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少年玄奘 中土洛阳立宏愿
佛教在东汉时正式传入中原，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蔚为壮观的兴盛局面。此时洛阳成为中原佛教的中心，东来西往的高僧在传教、译经事业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深深地影响了洛阳陈河村的少年玄奘。玄奘少有大志，在浓郁的佛教氛围中开启了对佛法的追寻，在隋唐之交辗转流离之后，毅然决定西行求法，追寻佛教的真谛。
玄奘故乡的白马寺
东汉孝明帝时，佛教正式传入中原，并在洛阳修建了中国第一座官方寺院白马寺，成为佛教进入中土的标志性建筑。有着中国佛教“祖庭”之称的白马寺，是有史记载的中原官方第一次西行求法的见证，鼓舞了后世无数舍身求法的人，也在玄奘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白马驮经
永平七年（64）的一天，汉明帝向臣下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梦，“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甚是奇观。大臣傅毅认为，此金人正是西方的佛。明帝这个梦，绝非偶然，傅毅的解释实有所指。《魏书·释老志》记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也就是说早在张骞通西域时，就已经知道了身毒国有“浮屠之教”的情况。汉明帝时，对于中原来说，佛教还是隐隐约约并带有神秘异域色彩的宗教。
借助明帝这个非比寻常的梦，佛教在中原的发展迎来了巨大转机，东汉由官方将佛教正式引入中原。永平七年，汉明帝派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使天竺，“写浮屠遗范”，他们在大月氏一带与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相遇。两年之后，汉使和梵僧以白马驮载着佛经、佛像返回洛阳。明帝令画工画出佛像，置清凉台以及显节陵上，藏经于兰台石室。同时，下诏在洛城雍门西建白马寺，供两位高僧译经弘法，“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1]
永平十一年（68），洛城雍门西的白马寺落成。白马寺是当时由鸿胪寺官署改造而来的建筑，带有鲜明的中原建筑风格，汉文化与异域文化在这里完美融合，奠定了中原佛教独具特色的建筑风貌。
今天所见的白马寺，有着中原文化特色的层层叠叠、三进三出的院落，飞檐翘角，古色古香。白马寺山门外立有白马石刻，意义非凡。当年白马身上驮的正是《四十二章经》和释迦牟尼立像。也正是在这里，译出了我国最早的佛经著作《四十二章经》，主要内容是人生无常等佛教基本理念，是早期佛教思想的展现，为中原佛教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此后，译经事业如火如荼，根据《开元释教录》的记载，“从明帝永平十年丁卯至献帝延康元年庚子”，在154年的时间里，译出的佛经有292部395卷。[2]此后，陆陆续续有不同的西方僧人在此译经，将白马寺变成了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译经道场。
玄奘故里
玄奘在浓郁的佛教氛围中度过了他的少年生活。玄奘本名陈祎，今天的河南省偃师市缑氏镇陈河村人。玄奘为名门之后，曾祖为北魏上党太守，祖父为北齐国子博士，父亲陈慧逢隋政衰微之时，归隐不就，潜心坟典。玄奘幼时在父亲的教育下耳濡目染，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在今天偃师市缑氏镇陈河村，仍然保存着玄奘故里旧宅，宅内存有少量文物，见证了千年之前玄奘“仗策孤征”的历程。
故居位于“景山之阳，休水之滨”，草木繁盛，钟灵毓秀。在陈河村的东南方向，是少室山北的少林寺，少年玄奘常在此观览。少林寺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所建，“因地势之高卑，有上方、下方之称，都一十二院。东据嵩岳，南面少峰，北依高岭，兼带三川。耸石巉岩，飞泉萦映，松萝共筼筜交葛，桂柏与杞梓萧森，壮婉清虚，实域中之佳所”[3]。少林寺西台曾是菩提留支的译经处，也是跋陀禅师坐禅的地方，玄奘少年时还曾观览过他们的灵塔。也正是在这里，玄奘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玄奘的长兄长捷法师，早年在洛阳净土寺出家，当他发现弟弟对佛学有着过人的天赋时，便特意带他前往寺院，亲自教他诵读佛经。当时朝廷有敕令，洛阳有27个获得剃度的名额，一时间，数百个候选人争先恐后。年仅11岁的玄奘因为年龄幼小，没有“录取”资格，只好“立于宫门之侧”。这个相貌出众的孩童引起了时任大理卿郑善果的关注，他“见而奇之”，询问过家世背景之后，问道：“出家意何所为？”玄奘答曰：“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有知士之鉴的郑善果“深嘉其志”，特意破格录取了玄奘。郑善果对同僚称赞曰：“诵业易成，风骨难得。若度此子，必为释门伟器，但恐果与诸公不见其翔翥云霄，洒演甘露耳。又名家不可失。”[4]慧根初启的玄奘，从此步入佛门。
