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高门阴谋

I

8月1日，德国和青年土耳其党的代表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秘密会谈。在会谈期间，土耳其陆军大臣恩维尔在德国大使馆秘密会见了德国大使汉斯·冯·旺根海姆和德国军事代表团负责人奥托·利曼·冯·桑德斯。他们会面探讨的主题是，如果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签订条约并加入德国一方对俄国作战，德土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应当采取何种形式。在他们看来，如果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先掌握制海权。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德国的地中海舰队——包括强大的“戈本号”及其姐妹舰“布雷斯劳号”——应当驶往伊斯坦布尔，以加强黑海中奥斯曼帝国舰队的实力，从而让土耳其和保加利亚陆军可以放心大胆地入侵俄国。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三个人似乎都不认为“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可以加入这一任务。我们可以猜测，恩维尔其实已经知道英国人夺走了这艘战舰，而德国人相信这艘战舰正在奉恩维尔之命驶向北海的港口，以便加入德国舰队。因此，他们相信，已经在地中海中游弋的“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直接驶往伊斯坦布尔是更加合理的安排。

会谈结束后，利曼和冯·旺根海姆就请求德国政府将德国舰队派往土耳其。8月3日，德国海军部向地中海舰队的指挥官威廉·苏雄（Wilhelm Souchon）海军少将下达了这一命令。苏雄在8月4日清晨收到了无线电报。此时，他的舰队正在阿尔及利亚海岸附近，准备阻挠法国从法属北非向本土运兵。苏雄决定不马上执行命令，而是先炮轰了阿尔及利亚的两座港口，随后返航到中立的意大利西西里的港口墨西拿（Messina）补充燃料，那里有德国的补煤站。由于“戈本号”的锅炉出了些问题，这支舰队直到8月5日早上才抵达墨西拿。

就在补煤的间隙，苏雄又收到了从柏林发来的电报。发给他的命令有变。恩维尔在邀请德国战舰前往伊斯坦布尔之前，并没有征求其同僚的意见，而他的同僚们完全不急于卷入战争。因此，在发现德国军舰已经出发之后，奥斯曼帝国政府马上警告柏林说，他们不同意德国军舰来伊斯坦布尔。于是，柏林方面只好发电报给苏雄，告诉他造访奥斯曼帝国首都的行程已经“不可行”。但是，苏雄认为这只是一个预警，而不是命令，决定继续向土耳其进发，迫使土耳其人就范。德国海军将领的这个个人决定成了整个事件的转折点。

与此同时，奉丘吉尔命令跟踪“戈本号”的英国舰队在8月4日的夜幕中丢失了目标。不过，到了8月5日，他们又发现了“戈本号”。英国舰队的指挥官准备在“戈本号”加煤完毕，驶出墨西拿海峡时实施截击。他预计“戈本号”会再次前去袭击北非海岸，于是把舰队部署在西西里岛的西侧，待“戈本号”从墨西拿返航时发动攻击。另一支规模小得多的舰队则被部署在了东北方向很远处的亚得里亚海上，准备在“戈本号”逃回母港普拉时挡住其去路。

在英国一边，伦敦方面的政治想象力有多差劲，英国海军在海上的军事表现就有多糟糕。无论是外交部、陆军部还是海军部，都没有把奥斯曼帝国纳入其战略计算之中。而无论是伦敦的领导者还是前线的指挥官，也都没考虑过苏雄可能会率领舰队驶往伊斯坦布尔。在看到他一路向东驶去之后，他们还认为他只是在设法躲避英国舰队，并认为他早晚会掉头向西折返。

8月6日，“戈本号”及其姐妹舰“布雷斯劳号”驶出墨西拿海峡。苏雄本以为会被一支实力强大的英国舰队挡住去路，结果却发现前方一片坦途，于是直奔爱琴海而去。

“都是舰队指挥官的错，”首相的女儿后来对丘吉尔说，“他竟然没有在墨西拿海峡的两端各部署一艘战列巡洋舰，反而在其中的一端部署了两艘，在另外一端什么也没部署。”她对丘吉尔建议说，不如让他手下的海军将领们都退役，提拔校官们取而代之。

苏雄在向东行驶的路上其实还遇到过一支英国舰队。但是，面对强大的“戈本号”，这支英国舰队选择了避战退缩。凭借德国舰队的出色发挥和英国追击舰队的愚蠢表现，苏雄的舰队终于抵达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处。

