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丘吉尔扣押土耳其军舰

I

在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温斯顿·丘吉尔曾短暂成为英国的国家英雄。在内阁拒绝授权的情况下，他自作主张地在战争爆发前最后的和平时光里动员了舰队，并把它们派往北方的斯卡帕湾（Scapa Flow），以使它们免遭德国人的突然袭击。尽管他的这一做法很可能并不合法，但事态的发展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从而让他获得了国内各方的一致赞誉。

首相夫人玛戈·阿斯奎斯（Margot Asquith）曾在日记里发问，究竟是什么让温斯顿·丘吉尔变得如此出色。“显然不是他的头脑，”她写道，“也不是他的判断力，实际上他总是犯错……”她总结道：“真正的原因当然是他的勇气和个性——勤奋与进取心的奇妙结合。他总是能够想尽各种办法让自己大获成功，从不推卸责任、逃避或是明哲保身——虽然他总是在为自己考虑。他总是甘冒巨大的风险。”

无视内阁的决定擅自动员舰队，这是一次大获成功的冒险。在英国卷入战争之后的那段时间，就连与他关系最差的政敌也写信给丘吉尔，表达对他的崇敬之心。在他余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他最爱吹嘘的段子就是：战争爆发的时候，舰队已经准备好了。

而在当时，为他赢得几乎同样多赞誉的，还有他扣押土耳其战舰并将其编入英国皇家海军的举动。1914年8月12日的《尚流》（Tatler）杂志在插图页上刊载了丘吉尔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脸坚毅的丘吉尔（一旁有他夫人的套印小图），上面的说明是：“威武的丘吉尔！迅速的战争动员和购买两艘外国无畏舰充分印证了你的辛勤与睿智。”

杂志里所说的军舰，指的是“雷沙迪耶号”和更大的“苏丹奥斯曼一世号”。这两艘军舰都是在英国的造船厂里制造的，十分强大，“苏丹奥斯曼一世号”上的重炮数量比以往建造的任何一艘战舰都多。起初是巴西订购了这两艘军舰，不过后来它们的买主换成了奥斯曼帝国。“雷沙迪耶号”早在1913年就已经下水，但由于土耳其人缺乏必要的现代化码头设备，这艘军舰迟迟未能交付。在丘吉尔的支持下，率领英国海军使团的海军少将阿瑟·H.利波斯爵士（Sir Arthur H.Limpus）说服了奥斯曼帝国政府，为两家英国公司——维克斯（Vickers）和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思（Armstrong Whitworth）——赢得了修建码头设施的订单。在码头设施修建完成后，两艘军舰的交付也提上了日程。“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定于1914年8月完工下水，随后驶离英国；“雷沙迪耶号”也将随后起程。

丘吉尔明白，这两艘军舰对奥斯曼帝国来说意义非凡。它们可以让奥斯曼帝国拥有一支现代海军，能让它在爱琴海对抗希腊，在黑海对抗俄国。奥斯曼帝国靠着举国上下怀着爱国热情的公众捐资，才凑够购买这两艘军舰的钱。有的故事或许有夸张成分，但据说有些妇女卖掉了自己的首饰，一些学童则捐出了自己的零用钱。1914年7月27日，利波斯少将随奥斯曼帝国海军的舰船一起从伊斯坦布尔出海，等着迎接“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并护送它通过达达尼尔海峡，驶入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在伊斯坦布尔，土耳其人准备了奢华的庆典，他们将把这个“海军周”献给海军大臣艾哈迈德·杰马尔和英国与土耳其的伟大友谊。

在阿斯奎斯的内阁中，丘吉尔被认为是最亲土耳其的成员。利波斯少将出使土耳其的想法在几年前甫一提出，丘吉尔就一直热情地支持这一计划，并且随时关注其进度。英国派驻奥斯曼帝国海军的这个顾问团，其规模几乎可以跟由普鲁士骑兵将领奥托·利曼·冯·桑德斯（Otto Liman von Sanders）率领的、被派驻土耳其陆军的顾问团相媲美。在某种程度上，两支顾问团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关系，英国人的影响力主要在海军部，而德国人的影响力主要在陆军部。在伦敦，人们几乎对中东政治一无所知，但丘吉尔却难能可贵地亲自接触过奥斯曼帝国政府五巨头中的三个：塔拉特、恩维尔和财政大臣贾维特。正因如此，他才有机会了解到，作为奥斯曼帝国的海军装备供应商和顾问，英国是可以在伊斯坦布尔施加一定政治影响力的。

