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逃禅归儒：“分殊”滥觞，“理欲”初辨

朱熹与二程同样有“出入释老，反求六经”的经历，其理学的整体结构及其许多重要组成部分（命题），是在消化佛老、援佛学辟佛教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有如“格物致知” “理一分殊”和“理欲”“忠恕”之辩，既有其自身提出、形成并经历复杂演变的动态系统，又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不同含义。笔者试图从其初仕“逃禅归儒”的思想转变中，即青年朱熹早期在寻觅匡救时弊的药方之际，初步构建其理论框架的思维活动中，从某个侧面入手，探讨其理学思想在发生酝酿阶段的思想要素和社会原因。

朱熹自谓“出入释老者十余年”，即十五六岁至二十六七岁之间。他又尝谓“驰心空妙之域二十余年”（答薛士龙），窃以为这当涵盖其出入释老的时期与消化融合佛老的时期。24岁赴泉州同安任途中，受学于李侗（延平），李侗对他“悬空理会”的“无限道理”并不称许，说是“道亦无幽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86。并要他读圣贤书，看圣贤言语。而仕泉前的朱熹，既受孔孟学说和二程理学的熏陶，又有一个浸透佛老的灵魂。

作为异质宗教文化的佛学，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相冲突，自汉末以来一直遭到儒家理论的抨击，尽管佛教“僧尼不耕不赋，有害国家生计”，沙门“不臣不子，有坏人伦风俗”，佛学却能在与本土文化的抗衡中不断发展，呈现其生命力，至宋代已历经八九百年而禅风日炽，弥漫朝野。因此，宋初儒者每有“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慨叹。北宋以程颢、程颐、张载为代表的理学家，援佛学而非佛教，尤其是创造了作为理学理论标志的、形上本体的“理”的观念，使理学面对佛学的挑战，有了自己的理论支柱，进而自如地借鉴、援用高妙的佛理来建构自己不失儒者本质的理论体系。正当二程学说有待发扬光大，完成其理论超越之际，金人南侵，山河破碎。秦桧擅政时期，抑程学崇王（安石）学，士类思想受禁锢，佛禅风气依然笼罩着偏安的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四方举子云集临安之时，皇帝赵构驾幸天竺礼佛问法。时佛国界的领袖大慧禅师（1089～1164），出行四方，学者云集，所交皆俊彦。绍兴间，李邴、刘子羽、刘子翚都从之游。

然而，二程学说早已传道东南。当年闽北杨时（1053～1135）、游酢（1045～1115）于河洛程门立雪，与吕大临、谢良佐成为程门四大弟子。道南之脉一传杨时，二传罗从彦（1072～1135），三传李侗（1093～1163），四传而得朱熹。同安任上初期，朱熹对李侗的师教“心疑而不服”，他把燕居之室更名为“高士轩”87，白天“左右朱墨”，晚上端坐诵读，超然物外，做着儒佛道并行不悖而各尽其妙，则以佛修心、以老养身、以儒治国的高士冥想。但他面对土地兼并严重，赋税苛重不均，豪右赃吏恣奸的同安，而当政者“文符益繁，县益急”，致使民益贫，财富益屈，民生凋敝，百姓铤而走险，犯上作乱。由同安一县窥视泉州一郡乃至整个南宋社会，政治上秦桧当道，党同伐异，贤不在位，主战派大受迫害。释氏“昭昭灵灵的禅”，虽对人生苦难处境的深切体验和人生归宿的终极关怀，为士人乃至社会群体创造了一个使人心有所归属的境界——或为现世消灾，或求来世福田，或向往永恒的彼岸世界，但对于诸如土地赋税，恃强凌弱，民贫财屈，阶级矛盾激化等急切的社会现实问题，佛老学说则显得苍白无力。只有儒家经世治邦的入世精神，才能挽狂澜于既倒，遏人欲于横流；只有理学，才是拯救南宋衰世的精神力量和伦理支柱。于是，朱熹在官余，遂将那禅佛姑且搁置，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他还把读书的主要精力放在思量“义理”的融会贯通上，有时为了搞透一段文字的“义理”而废寝忘食，“凡三四夜穷究到（天）明”。由于朱熹记挂“李先生令去圣经中求义理”，而“刻意经学”，着力于“推见实理”，因而“始知前日诸人（好佛老）之误”。朱熹经过潜心读经反思，摒弃“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88的方法路径，始知李侗之言“其不我欺”，治学开始注重从“面前事”和“日用间”下功夫，渐渐转向李侗。最初的觉醒在于领会李侗的“理一分殊”说。绍兴二十六年（1156）春间，他因公事到德化，寓居剧头铺寺院，寒夜听着杜鹃的啼叫苦读《论语》，忽然从程颢的解说中弄通了“子夏之门人小子”章，后来他多次谈起这一不寻常的“杜鹃夜悟”：