II

8月6日凌晨1时，大维齐尔与德国大使商讨了“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的命运。英国地中海舰队正紧紧跟随着两艘德国战舰。因此，如果土耳其人不许德国战舰进入海峡，它们就会被困在土耳其要塞和英国舰队之间。大维齐尔赛义德·哈利姆告诉德国大使，他的政府决定允许德国战舰进入海峡，躲避追击。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这个条件一说出口，德国大使就意识到它非常之苛刻。显然，与英国人的理解完全相反，青年土耳其党政府的目标是摆脱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控制。奥斯曼帝国政府要求德国必须接受六项影响深远的提议。第一项提议就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其赋予德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的种种特权，这也是C.U.P.最重要的政治主张之一。其他提议则在书面上确保了土耳其在德国取得战争的胜利之后可以分到一杯羹。在德国人看来，这些提议简直无法形容。但对冯·旺根海姆来说，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些条件，除非他想把“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抛弃在英国海军射程极远的舰炮火力之下。土耳其人的做法无异于拿枪指着他，逼他做决定。

土耳其人允许德国战舰进入海峡的举动，被伦敦的英国海军部解读为伊斯坦布尔和柏林之间的勾结串通。丘吉尔和他的同僚们并不知道真实的情况其实是土耳其敲诈了德国。恼火的丘吉尔飞快地起草了一封电报，命令英国海军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他其实并没有独立下达这一命令的权力。而且，一旦英国海军执行了这一命令，这种做法完全可以被伊斯坦布尔方面解读为战争行为。英国舰队发电报回来要求确认这一命令，海军部只好回复说“措辞有误”，“无须封锁”。于是，英国军舰就停留在了公海，等德国军舰出来。

英国向奥斯曼苏丹的政府抗议说，根据国际法的惯例，作为中立国的土耳其必须让德国军舰离开海峡，或是直接将其羁押。但奥斯曼帝国政府并没有采取这两种做法。利用法律上的这种局面，奥斯曼帝国政府决定进一步敲诈德国人。

冯·旺根海姆还没从8月6日土耳其人提出的无理要求中缓过劲来，大维齐尔又在8月9日找上门来，给这位德国大使带来了更多的消息。赛义德·哈利姆宣称，奥斯曼帝国可能会与希腊和罗马尼亚一道签署一份条约，公开宣示中立。这样一来，还留在土耳其水域的“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就会破坏土耳其的中立地位，因此必须想办法解决此事。奥斯曼帝国政府提出，他们可以假装购买这两艘战舰：土耳其人取得这两艘战舰的所有权，并且装作已经为购买它们向德国付过款了。如此，这两艘战舰留在土耳其就没有任何阻力了，也不会妨碍土耳其的中立地位。

8月10日，德国宰相从柏林给冯·旺根海姆发电报，命令他拒绝土耳其的提议，并且督促土耳其马上参战。但是，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们并不急于让奥斯曼帝国卷入欧洲的战事。当天，冯·旺根海姆被召到奥斯曼帝国政府，大维齐尔怒气冲冲地对他横加指责，抱怨“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来得太早了。赛义德·哈利姆全然不顾奥斯曼帝国政府自身在事态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再次提出了由土耳其接手两艘德国战舰的建议，但遭到了冯·旺根海姆的拒绝。

于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单方面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谎称已经购买了这两艘德国巡洋舰，并且为此支付了8000万马克。消息一出，帝国上下欣喜若狂。8月14日，十分沮丧的冯·旺根海姆告诉柏林，他们除了配合这个“出售军舰”的故事之外已经别无选择。如果德国否认这一消息，可能会激起当地民众强烈的反德情绪。柏林采纳了他的建议。8月16日，海军大臣杰马尔帕夏出席庆典，正式将这两艘军舰纳入奥斯曼帝国海军。

土耳其人缺乏能够操纵和维护这两艘复杂战舰的军官和船员，于是决定暂时由德国人代劳。苏雄被任命为奥斯曼帝国黑海舰队的指挥官，他手下的水手则收到了菲斯帽和奥斯曼帝国海军的制服，并完成了入伍手续，加入了苏丹的海军。在伦敦，整个事件都被视作德国人精心设计的阴谋，其目的是要让奥斯曼帝国的人看到，丘吉尔用不正当的方式夺走了他们的现代化战舰，而德国人却慷慨地把现代化的战舰交给了他们。甚至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还在沿用这一说法。

