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媒介可信度的传播效果分析

从研究重心来看，西方在这二十多年的成果主要集中于探讨来源可信度的概念维度，而鲜有对可信度社会影响的分析，不少学者已经对这种单一的研究取向提出了质疑和批判（Cronkhite et al.，1976；Delia，1976；Sternthal et al.，1978）。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者在这期间展开了对媒介可信度传播效果的分析，主要是比较信源可信度和信息可信度的传播影响。研究者们发现，当信源可信度和信息可信度不一致时，后者对受众的影响大于前者，并且信源和信息的呈现次序不同，所产生的传播效果也不同（Atwood，1966；Greenberg et al.，1966；Whittaker et al.，1968；Warren，1969；Schulman et al.，1970；Sternthal et al.，1978）。此外，施特恩塔尔（Sternthal et al.，1978）还运用认知和归因理论，解释并预测来源可信度在特定情境中的传播效果，从而对来源可信度及其他变量在传播过程中的效果做了一个系统研究。

这一研究取向主要是继承了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劝服效果研究的传统，考察信源、信息的可信度对受众的影响。其贡献在于，进一步证实了信源与信息的可分离性，以及此前霍夫兰等人所得出的“休眠效果”结论。但成果并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