诗人岑参随高仙芝前往西域，第一次见到火山时，不禁惊叹：“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不知阴阳炭，何独燃此中？”（《经火山》）实际上，火焰山有多道贯通南北的沟谷，如桃儿沟、葡萄沟、木头沟、吐山谷沟等，天山博格达峰融化了的雪水流过这些沟谷滋养了一块块绿洲，从而使得交河故城、高昌故城、柳中故城能够依靠这些沟谷不断发展，而不愧“高昌”之名。上文提到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就位于火焰山木头沟西岸的悬崖上，是吐鲁番现存石窟中洞窟最多、壁画内容最丰富的石窟群。
千年佛国兄弟情
玄奘经过六天的跋涉来到了高昌国白力城（今鄯善县）。当时天色已晚，玄奘本打算在此过夜，但麴文泰派来的使者希望玄奘换良马赶到王城。玄奘只好继续西行，在夜半时分终于抵达高昌城。令玄奘感到意外的是，他看见高昌王和侍从举着烛火，在城门口迎接他。
高昌王麴文泰对来自中原的高僧玄奘非常重视，为了迎接可能在这个夜晚到达的玄奘，王室全员皆未入睡，诵读佛经，恭候大驾。高昌王亲自将玄奘迎至宫中的一重阁宝帐中，隆重地问候他。在王妃和侍女们前来礼拜问安之后，天已接近拂晓，麴文泰便留人侍奉玄奘休息。第二天一大早，玄奘还未起身，激动的麴文泰就带着王妃等人来礼拜问安。麴文泰说：“弟子思量碛路艰阻，师能独来，甚为奇也。流泪称叹，不能已已。”[17]
麴文泰请求玄奘留在高昌，作高昌的精神导师，为人民解惑。他说：“早就听闻法师的盛名，弟子崇敬不已，希望法师留在高昌接受我的供养，全国数千余僧徒都可以成为您的信徒，还请您放弃西行的执念吧！”玄奘辞谢道：“我此行不为供养而来，大唐佛教法义残缺，众生迷惑，我为佛教东传而来，执意西行，希望国王您能收回成命，让我顺利成行。”玄奘对国王的盛情仍然不为所动。
对于麴文泰来说，玄奘不仅是佛教的精神领袖，也是精通中原文化的智者。玄奘出身书香门第，曾祖父做过上党太守，祖父曾为国子博士，父亲也通达“四书五经”，并亲自教导玄奘。玄奘年幼时就聪慧超群，精通各类典籍，爱古尚贤，不是典雅中正的书籍不看，不是圣者贤人的作风不学。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8岁时，父亲为其讲解《孝经》，讲到“曾子避席”时，玄奘突然整理衣服，离席而立，父亲问其缘故，他说：“曾子听闻老师教诲要离席，今日我正受父亲的教导，又怎能安然而作？”可见其才德。
麴文泰极为仰慕中原文化。10多年前，他曾跟随父亲东行前往中原，长安和洛阳的繁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归国后他曾主持汉化改革，使得高昌城弥漫着极为浓厚的中原文化氛围。如今的阿斯塔那墓地发掘出大量汉字书写的文件、档案、书信、账本等，涉及西晋初年至唐代中期吐鲁番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其中一座唐玄宗、肃宗年间的墓葬，墓室后方放置六曲屏风，其上画有欹器、金人、石人等，反映的是先秦两汉以来民间盛行的“列圣鉴诫”的故事。此外，在另一座唐代墓葬中也可见到非常明显的中原风格。其墓室后壁也绘制有壁画，六曲屏风上所绘皆为装饰、欣赏性花鸟画。画面以红色边框相隔，绘画的鸟兽有野鸡、鸳鸯、野鸭，花草有兰花、百合等，远景绘有山峦、流云、飞燕，画面色彩鲜艳。据说这座墓葬的主人是来自南方的商人，后死在这里，因此壁画风格特地雕刻得富有南方风情，以此寄托墓主的思乡之情。唐代时，儒家思想也西出塞外，麴氏家族从502年开始正式掌权，主动接受中原文化，不仅模仿中原的官僚体系，以汉语为行政语言，学生在学校里也学习汉文经典、正史。到唐朝西州时期，这里已经完全被中原文化同化了。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了一件《论语·郑玄注》抄本，是唐代西州高昌的一个10岁孩童的作业，如今收藏于吐鲁番博物馆，在作业的最后他写道：“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嫌池（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让人不禁对千年以前的西域多了一丝亲近。
