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朱熹之于多元宗教——兼融而不宽容

朱熹后来反思初仕泉州“逃禅归儒”的经历时，曾对赵师夏说：“余之始学亦务为儱侗（意为笼统）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泉州）同安官余，以延平之言反复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盖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164由此可见，“理一分殊说”作为其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而泉州同安官余，泛滥于诸家，出入于佛老的青年朱熹穷究“分殊”，目的是救以往“笼统”之失，以应对异端之禅佛教。根据蒙培元先生对“朱熹关于世界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理一分殊说”）之追溯与阐微：程颢发挥《中庸》之“一理”与“万事”关系，程颐（1033～1107）则对张载《西铭》做进一步抉发，正式提出“理一分殊说”。这一哲学命题历经百年薪传，至朱熹始从生命存在的意义上注入新的文化蕴涵。然而，程朱既为重视“分殊”的学说，这就意味着必须承认并尊重不同文化，严肃认真地对待和研究不同文化165。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窃以为，朱熹作为“理一分殊说”的光大者，又是经历闽南多元“文化接触”的最重要的思想家，其在构建新儒学的过程中，对于闽南多元宗教，在深入至“骨髓”的理解之同情的基础上，进而加以兼容而非宽容。

1156年仲春（仕泉期间），朱熹于潮州与大慧别后，一直关注其行踪，大慧至赣南时，军学教授王师愈以儒学教官去听禅师说佛法为“辱吾道”，而不愿“北面于彼”。朱熹在《王公（王师愈）神道碑》中说：“行僧杲有时名，窜领外（今广东梅州）得归，所过士大夫争先礼敬。至临江（今江西抚州），郡守延致，俾升高座说佛法，而率其属往听焉。召公俱往，公谢曰：‘彼之说某所不能知，然以儒官委讲而北面于彼，某纵自轻，奈辱吾道何？’”166他褒扬王师愈疏远大慧事迹，自然也就对自己千里趋见大慧之事讳莫如深了。这说明朱熹对大慧之禅有非常复杂的情感：他曾“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167；先于自己的王侯将相、父师前辈亦曾竞相从游大慧禅师；而他要抨击禅佛教，以维护“吾儒”道统之地位。这是需要具有挽狂澜于既倒的理论勇气的。由于朱熹长期“驰心空妙之域”，他也公开承认“释老之书极有高妙者”168；“老子说他一个道理甚缜密”169。然而，令朱熹深感严峻的，是不仅大慧以禅释儒，就连二程的再传弟子张九成（1092～1159）也因追随大慧而“逃儒归禅”。因此，朱熹批评张九成“格物致知之学”乃“释氏看话之法”170。其晚年在闽南漳州，当叶适（1150～1223）写信告诉他闲暇读佛书，“乃知世外瑰奇之说”时，朱熹致书告诫叶适，对于佛书“若偶读之，亦须便见得其乱道误人处”171。同时，他在《答项平父》中极力抨击释氏“笼罩之说”，为“异端诐、淫、邪、遁之害”172。

朱熹之于多元宗教，可谓“兼融而非宽容”。 不宽容则诚如其后来所言：“吾儒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空。”173老子“只是不见实理，故不知礼乐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174“佛老之学，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175关于外国商贾在泉州“建层楼”（伊斯兰教寺）事件，朱熹赞赏傅自得以“化外人法不当城居”，令其拆迁另建为判决。体现了在接触与输入外来文化的同时，不能失去本来民族的地位与法律尊严的价值理念。其晚年61岁知漳州之际，摩尼教（明教）活动已严重触犯伦理，危及社会安定，作为成熟的政治家，则竭尽全力禁“传习魔教”。兼融则如其仕泉之谒奠呼禄法师墓，其时摩尼教（明教）水波稍息，青年朱熹以开放心态偶涉。其“理一分殊”说对于禅佛哲理的吸取，则如其门人所问：“理性命”章何以下“分”字？漳州陈淳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万川相似。”176又因行夫问“理一分殊”而答：“所以谓格得多后自能贯通者，只是为一理。释氏云：‘一月普照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得这些道理。”177至于对本土道教思想文化之兼融，则可谓深远而微妙，诸如老庄的辩证思维，以及道教之易图等，均为朱熹理学所改造与吸取。

嘉定间（1208～1224），叶适应其门人毛当时（泉州府同安知县）之请，为撰《朱文公祠记》，他感慨朱熹生前对儒佛之异“极辨于毫厘之微，尤激切而殷勤”；对朱熹当年批评其耽读佛书有深刻的理解：“夷佛疾痛也，科举痒疴也，公所甚惧也。”178最后，对朱熹一生的学术政教活动给予中肯的评价：“夫政之得民速，不如教之及民远也。”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