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谁让鹿子霖落荒而逃——论陈忠实小说的细节

我是在两年前重读《白鹿原》时发现并注意一个细节的：鹿子霖与小娥是这样“分手”的，小娥意识到鹿子霖已不值得她用整个身心去慰藉了，胸有成竹地将尿撒到鹿的脸上。这是鹿子霖和读者都没有想到的。我相信所有读者都像我一样屏住呼吸等待事情发展：这卑贱的小娥真是胆大包天，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也不知她羞辱的是个怎样的人物。她有好儿瞧了吧。

有意思的是，二人进行了短促而意味深长的语言交锋后，鹿子霖跑了，他几乎没有来得及穿好衣服，便落荒而逃，他在小娥追出来的一阵羞辱中抱着头跑掉了。

有没有搞错？

我又将书翻到前面鹿子霖在接近小娥时的一个情节：他第一次得手后，“耐着性子俟到逢十的日子，又一次轻轻弹响了那木板门。间隔太短，万一小娥厌烦反倒不好，间隔长点则能引起期待的焦渴”。

他有必要这样吗？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以小娥的来历、处境和名声，他要得到这样的女人不是一句话的事吗？不是还有那么多女人上赶着来给乡约投怀送抱吗？而他要考虑到小娥的感受，当然也可以说是对自己的这场风流韵事有着较高的质量要求。他去讨好小娥，给小娥说了那么多承诺的大话，考虑小娥的生活，给她银圆。鹿所做的一切，全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该有的——我说的是该有的，而不是我们长期以来因各种原因不得不默认的，现实中大家都这样衡量着遵循的。

鹿子霖不是恶人，也不是好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男人。

我一向认为，因为和小娥的关系演进（当然还有他骗得白孝文的好地，通过小娥来毁坏白孝文从而想毁坏白嘉轩），使得鹿子霖这个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和生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饱满度超过一号主人公白嘉轩。他有情欲，有精明，更有男人的血肉、内心。

我只是一直对于他的落荒而逃这个行为有些许惊骇和内心舒展，是谁让他逃走的？

正像是雨果让冉阿让饶恕沙威，托尔斯泰让聂赫留朵夫最终忏悔，哈代让费洛特孙先生放走有外遇的妻子，茨威格让陌生女人直到死前才给男作家写信吐露真情，罗曼·罗兰让克利斯朵夫在发现自己爱上朋友的妻子后仓皇逃走……这里，是作家陈忠实让鹿子霖落荒而逃的。因为在作家的思想里，有着所有大作家和人类内心最细微的悲悯与怯懦、焦虑，有着大多数人在心中小心翼翼地遵守、维护着，谁也不能去轻易碰触、打破的一些关口和规则。

鹿子霖除了半讨好、半计谋地占有小娥外，他不曾对名声已不好的小娥有过任何言辞上的不敬，而且在他从小娥家里逃走后，再没有交代关于两人之间的线索，我们至少可以推断，他没有像我们想象和担心的那样去报复小娥，而是让小娥按着自己的命运定数而去了。小娥落得那样的下场后，也没有见到他的反应，伤心难过？还是幸灾乐祸？作者没有交代。还是他认为两人缘分已尽，像这世上所有走到尽头的男女一样，不需再交代什么？

当然，小娥这样的女人，在那个时代是没有好下场的，一个鹿子霖饶过了她，还会有鹿三去杀她，村里人会再踏上几只脚，她的悲剧在所难免。但她总是有胆量在她认为不能接受的时候以那样的方式结束二人的关系，她短暂的一生，爱也爱了，恨也恨了，哭也哭了，笑也笑了，她想跟谁上床睡觉那是她的选择和无奈，在她内心有着自己的原则。而作者的焦虑无奈无法排遣，也只能寄托于小娥死后闹得村人不宁。

陈忠实另一部小说《康家小院》是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作品，故事好像还要更早些，事件中心便是女主人公——天真的新媳妇玉贤爱上了来村里扫盲的杨老师，被突然回家的男人捉奸在床。想想吧，那个年代，农村，要脸面的庄稼人。也打了，也闹了，这是免不了的。这里的细节挺有意思：舅父来了，说，“那——算个屁事，大将军也娶娼门之妻”。已经在给自己找台阶了，因为他们心里都知道，“庄稼人，娶个媳妇容易吗？”又嘱咐戴了绿帽子的勤娃，不要再打了，“打得狠了，她记恨在心，往后怎么过日子？”还是要留后路，日子总要过的。玉贤自知理亏，来到舅父面前。“快去给舅做饭。”他“倚老卖老地说”，“像是什么事也不知道”，给年轻人留着面子呢。随后，这个被请来掌握局面的舅父叮咛外甥：“这件事，不能松饶了她，可跟人家爹娘说话，话甭伤人。”农民的智慧、无奈、明事理全都在这些细节里了。

作品自始至终，没有说出一句诋毁，哪怕是责怪玉贤的话，她始终是那么美好，那么善良单纯，她面对一个“那样高雅的文明人”，又一再向她进攻，她能拒绝吗？她在事情败露后找到他，希望要一句“靠得住的话”，她就会和丈夫离婚，好嫁给她心目中的偶像，这又是傻得多么可爱啊。

最后，自然是经过一番自找台阶的波折，小两口终于和好了。在一个有月光的晚上，玉贤扶着喝醉了的丈夫，两人搀扶着，一起往家里走去。

与其说是康家人原谅了玉贤，不如说是作者原谅了她。也就是说，作家早早地——早得在二十多年前的中国，就将世界文学散发出的温暖而美丽的光辉洒向一个乡村女性。

再来看看作家盛名之下的小说《日子》，这篇小说约万字，凝练到几乎没有多余的几个字。沙滩上终日劳作的夫妻俩所受的打击确实让人同情。而作者一句话，“我去跟他说说话儿能不能行？”一种含泪的酸楚和感动，让人感到作家的细微与关爱。他想给男人说什么？劝解？安慰？还是要帮他什么？而他们之间很明显没有什么交情，只是萍水相逢而已。

我们一向强调，优秀的作品，要有宏大的结构，广阔的叙事，深厚的社会背景。岂不知“大有大的难处”，已故著名作家李準曾说过：“故事好编，细节难寻。”作品结构越大，对作者的挑战也更强。结构只是像一个人的骨架，而填充、修饰、支撑这骨架的，靠大量的细节来完成。故事谁都会写，而将故事写好，立得住，打动人，有闪耀的思想光辉，让作品像一个健康的人一样血肉丰满，有模有样，那就不是只靠技巧、靠我们总是强调的“宏大”能解决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往大里写谁都会，而能将小处写好，细节写活，那绝不是一两天之功。有那么多作品够大够广够深，上至航天下到战场，上至中央下到地方，却最终没有能够打动人心，留传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那是细节上出了问题。

20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