然而，欧洲的战争阴云却让这两艘新建的土耳其军舰在伦敦和柏林的眼里有了非同小可的意义。“雷沙迪耶号”和“苏丹奥斯曼一世号”都是最新的无畏舰，其实力足以睥睨其他水面舰船，在某种意义上也让它们变得过时。在1914年夏天，皇家海军接收的完工的无畏舰只比德国多七艘。当时，人们都预计欧洲的大战将会速战速决，因此看起来似乎没有时间在决战爆发前建造更多的军舰了。如果可以把这两艘为土耳其建造的无畏舰编入皇家海军，就可以显著提升皇家海军的实力。相反，倘若这两艘战舰落入德意志帝国或其盟友手中，海军实力的天平就会向对英国不利的方向倾斜。如果有人说“雷沙迪耶号”和“苏丹奥斯曼一世号”的归属可能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这大概也不能算是奇谈怪论。

在1914年7月27日那个星期的早些时候，面对战争危机的英国海军大臣决定采取一些预防性行动。他提出，皇家海军可以考虑征用这两艘土耳其战列舰。在丘吉尔提出这一动议之后，先后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最终使他被指责为造成中东战事不幸爆发的责任人。他后来则为自己辩解，装出一副自己不过是执行命令的样子。从那之后，这段历史的真相就一直模糊不清，因为无论是丘吉尔还是那些恶意抨击他的人，他们讲的故事都不是真的。

根据丘吉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载，英国在1912年制订了应急方案，提出在战争爆发时可以扣押英国船厂里在建的所有外国战舰。当战争于1914年爆发时，英国的船厂正在为土耳其、智利、希腊、巴西和荷兰建造战舰。丘吉尔认为，他所做的无非是遵循1912年制订的方案。按他的说法，他发布的命令适用于所有在建的外国战舰，并非专门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军舰。他提到，扣押战舰的“详细方案”都是多年前制订的，后来又在1912年更新了一次。

这一说法并不属实。夺取土耳其战舰的想法完全出自丘吉尔，而且他的这个想法就是在1914年夏天形成的。

在战争爆发前的那个星期，丘吉尔第一次提出了扣押外国军舰的问题。那是在1914年7月28日星期二，丘吉尔在发给第一海务大臣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和第三海务大臣阿奇博尔德·穆尔爵士（Sir Archibald Moore）的公函中写道：“鉴于有可能需要征用英国造船厂中即将完工的两艘土耳其战舰，请制订解决相关行政问题和财务交易问题的具体方案。”

穆尔海军上将进行了一番研究，发现并没有任何行政或法律上的程序能让征用土耳其战舰这件事合法化。他咨询了外交部的一位法务官员，得知这种行为并无先例。这位外交部的法务官员说，倘若英国正处于战争状态，他们尚可使用国家利益高于合法权益的借口；然而，鉴于英国并没有处于战争状态，丘吉尔征用外国舰船的行为就不合法。该法务官员给海军部的建议是，倘若他们真的需要这些舰船，就应当尝试说服奥斯曼帝国政府同意将它们卖掉。

土耳其人也在怀疑丘吉尔不怀好意。7月29日，英国外交部接到警告称，“苏丹奥斯曼一世号”正在装载燃油，并且已经接到命令，要在尚未彻底完工的情况下即刻起程开赴伊斯坦布尔。丘吉尔立刻下令，要求两艘军舰的建造方扣押船只。他还派遣英国安全部队守卫这两艘船，阻止土耳其船员登船或在船上升起奥斯曼帝国旗帜（根据通行的国际法，一旦升起旗帜，这两艘军舰就会变成奥斯曼帝国的领地）。

第二天，英国总检察长告诉丘吉尔，他的做法并不符合法律规定，但考虑到英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他可以暂时扣押这两艘船。就在同一天，外交部的一位高阶事务官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不过他的说法更露骨，也更实用主义：“在我看来，我们必须让海军部采取他们认为有必要采取的行动……然后再尽我们所能地向土耳其人解释我们做法的合理性。”

7月31日，内阁接受了丘吉尔的观点，同意他为皇家海军征用这两艘土耳其战舰，以备对德作战之用。随后，英国水手登上了“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奥斯曼帝国大使来到外交部，要求英国解释这一行为。他得到的答复是，这艘战列舰只是暂时被扣押。

接近8月1日的午夜时分，丘吉尔书面指示穆尔海军上将动员英国舰队，同时让他通知维克斯和阿姆斯特朗这两家公司，告诉它们两艘奥斯曼帝国战舰将被扣押，英国海军部将发起谈判，探讨购买这两艘军舰的问题。