问：“子夏之门人小子洒扫应对进退”章。曰：“某少时都看不出，将谓无本末，无大小。虽如此看，又自疑文义不是如此。后来在同安作簿时，因睡不着，忽然思得，乃知却是有本末大小。然不得明道（程颢）说“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无缘看得出。圣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终，乃是合下便始终皆备。”89

问“洒扫应对”章程子四条。曰：

此最难看，少年只管不理会得“理无大小”是如何……因在同安时，一日差入山中检视，夜间忽思量得不如此。其曰：“理无小大”，无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从头做去，不可拣择，此所以为教人有序也。90

某旧年思量义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传后倦”一章，凡三四夜穷究到明，彻夜闻杜鹃声。91

理学产生以前的儒家，本体（道）与作为其显现的事物（器）之间，可以用先与后、主与次、微与显等来表述其关系或做区分。二程理学的理论贡献，在于强调本体的“理”与其显现的事物（器）之间的不可分离性，如程颢说：“体用无先后”，即“体用一源”。朱熹领悟到明道理学的“真谛”就是“事有大小，理却无小大”。宇宙间事物千差万别，贯串着共同的一理：从“洒扫应对”到“精义入神”，从事上说有精粗之别，而从理上说却无大小之分，万物都具一理之全。这就是李侗对他说的“理一分殊”。“理无小大”指理一，“事有大小”指分殊。从朱熹于绍兴二十六年为泉州人柯国材故居写的《一经堂记》，提出“惟格物足以致之知，则意诚心正而大学之序”92看，他开始相信李侗说的就分殊上体认理一，即事穷理循序渐进的思想。因此，朱熹对“理一分殊”的阐发，是从“格物致知”作为出发点的，特别强调“分殊”——“虽毫发不可失”，且在自然界中刻意寻找比附，其《梅林春信》诗云：“天公为我传消息，故遣梅花特地开。”93朱熹同安秩满，绍兴二十六年（1156）冬与李伯玉（李邴之子）盘桓于梅园唱和，一改“问祖师西来意”94的旧好，有道是：“北风日日霾江村，旧梦正尔劳营魂。忽闻梅蕊腊前破，梦客不爱兰佩昏。”95被李侗称为“力行可畏” “何患不见道”的朱熹，在夜阑人静万籁俱寂之际，期待着“梅蕊腊前破”，不是正在追寻李侗咏梅诗魂——“分殊”的春讯吗？季冬之末，大地孕育着春意及成物的生机，梅花盛开，预示着天地自然的“生生之德”。以至五年之后，他回忆温陵旧事，又有“江梅欲破江南村，无人解与招芳魂”96之吟。

近代同安仍有朱熹抑豪强、恤民疾的传说，与《尧山堂外纪》的一则逸事相契，亦可看作是对“理一分殊”的滥觞：

文公为同安主簿日，民以有力强得人善地者，索笔题曰：“此地不灵，是无地理；此地若灵，是无天理。”97

对于恃强凌弱，朱熹讽以天理论。从这一记载中，可窥见朱熹在阐述“理一分殊”之初，就将事物的规律与伦理的法则合而论之，而这种物理与伦理的糅合是从匡救时弊出发的。由于“人欲”作怪，事物的规律与道德的法则相对立而不得统一，朱熹求助于前辈理学家的内省工夫，首先针对“人欲”（后又提出“气禀”），展开“克己”之论，进行“理欲初辨”。

明道（程颢）——龟山（杨时）——豫章（罗从彦）一脉的理学思想，朱熹早年就得到父亲及武夷三先生的启蒙，即以《中庸》为本的《四书》教育，注重思孟派的内心自我修养，朱熹后来回忆父师的教诲，作诗《唤醒》道是：

