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版序言

这是我的第二本书被翻译成中文。第一本是《哲学社会学：一种全球知识分子变迁理论》。解释这两本书之间的关联也许是有用的。前一书运用了存在于学术界的互动仪式理论。纵观历史，有创造性的思想家跟其老师和学生建立起了网络关系，而且他们是在小群体中开创了新的学术运动。这些网络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们继承了已有思想，更在于它们为拒绝一些观点而创立新观点集中了关注点，并建立起情感能量。有创造性的个体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把学术界的仪式内在到了其自己的思想中；他们能够把已有的思想与新思想相结合，因为对他们而言，思想是富有情感的。由于思想是群体成员身份的符号标志，故他们创新性的思维通过其思想的新综合可以实现。

在《互动仪式链》中，我更充分地解释了互动仪式理论。仪式的具体机制包括在那些互动中的人之间形成高度的相互关注，以及他们在共享的情感节奏中的连带性。重要的一点是，互动仪式是变化的；它们会成功也会失败，这依赖于其构成要素在多大程度上呈现出来。因而我们能预测在什么时候将有重要结果，什么时候没有：它们将在何时形成社会成员感，何时将出现对符号的尊重，何时个体将会富有情感能量并将维护道德标准；或者相反，何时所有这些过程将减弱或失败。

历史上，最早关于仪式的社会学思考是由中国思想家做出的。孔子和他的追随者强调，礼仪表现对社会秩序至关重要。孔子还提出，人类本性根本的是善和道义，而仪式对于形成道德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非常接近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于20世纪初期提出的理论，其理论是我分析互动仪式的基础。但在这两个理论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别。孔子的仪式是保守的；他试图恢复最早历史时代的礼仪。并且孔子的仪式强调家长和国家掌权者的权威性。互动仪式理论却说明了仪式在如何能够维护原有关系和符号的同时，又可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符号；它说明旧仪式可能失去其力量，因为仪式的力量是易变的。互动仪式理论将有助于解释社会变迁以及社会保守主义。

例如，互动仪式理论被应用于2003年在SARS流行期间香港出现的仪式。（彼得·贝尔［Peter Baehr］：“社会绝境、灾难的社区和SARS社会学”［Social extremity， communities of fate， and the sociology of SARS］，《欧洲社会学档案》，2005年第40卷，第179-211页。贝尔是香港岭南大学社会学教授。）这些包括戴卫生面罩的仪式，它们已超出了单纯的功用方面，而反映了社会关系。互动仪式理论的另一应用是由张玉萍（音）做的，张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社会学者，她研究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仪式主义。张指出，在集体仪式压力下缺乏个人的后台空间是“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而通过对这些政治仪式的批判反思导致中国转向了新的社会政策。

互动仪式理论给出了一个如何分析社会实践活动的模型，无论我们在哪里看到的这些实践活动，无论是新的或是旧的。它对具体观察这些过程是必要的。人群在多大程度上聚集起来？聚集有多频繁和持续多久？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互关注并了解到彼此的意识？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共同的情感，以及个体可多么强烈地维系于群体情感？它是什么样的情感、在何种程度上它会转变成新情感？我们也应该观察下列结果：群体的团结程度和持续时间；代表群体的符号的创造和这些符号受尊重的时间；个体通过参与仪式具有的信心和热情的情感能量，以及这些情感在变成被动性和消沉性之前持续多久。仪式在时间上有历史；它们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只有当它们被以一种高度的关注和情感不断重复时，才会有力量。当关注消失和情感减弱时，旧仪式衰落了，新仪式兴起了，因为群体创造了一个新的关注点和形成了新的情感。

互动仪式理论的某些方面是有争议的。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有：身体的聚集对仪式是必要的吗？仪式能通过非身体聚集的互联网和手机进行吗？这是需要去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我的观点是，使一个仪式成功或失败的最核心特征，是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的程度；身体的聚集使其更加容易，但由远程的交流形成一定程度的关注和情感连带也许是可能的。但我的假设是远程仪式的效果会是较弱的。

互动仪式理论有诸多方面的应用。我希望，中国社会学家能用它去探索社会的新发展。

兰德尔·柯林斯

于宾夕法尼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