龙门石窟的佛光
开窟造像是佛教徒膜拜佛陀的重要形式。位于今天洛阳市洛龙区伊河两岸的龙门石窟，与莫高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此后延续了400年之久，规模盛大。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主持开凿了龙门石窟的第一窟古阳洞，该窟气势壮观，在众窟中独领风骚。古阳洞造像精美，侍奉传统的一佛二菩萨造像，主佛为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各侍两边，端庄典雅。此后，宣武帝又主持开凿了宾阳洞，分为南、北、中三洞，工程浩大，其中一些造像一直到隋唐时期才完成。宾阳洞经过严格规划而成，透露出盛大的皇家气象，佛像衣着厚重，花纹密集，不像以往的偏袒右肩式的袈裟，而是身穿宽袍大袖的袈裟，是北魏石窟汉化的造像体现。龙门石窟不仅是自北魏以来佛教空前昌盛的缩影，也成为当时洛阳佛门弟子顶礼膜拜的重要道场，深深影响了少年玄奘的成长。少年玄奘在白马寺和龙门石窟的佛光之下，日渐成长。
隋唐之际，由于中原战乱，加之天灾不断，龙门石窟的建造一度陷入沉寂。笃信佛法的玄奘在饱经蹂躏的中原地区仍然不遗余力地追求释迦之道。唐武德元年（618），玄奘兄弟二人经子午谷来到成都，成都远离中原战乱，民众富足，成为全国高僧大德荟萃之地，一时佛法昌盛。兄弟二人在这里勤学苦读，两三年间，已然究通诸部。武德五年（622），玄奘受具足戒，待经律学完之后，到荆州、相州、赵州一带讲经说法，获得了崇高的声誉。正如敬播在《大唐西域记》序中赞曰：“法师幼渐法门，慨祇园之莫履；长怀真迹，仰鹿野而翘心。”[5]
后来，玄奘从成都返回长安，这个时候的玄奘佛学天赋尽显。在与诸位高僧辩论交流的过程中，玄奘认真研习诸师的学说义理后发现大家各执一词，令他心生疑惑，不知所以。一个西行取经的宏愿在玄奘心中萌生了，其中《瑜伽师地论》正是解开迷惑的重要经典。历代西行求法的圣贤给了玄奘莫大的鼓舞。“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之。”[6]于是，玄奘联合一些僧侣，陈表朝廷，希望朝廷能给予通关文牒，以便西行求法。然而此时的唐太宗李世民刚刚经过“玄武门事变”取得皇位，天下未稳，加之突厥时有侵犯，边境戒严，民众不得出关，所以玄奘的上表，得到的答复是“有诏不许”。
在停留中原内地和去往印度的选择上，玄奘颇费思量。魏晋南北朝时，中原地区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北魏时仅洛阳永明寺就接待“百国沙门三千余人”。从天竺远道而来的高僧层出不穷，北凉的昙无谶、南朝的佛驮跋陀罗和求那跋陀罗等，以及在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鸠摩罗什等。有东来的，自然就有西去的。不畏路途险阻、毅然西行的东晋时期的法显，南北朝时期的智猛、昙纂，北魏时期的惠生、宋云等人，他们的事迹对玄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译经事业发展蔚为壮观，但在玄奘看来，佛经在丝绸之路上经过多次流传、转译，中原所能接触到的佛经译本，已经与原作义理有着较大的差异。以《金刚般若经》为例，这是鸠摩罗什翻译的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唐时已经流传了数百年，在玄奘看来，只是“能读而已”。后来他向太宗呈上的是《能断金刚般若经》，严格按照梵文的字句处理，对于鸠摩罗什别出心裁的翻译并不完全赞同。
此外，佛教至初唐时已经产生了很多派别，各有所宗，争论不休。玄奘20余年间如饥似渴地学习佛经，博采众长，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佛学知识体系，他试图在浩荡的佛教文化中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此时“结侣陈表”的玄奘，在取得朝廷资助的希望破灭后，又重燃起私往天竺的念头。当时的朝廷局势，在客观上不允许大量的民众外流；李世民新稳定的国祚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加以巩固，加之当时突厥未定，边境极度不安全。但不幸与幸运同时降临，贞观元年（627），“是年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7]，于是，玄奘混在其中走出了长安城。他在四散奔逃的流民中回过头来，看了一眼开远门，随后决然地向西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