就在大约一星期之前，愤怒的学童涌上了伊斯坦布尔的街道，抗议丘吉尔夺走了他们用自己的钱购买的战舰。因此，英国政府的领导者们确信这两件事情是有关联的。英国首相对土耳其“购买”德国军舰一事的评价是：“土耳其人对温斯顿扣押战舰的事情非常不高兴，这再自然不过了。”

现在，轮到丘吉尔对土耳其人不满了。8月17日，首相注意到“丘吉尔变得极为好战，还要求派遣一支鱼雷艇分队闯进达达尼尔海峡，威胁‘戈本号’及其姐妹舰，如有必要，就将它们击沉”。但是，内阁却更倾向于陆军大臣和印度事务大臣的意见：此举会让英国看起来像是侵犯奥斯曼帝国的入侵者，这对英国的利益有害。

但是，奥斯曼帝国似乎还是在滑向敌方阵营。在伦敦，最让人信服的解释是丘吉尔扣押土耳其战舰的做法导致了这一后果。温德姆·迪兹从土耳其返回了英国，途中还十分大胆地经过了柏林。他在伦敦拜访了他的老朋友——奥斯曼帝国驻英国大使。他发现，伦敦流行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扣押战舰的事情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当然对战舰被扣押这件事感到不满，但即便英国人交还战舰，也不会改变土耳其人亲德的政策。

对俄国扩张的担忧是左右奥斯曼帝国政策的核心因素。土耳其大使告诉迪兹，倘若协约国赢得战争，它们会主动参与或被动默许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而如果德国赢得战争，它就不会允许奥斯曼帝国被瓜分。这就是奥斯曼帝国政府亲德的原因。迪兹告诉他，协约国也不会允许奥斯曼帝国被瓜分。但是，恩维尔已经跟这位大使说过，协约国以前也给过类似的保证，最后却食言了。（恩维尔没有告诉大使，德国还做出了保卫奥斯曼帝国领土的书面承诺。恩维尔和他的同僚们仍然把土耳其与德国之间的盟约对外保密，人们直到多年之后才知晓它的存在。）

与土耳其大使的交谈让迪兹大为警觉。他警告新任陆军大臣基钦纳伯爵，土耳其对协约国的意图感到忧心忡忡，因此正在滑向敌方阵营。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俄国一直在试图肢解奥斯曼帝国，而现在俄国是英国的盟友。因此，英国要想让奥斯曼帝国政府感到安心绝非易事。但迪兹还是认为英国应该为此努力。

与此同时，丘吉尔对奥斯曼帝国的敌意正在日渐增加。在他看来，奥斯曼帝国正在变成敌国。他在8月下旬得到的情报表明，德国军官和其他人员正在经由中立的保加利亚从陆路进入土耳其，到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中任职。到了8月26日，利波斯海军少将向丘吉尔汇报说：“此时此刻，君士坦丁堡已经几乎完全落入德国人手中。”

丘吉尔继续催促英国政府采取行动。9月1日，他推动海军部和陆军部举行联合参谋会议，制订进攻土耳其的行动预案。第二天，他得到内阁的授权，如果土耳其军舰与“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一同驶出达达尼尔海峡，英国舰队可以将它们击沉。随后，他告诉守在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的英国舰队的指挥官，如果土耳其舰船单独驶出达达尼尔海峡，英军指挥官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将它们赶回去。丘吉尔的这个命令可谓是一记昏着，它迫使土耳其人采取了一项收效惊人的反制手段。

9月27日，英国舰队根据丘吉尔的命令截住了一艘土耳其鱼雷艇，并把它赶了回去，因为这艘鱼雷艇上载着德国水手，违反了中立法则。为了报复英国人的行为，恩维尔帕夏授权指挥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防御工事的德国军官封锁了海峡，并且完成了海峡内的布雷工作。此举切断了协约国商船的航路，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对俄国来说，达达尼尔海峡是一条通往西方的没有冰封期的航路，俄国50%的出口贸易都依赖这条航路，尤其是它的小麦出口。俄国需要靠出口小麦来换取资金，以及购买战争所需的武器和弹药。如果协约国的领袖们能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他们就会发现，土耳其人在海峡内布雷的行为可能会导致沙皇俄国的崩溃，继而让协约国在战争中失败。