丘吉尔还第一次提到了在英国造船厂里建造的其他国家（除了土耳其之外）战舰的问题。穆尔海军上将在几天前就向海军大臣提出过这一问题，但丘吉尔当时并未给予答复。现在，尽管其他国家的战舰没有土耳其战舰这样的重要性，丘吉尔还是下令将它们也一并扣押，在建造完成后再行收购。

8月3日，海军部与阿姆斯特朗公司协商完毕，立即着手将“苏丹奥斯曼一世号”编入皇家海军。当晚，外交部给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馆发电报，指示他们通知奥斯曼帝国政府，英国希望奥斯曼帝国将“苏丹奥斯曼一世号”的购买合同转让给英王陛下的政府。次日，爱德华·格雷爵士又发了一封电报到伊斯坦布尔。电报中说，他深信土耳其政府会理解英国的处境，“对于土耳其蒙受的经济损失和其他方面的损失，英国将给予充分考虑”。

一个关键却被忽略的事实是，早在8月3日接到官方通知电报之前，奥斯曼帝国政府就已经得知丘吉尔扣押军舰一事了。土耳其人在7月31日就知道英国人在夺取战舰，且最晚在7月29日这天，土耳其人就已经高度怀疑英国人可能会采取这一行动。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这些日期意味着什么了。

II

7月23日，随着战争危机的降临，柏林开始重新考虑土耳其成为盟友的潜在价值。1914年7月24日，德皇威廉二世亲自推翻了德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给土耳其人的拒绝答复，命令他重新考量恩维尔的结盟提议。就在前一天晚上，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最后通牒，正是这一最后通牒造成了欧洲的战争危机。得知这一消息后，德皇认为“此时此刻”应当“出于现实的考虑”，利用奥斯曼帝国对结盟的渴望。

在伊斯坦布尔，双方立刻展开了密谈。奥斯曼帝国方面出席的谈判代表包括：大维齐尔兼外交大臣赛义德·哈利姆亲王、内政大臣塔拉特贝伊和陆军大臣恩维尔帕夏。恩维尔告诉德国大使，C.U.P.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都赞同与德国结盟；但实际上，除了三位谈判代表之外，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并不知晓这次谈判，甚至连他们颇有权势的同僚——海军大臣杰马尔帕夏——都不知情。

7月28日，奥斯曼帝国方面的领导者们将他们的结盟草案递交给了柏林方面。尽管德皇已经表达了积极的态度，但德意志帝国宰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却依旧对与土耳其产生瓜葛不感兴趣。就在7月31日，也就是德国总参谋部通知他签署命令投入战争的那一天，贝特曼·霍尔韦格给德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发电报，告诉他，除非他确信“土耳其能够针对俄国采取有意义的行动”，否则就不要与奥斯曼帝国缔结盟约。

8月1日是整个谈判中最重要的一天。双方讨价还价的具体细节至今仍是一个谜。德国方面，冯·旺根海姆完全遵照了其政府首脑的指示：远在柏林的帝国宰相说得很清楚，除非土耳其人能对战争中的德国做出什么出乎意料的重大贡献，否则就要拒绝奥斯曼帝国的请求。实际上，土耳其人也完全不愿意参战。正如事态的发展将证明的那样，大维齐尔和他的同僚们并不希望土耳其卷入战争。因此，从表面上看，土耳其人没什么能提供给德国的东西。然而，到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三位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却从德国人手里拿到了一份结盟协议，双方在次日下午正式签署了这项协议。

不仅整个谈判是秘密进行的，协议的第八款还规定，整个协议也应当继续保密。协议的第四款给了C.U.P.的领袖们他们最想要的东西：“一旦奥斯曼帝国的领土遭遇威胁，德国有保卫其不受侵犯之义务，必要时应不惜诉诸武力。”整个协议到1918年12月31日到期，在此之前，德国的此项义务一直有效。

反过来，根据协议，对于当时塞尔维亚与奥匈帝国之间的冲突，奥斯曼帝国应当严守中立，仅在德国按照德奥之间的协议被迫卷入战争时，奥斯曼帝国才有参战的义务。仅在这种情况下，奥斯曼帝国承诺将进行武装干预，并准许德国驻伊斯坦布尔的军事使团对奥斯曼帝国军队的行动施加“有效影响”。

就在协议签署的第二天，奥斯曼帝国下令开始总动员，但同时宣布在欧洲冲突中保持中立。奥斯曼帝国与德国之间的协议依然保密，恩维尔和他的同谋们宣称其总动员令并不针对协约国。奥斯曼帝国的领导者们还故意与协约国的代表对话，强调他们之间依然有可能维持友好关系。恩维尔甚至向他们暗示，土耳其或许会加入协约国一方。