为学常思唤此心，唤之难熟物难昏。

　才昏自觉中如失，猛省猛求则明存。98

向朱熹传授《圣传论》的刘子翚，阐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为道统的十六字心传，把“复卦”作为《易》学根本，以“不远复”作为儒家“克己复礼”的修养工夫，使朱熹自小就深深地扎下了“内圣”之学的根基。此外，朱熹又作《观心说》，不讳言佛家语，同时指出：“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99理学家何以要耗费大量精力穷究心性理论呢？窃以为既是出于对统治集团竭泽而渔和人欲横流的忧患，也还出于解决个人精神上的困惑，即确立其人生观、世界观的切实需求。南宋的土地兼并与科纳之弊，致使百姓难以生存的社会现实，理学家极为关注。诚如对朱熹寄予“荒寒一点香，足以酬天地”100的刘子翚，尝作《维民论》，说“维民之道，莫先于轻赋敛”101。他认为南宋朝廷“理财乏术”，致使素称富有的蜀地与财赋渊薮的江淮也“常有煎熬窘乏之忧”。希望建立“无苛政，无暴刑，无重役，无厚敛”102的理想社会。其诗《策杖》，对“耕人”寄予深切的同情：

策杖农家去，萧条绝四邻。

空田依垅峻，断藁布窠匀。

地薄惟供税，年丰尚苦贫。

　平生饱官粟，愧尔力耕人。103

刘子翚轻徭薄赋的民本思想对朱熹有着深远的影响。殷忧以启圣明：早在绍兴二十三年（1153）季秋，官府又征民兴役发往郊原，朱熹作为一县长吏在同安城楼督役，目睹百姓饥羸不堪，内心产生无补于民的矛盾自责，咏诗《督役城楼》：“祇役郊原上，暄风一吹衣。仕身谅无补，课督渐饥羸。”104同安任上，在经界不行，经总制无名之赋蠲减不果，朱熹革除弊政的努力均告失败之际，“民本”与“理本”的思想驱使他转向道德内求，在米仓壁上题了一首诗作为“座右铭”：

度量无私本至公，寸心贪得意何穷？

　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105

程颐说：“公则一，私则万殊。”106用老庄“剖斗除衡”的超越现世理想，要求做到“度量无私”，不要“寸心贪得”。这在“理一分殊”的道德意蕴中，“理欲之辩”已初见端倪。这其中则融会了儒家的民本与道家的脱俗。

绍兴二十七年（1157）十二月五日，朱熹即将结束泉州地方的仕宦生涯之际，为陈养正读书堂作《恕斋记》，谓其“少从先生长者游，尝窃闻夫恕之说，以为不过推己之心以及人而已。勉而行之，又以为无难也。然克己之功未加，而蔽于有我之私胜，则非此未尝不病焉”。107他后来在《论语集注·里仁》解释“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时注云：“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而他早期“忠恕观”未形成时，论“恕”则重克己弃私涵养。这也是我们考察其“理欲之辨”发生演变过程时应予注意的。朱熹在泉州初辨“理欲”，仅仅在知识阶层中相与讲论。自同安归居闽北后，他深山奉祠（监潭州南岳庙），靠半俸养家，再度往从李侗门下，在清苦的游学生活中默默铸造其理学之剑。

朱熹的《一经堂记》作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闰月，正式提出“格物致知”（此前与诸生《策问》，亦数谈“格物致知”），《恕斋记》则作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十二月五日。“格物” “分殊”之滥觞，“理欲” “忠恕”之初辨，皆发生于泉州初仕期间，这时朱熹不仅一心向儒，而且其理学胚胎已经孕育于斯。李侗的启发，泉州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环境对朱熹的刺激，使他由泉州一郡窥视整个南宋社会，从而产生“逃禅归儒”的思想转变，其早期的理学思想得以产生。而朱熹在泉州因出差凡三四夜穷究所得出的“‘理无大小’，无所不在，本末粗精，皆要从头去做，不可拣择，此所以为教人有序也”。这样的思想，已具《大学》“格物补传”中所谓“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的雏形。

同安归后，朱熹再次往从于李侗，决心遵循“下学上达”的门径，踏上艰难的“困学”之路，历经长达10年的苦参求索，始有乾道间的“中和”新田之说此后，朱熹以微薄的祠禄维持生计，为了构建其理学思想体系，艰难地跋涉于从主“悟”到主“静”而主“敬”的“逃禅归儒”的崎岖漫长之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