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多民族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的交融

我们编写《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已经指出，中国从秦汉开始，开创了我国多民族大一统的新局面。今天全国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是秦汉以后，逐渐发展壮大的。如果追溯这个“汉族”的起源，可发现它不是从来就存在的单一民族。号称“汉族”的民族，它是春秋战国以来，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华夏族发展的结果。华夏族也不是单一的民族，它是以华夏文化为中心，长期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华夏族有共同文化、语言文字，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心理状态。其中血统的联系，对汉族倒不占主要地位。

大融合时期，西晋统治集团内部混战，引起五胡十六国在北方连年混战。战争无疑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同时，战争迫使人民进行大规模的流动。民族大迁移，又促使民族间的婚姻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从而打破了在族内近亲蕃衍的常规。由于民族的不断交流融合，北方少数民族在汉族影响下，加速了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处在奴隶制前期的一些民族，吸收了汉族先进文化（封建制社会对奴隶制社会以至部落社会，无疑是先进的），按常规需要千百年的社会变革，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就完成了，它们很快进入封建社会。少数民族以它本身固有的青春朝气，傅以先进的社会制度，它会开创意想不到的新局面。北朝的生产发展，国家的财力都超过南朝，后来以北方人力物力为基础的隋朝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南朝，为隋唐大一统的新局面打下基础。

南方各民族也有不同程度的融合。上层贵族有南方土著顾、陆、张、朱等大姓与南渡后的北方大族王、谢、郗等士族结为联盟；南方少数民族也在大量开发生产的过程中有了新的交融。

经过了南北朝近四百年的民族融合，中华民族内部增加了新内容，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汉族文化，浸润了当时的各民族，各民族也以吸收中华文化为荣。如北魏的迁都、文化改革、改易姓氏，又给中华民族增输进新鲜血液。

民族间的融合过程，在当时并不是自觉进行的，历史往往以它独有的“机智”，通过某些偶然事件变成了必然的使命。南北朝的战乱，无疑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灾难的背后，却伴随着新的成果——中华民族壮大了，社会发展的步伐加快了，为下一步隋唐的大一统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