达达尼尔海峡的自由通航是受到条约保护的。因此，奥斯曼帝国当局再一次违犯了国际法，而且似乎又是温斯顿·丘吉尔的所作所为招致了这一后果。

不过，奥斯曼帝国仍然没有宣战。这种消极对抗的姿态使得丘吉尔束手无策、分外沮丧。

III

丘吉尔并不知道，此时的形势让德国政府也感到束手无策、分外沮丧。德国军方一直试图让土耳其加入战争，结果只收获了恼怒与绝望。

持续发酵的“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问题未能刺激英国向土耳其宣战，这让柏林方面大为失望。德国和奥匈帝国驻土耳其的大使不断收到来自本国政府的命令，要求他们推动土耳其人采取行动。但是，两位大使都意识到，不论青年土耳其党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大维齐尔和他的同僚们都有充足的理由不让土耳其立刻卷入欧洲战事：土耳其武装力量的动员工作尚未完成；即便动员完毕，空虚的奥斯曼帝国国库如何供养大军也是一个问题。除此之外，土耳其与巴尔干邻国，尤其是与保加利亚的谈判也还没有取得成果。

从一开始，奥斯曼帝国政府就说得很清楚，土耳其只可能与保加利亚一起参战。的确，在恩维尔、冯·旺根海姆和利曼·冯·桑德斯在8月1日制订的战争方案中，他们也假定保加利亚会与奥斯曼帝国共同出兵。首先，保加利亚就横在土耳其通往欧洲其他部分的主要路线上；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保加利亚这个邻邦一直在企图夺取更多的土地。如果保加利亚在奥斯曼帝国军队在外与俄军作战时乘虚而入，入侵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就会陷入无助的境地。“我十分确信，”大维齐尔对德国大使说，“德国不想让土耳其自杀。”

但是，保加利亚人却不愿意轻易做出承诺。8月19日，塔拉特与保加利亚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条约。条约规定，如果两国中的任何一方遭到第三国的进攻，另一方有义务提供援助。不过，这项条约是不适用于土耳其加入德国一方对俄国开战这种情况的，因为保加利亚还没准备好介入俄德之间的冲突。身在伊斯坦布尔的德国人意识到，这就意味着奥斯曼帝国会继续保持中立。

柏林和伦敦都对伊斯坦布尔的局势感到十分沮丧。我们提到过，丘吉尔当时不再相信土耳其会严守中立，因而请求内阁批准他派遣舰队进入达达尼尔海峡，击沉“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而就在两天之后，身在伊斯坦布尔、站在丘吉尔对立面的利曼·冯·桑德斯将军也深感绝望，认为自己已经无法让土耳其投入战争，因而向德皇请求准许他和他的军事代表团回国。像丘吉尔一样，他对青年土耳其党感到非常恼火，他甚至说要与恩维尔和杰马尔决斗。利曼在发给德皇的请求书中指出，从恩维尔近期的表态和军事部署可以看出，C.U.P.打算让土耳其一直袖手旁观，直到战争结束，或者至少也要等到局势明朗，德国已经胜券在握的时候再动手。他还指出，如果奥斯曼帝国政府继续让军队处于动员状态，那么或许还没投入战争，土耳其军队就会因为缺少资金和食物而崩溃。差不多就在利波斯海军少将向温斯顿·丘吉尔汇报说“君士坦丁堡已经几乎完全落入德国人手中”的时候，利曼·冯·桑德斯将军也向德皇汇报说，伊斯坦布尔的整体氛围已经让他难以忍受，德国军官已经无法继续在此履职了。

但是，德皇拒绝了利曼回国的请求。在9月初的第一次马恩河战役结束之后，德国在西欧速战速决、迅速赢得战争胜利的计划破灭，德国随之加紧对土耳其施压，要求其投入战争。在德国大使冯·旺根海姆看来，这项任务非常不切实际，至少眼下如此。就连曾被他形容为“像磐石一样坚定地支持德国”的恩维尔也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土耳其还没有在军事上做好准备，而且恩维尔的同僚们依然反对参战。但冯·旺根海姆没办法向本国政府解释这一情形。

