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从哲学思辨发展的逻辑来考虑，历史像是在与人们开玩笑。荀子以“天道自然论”将先秦天人关系的问题的争论推向高潮，而终结这场争论的恰恰是董仲舒的“知礼”和“知天命”相结合的理论。但是，从否定“天命”开始到肯定“天命”终结，中国哲学走的是一条否定之否定的反省的道路。

本来，在先秦人的观念中，天是有意志的，天与人是互相沟通的，天人之间的沟通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在那里，自然、道德、伦理和人性之间的关系均是不明确的。并且，人们都相信，天和人之间的和谐是造成社会福利、秩序安稳、政治清明的条件。关于这一点，不但儒家是这样认为的，墨家讲“天志明鬼”，道家也认为天人是相通的。看上去，老子讲“天道自然无为”，但是，老子的“道”既表示了自然法则，又表示了充满生命意志的神秘主宰物。“道”支配着人类的生活，人只有无为而顺其自然，才能不离道贯，达到有为。因此，某种意义上说，“道”只不过是儒家或墨家“天”的观念的抽象化、哲理化。而庄子的“与造物者游”，圣人、真人、神人融合为一，希望达到自然与人相合一体的境界，同样是天人相通观念的反映。思想家们的这些哲学思考，只不过是对当时社会的自发宗教情绪的理性说明。

荀子提出“天人相分”的理论，割断了“礼”与“天命”的联系，在当时思想界是较为突出的。但是，不但是荀子，差不多与他同时期的屈原也作了《天问》，对“天命”思想展开了挑战。说明战国时期造成的社会变迁，已经引起了人们对传统天命观的怀疑和冲击。但是，无论是荀子哲学还是屈原的提问，都没有足够的理论来解释天命思想与现实变迁的冲突。尤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自然对社会的政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确实起着重要的制约与影响作用。而荀子哲学截然“天人相分”的结论，显然不能满足生活在这一社会基础之上的民众的宗教心理。同时，又由于秦始皇以及荀子的学生韩非接受了荀子的这种思维方法，一味夸大“人”的作用而造出专制主义的理论，给社会带来了许多人为的灾难，使得秦亡以后，引起了社会的反省。其结果，人们反而更加注意天和人的关系，甚至寄希望于“天”对君权能有限制。如贾谊所表示的：人君“知恶而弗改，必受天殃”^注48。而陆贾也说：“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度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注49这些统治者的谋士，用这种理论来规劝国君，说明当时社会的宗教情绪有增无减；古代帝王都比较注意民间的宗教情绪，除了他们本身对生的向往和对死的恐惧之外，还要利用鬼神惑众，这就使得荀子哲学始终不能得到社会的重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随着封建统治地位的日益巩固，新的王朝危机也同时发生。景帝时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而且朝廷内部，窦太后好老子书，斥儒家为罪徒；诗博士辕固生则当太后面斥老子书是奴仆书；儒道两派的公开冲突，对于政治统治也是有害的。更重要的是，武帝时实行的没收土地、盐铁官营等一系列的政策，才使秦始皇所谋求的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真正完成。同时，社会也就产生了要求统一文化的心理。而汉初统治者根据对秦政的反省和当时的政治需要，采用的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到了武帝时，这种哲学也已经完全不能适合大统一的政治局面的需要了。

总之，社会发生了对于新的理论的要求，而这种理论必须对于专制政权能给予充分的理论肯定。

作为专制统治的关键在于皇权，皇权的巩固则在于封建秩序的建立。汉初刘邦用叔孙通制礼义，就是巩固秩序，加强政治权威的实践操作，但是一直缺少理论的肯定。而且，随着皇朝危机的发生，统治者也已不像初期时那样自信了，需要寻找一种精神支柱。《史记·孝武帝本纪》录“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就是这种恐惧心理的表现。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决定了新的理论必然向“知礼”和“知天命”相结合的路线发展，董仲舒的理论，正是这种政治需要的直接产物。

作为董仲舒本人来说，他也确实是自觉地在为封建大一统制造理论依据。在他的《天人三策》中明确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恃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注50

这样来分析中国哲学史上的“天人相分”到“天人合一”的过渡，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在天人关系的问题上，绝对的相分和相合都是形而上学的。更加上董仲舒又把“天人合一”说成是神的目的，意志的创造，用此解释君权神授，这种理论又被统治者所利用，用以统一思想，这就必将使哲学向神学的路上发展。中国哲学就是由此，从自发宗教思想走上了人为宗教的道路。

另一方面，就哲学思辨的发展来考察，“天人合一”思想的提出，比原始宗教那种建立在忧患、敬畏基础上的、以人面蛇身等面貌出现的神的崇拜，以及西周的“敬德”、“明德”观念的“天人合德”的理论要高出许多。尽管庄子、孟子均已有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但是，庄子认为，人只有脱离社会，摆脱“仁义”等伦理羁绊，才能进入到与自然为一的境界。因此，在那里，“天人合一”只是一种理想；孟子要人不受外界影响，扩充自我德性，达到“万物皆备”的境地，因此，“天人合一”也只是一种虚境。而且，无论是庄子还是孟子，都没有能从哲学的高度把这种思想概括表达出来。荀子讲“天道自然”，分析了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把中国哲学思辨提高了一步。但是，“天人相分”的结论，与时代精神不符，因此也就夭折了他的那些合理思想。董仲舒融合了先秦各家思想，互补各家的理论不足，将天人关系从自然的、伦理的、个人的和群体的结合上，概括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由于他的这套理论是将封建社会秩序直接影射到天道上，因此，“天人合一”的境界不再是理想了，在这里已经成了现实。这样，在先秦“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强调的只是个人内在自觉本性的实现和完成，立足于自我修养；到了董仲舒这里，已经由个人扩大到社会，甚至于宇宙，达到人我交融的境界，立足于外我的实现。因此，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才得以充分地肯定，从而奠下了中国哲学“知天达命”为内在精神的独特风格之基础。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