在此之前一直对奥斯曼帝国的能力持怀疑态度的柏林方面，此时焦急地想要获得土耳其的援助。8月5日，德国总参谋长开始向土耳其人施压，要求他们在对英和对俄战事方面支援德国；而就在几个星期之前，这位总参谋长还说，如果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盟，它对德国来说并不是一项“资产”。尽管有来自德国的压力，但土耳其人不想被迫匆忙投入战争。实际上，由于缺乏运输设施，奥斯曼帝国也无法迅速地完成动员。

德国军事代表团已经指导了奥斯曼帝国陆军数年。因此，德国大使应当很清楚，奥斯曼帝国最早也要到秋末或冬天才可能真正投入战斗。在8月1日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战争会在几个月内结束。所以，在冯·旺根海姆看来，等到奥斯曼帝国做好战争准备，战争恐怕已经接近尾声了；即便如此，他还是跟青年土耳其党缔结了盟约。然而，他从柏林得到的指示是，只有在青年土耳其党证明自己有能力为战争中的德国提供重大支持的情况下，他才可以与土耳其缔约。那么，这个“重大支持”到底是什么呢？

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土耳其人在那一天并没有拿出什么新的东西来。也就是说，冯·旺根海姆并没有遵守柏林发出的指示。或许，他这么做是为了博取德皇的欢心；或许，是欧洲战争全面爆发的前景让他改变了10天前的看法，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但事实上，冯·旺根海姆一直是依照柏林发来的指示办事的。因此，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尚未有历史学家问过的令人迷惑的问题：恩维尔究竟在8月1日给了德国什么新的承诺，使德国大使改变了主意，同意由德国保护奥斯曼帝国？

III

20年前，一个有趣的事实浮出了水面。一位研究德国外交档案的学者发现，1914年8月1日，恩维尔和塔拉特在与德国大使冯·旺根海姆的一次会谈中突然提出，他们可以把世界上最强大的战舰之一——“苏丹奥斯曼一世号”——移交给德国。冯·旺根海姆接受了这一提议。两个星期之后，英国的情报机关得到来自德国的情报称，德国舰队的指挥官们曾十分热切地期待着接收这艘十分重要的全新战舰。而显然，当丘吉尔将这艘军舰扣留之后，他们又感到非常失望。

历史学家们没有仔细地研究过这段历史，有可能是因为它在表面看上去不合情理。恩维尔和塔拉特不可能想要把土耳其视若珍宝的战列舰交给别人，毕竟土耳其民众不仅在这艘军舰身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更投入了炽热的感情，整个帝国都以这艘军舰为荣。哪个领导者要是胆敢提出把这艘军舰送给他国，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但是，证据就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他们确实私下里向冯·旺根海姆提议，要把这艘军舰送给德国。

而在20多年前，一份对奥斯曼帝国档案的研究中曾捎带提到了一段对话，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段史实。就在恩维尔和塔拉特向德国提出转让军舰的同一天——1914年8月1日——恩维尔向青年土耳其党的其他领袖透露说，英国已经控制了“苏丹奥斯曼一世号”。也就是说，在8月1日这一天，他就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我们现在知道，土耳其人在7月29日就担心丘吉尔即将对“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动手，随后在丘吉尔确实动手之后的7月31日向英国表示了抗议。因此，恩维尔完全有可能在8月1日之前就已经获悉英国夺取了这艘战列舰。

这样一来就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了。除非土耳其人可以证明他们有能力为击败协约国做出重大贡献，否则冯·旺根海姆不应当同意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盟。事实是，他在8月1日同意了缔结盟约的请求，尽管在那之前的一个星期里他都不相信奥斯曼帝国的武装力量能做出什么重大贡献。因此，为恩维尔和塔拉特赢得了德国这个盟友的所谓“重大贡献”，莫非就是他们在8月1日做出的转让“苏丹奥斯曼一世号”的提议？

倘若恩维尔和塔拉特在做出这一秘密承诺之前就已经知晓英国人夺走了“苏丹奥斯曼一世号”，他们就完全可以在做出这一承诺的同时不受国内的指责，因为在提议之时，这艘军舰其实就已不在土耳其人手中了。实际上，德国人自始至终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被耍了。他们似乎一直以为，恩维尔和塔拉特提出这一条件时是真心实意的，只是在几天之后接到了有关丘吉尔所作所为的正式通知时，这才意识到恩维尔和塔拉特已经无法履行承诺了。而到了这个时候，德国已经正式签署了协议，承诺保护奥斯曼帝国不受敌国侵害；而德国人得到的，却只是恩维尔和塔拉特开出的空头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