对崇尚中原文化的麴文泰来说，极具中原文化修养的玄奘是国家亟须的人才。最后，麴文泰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弟子有异涂处师，师安能自去？或定相留，或送师还国，请自思之。相顺犹胜。”[18]要不留下，要不就只能遣返大唐！玄奘又一次面临前行的阻碍。玄奘无法说服坚持己见的麴文泰，因而他只能以同样坚定的意志来一表西行的决心。玄奘开始了绝食。他不进一粒米、一滴水，即便王室成员呈上多么丰盛的食物也不为之所动，就这样端坐着过了3天。
留下玄奘既是精神的需求，同时也是现实的需要。高昌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控制了丝绸之路的中道。过往的商人要向高昌交付数目不菲的商税，通过这些收入，高昌王朝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然而，当时的高昌国仍然面临巨大的危机。高昌国的北面是草原的霸主西突厥，东方则有正在崛起的大唐。唐贞观元年（627），大唐和突厥人的战争即将爆发，在这紧急关头，麴文泰必须选择自己的立场。麴文泰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但是信仰和现实的矛盾，常常逼人做出选择，石磐陀屈服于现实，麴文泰也面临着同样的压力。
到了第四天，麴文泰发现玄奘已经奄奄一息，气息几近断绝。麴文泰没有想到，玄奘的意志竟然如此坚强，他很快做出了最后的选择，一个东土大唐来的高僧，一个西域大国的统治者，“请共对佛更结因缘”，并肩跪于佛祖面前，结拜为兄弟。他们约定，麴文泰全力支持玄奘西行求法，等玄奘西行返回之时，也要接受高昌的供养，并停留高昌讲经说法3年。于是麴文泰开始为玄奘准备行装，在准备的1个月里，玄奘在高昌继续讲经说法。开讲时，麴文泰亲自手持香炉迎接；玄奘将登法座之时，麴文泰跪下让他踏身登座。讲完之后，麴文泰又剃度了4个僧人作为玄奘的侍从；制作了30套法服及各种面衣、手衣、靴子、袜子等物件御寒；施予黄金100两、银钱3万、绫绡500匹，作为往返20年的费用；拨给马30匹、力役25人；还亲自写国书给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和其他西域国家，希望各国能多多关照西行的“御弟”玄奘。
离别之日很快到来了，唐贞观元年（627）的冬天，麴文泰和王室成员、大臣和百姓还有寺庙的僧侣来为玄奘送行。玄奘自幼父母双亡，20年来四海为家，孤身一人西行求法，哪曾想到会在西域感受到如此真挚的亲情，他对麴文泰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玄奘上书麴文泰时说道：“如今我拥有丰厚的物质得以顺利西行，都是承蒙国王的恩情！我取经归来后，一定回这里传布佛法教义，弥补经书之缺，摒除佛教异端，使得佛法更加昌盛。我也仅以如此才能报答国王您的恩情啊！”鞠文泰表示，你我既然结拜为兄弟，那整个国家的财富也是法师所共同拥有的，无须言谢。鞠文泰对玄奘的归来充满了期待。
人生短暂，人世间的真情相守弥足珍贵。在高昌城冬日凛冽的寒风中，兄弟二人何曾想到这次离去竟是永别。唐贞观十四年（640），唐军兵临城下，这位人世间的王者在惊恐之中结束了生命，终究没能等到他的“御弟”归来。
如今的高昌故城就是麴文泰曾经殷勤接待玄奘的地方。高昌故城有外城、内城、宫城三重结构。双塔遗址在宫城的西侧，是高昌故城的中心建筑，也是城中现存最高的建筑。两塔相距约10米，残留的高度为十几米，据考证这里也是麹氏高昌王室寺院佛塔，史料记载中玄奘受到麴文泰盛情款待，并在此讲经说法，因此成为现在高昌故城中重要的历史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