1914年9月8日发生的事情清晰地揭示了德土两国政府在根本目标上的分歧。当天，奥斯曼帝国政府突然单方面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赋予外国的特权，其中也包括赋予德国的。得知这一消息后，德国大使勃然大怒。他威胁说，他本人和德国军事代表团将马上收拾行装返回母国。结果，不论是他自己还是军事代表团都没有离开。这充分表明，土耳其的话语权自7月下旬以来已经大为增强。

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大使居然与他们的敌人——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大使——一道向奥斯曼帝国政府表示了抗议。随后发生的事情表明，土耳其政府的领导者们已经变得非常善于在不做出任何承诺的前提下与外国眉来眼去。德奥两国大使私下里告诉奥斯曼帝国政府，他们眼下无意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协约国的大使们则表示，只要土耳其继续保持中立，他们可以接受土耳其的决定。

于是，10月初，奥斯曼帝国政府决定采取行动。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的外国邮局全部关闭；外国人从此开始受土耳其法律和法院的管辖；土耳其不仅收回了对外国进口货物的关税管辖权，还提高了关税税率。

IV

土耳其的不参战政策正在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因此，恩维尔帕夏选择在这个时候开始密谋反对这项政策和它的主要倡导者——大维齐尔，乍看上去着实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德国在伊斯坦布尔不可忽视的军事存在，包括“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这两艘战舰，可能是恩维尔考虑的因素之一。不过，德俄战争的局势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在7月和8月，对俄国侵占土耳其领土的担忧是决定其政策的主要因素。但到了9月，随着俄军的溃败，恩维尔似乎开始转而考虑夺取俄国的土地，于是从支持防御性的政策转向了支持进攻性的政策。对奥斯曼帝国和中东局势而言，他的这一政策转变可谓是一个转折点。

我们可以推断，德国在8月底的坦能堡战役和9月正在进行的马祖里湖战役中的军事胜利让恩维尔相信，如果土耳其想要分得俄国的土地，就必须赶在德国独自击败俄国之前迅速参战。随着数十万俄军阵亡或被俘，即便是比恩维尔冷静的观察者也会认为俄国即将输掉战争。德国这班胜利的列车即将离站，一心投机的恩维尔似乎相信，这是他跳上列车的最后机会了。9月26日，恩维尔没有跟他的同僚们商量，就亲自下令对所有外国船只（实际上是对协约国的船只）封闭达达尼尔海峡。一星期之后，他告诉冯·旺根海姆，局势已经不在大维齐尔的掌控之中。

在伊斯坦布尔，一扇扇紧闭的门后正进行着权力斗争。英国外交部对C.U.P.的内部政治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用一种十分简化的观点看待问题。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后来回忆，自己曾说“只有暗杀恩维尔才能阻止土耳其与德国结盟”，还曾说“在土耳其充斥着危机和暴力的时期，往往会产生两类人——暗杀者和被暗杀者，而大维齐尔比他的反对者们更有可能成为后一类人”。

倘若当时能有一位消息灵通的英国大使，他是否有机会对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事件的进程施加一些影响呢？历史学家们不停地辩论着这一话题，当然也并没有什么方法能够验证谁对谁错。

尽管细节依然不为人所知，但在1914年的秋天，C.U.P.中央委员会的内部的确存在不同派系和个人拉帮结伙的斗争。恩维尔的影响力增强了，因为他赢得了塔拉特贝伊的支持，而塔拉特本人是党内最主要派别的领袖。

C.U.P.内部的其他领袖也像恩维尔一样认为德国很可能会赢得战争。不过，到当时为止，他们还认为没有必要为了这个预测赌上帝国的命运。他们都是政治家，恩维尔却是一位斗士。他比丘吉尔更年轻、更冲动，与丘吉尔一样对荣誉充满了渴望。如果土耳其加入德国一方参战，身为陆军大臣和德国最亲密的伙伴，恩维尔会得到很多机会提高自己的名望和地位。这位风度翩翩的人物似乎有着用不完的好运气，但他的能力却是有限的。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既可能在赌桌上赢，也可能在赌桌上输。他把自己的筹码押在德国人身上，以为自己是在进行一项投资，殊不知这不过是一次赌博。

10月9日，恩维尔告诉冯·旺根海姆自己已经获得了塔拉特和众议院议长哈利勒贝伊的支持。他说，下一步就是要争取海军大臣杰马尔帕夏的支持。如果得不到杰马尔的支持，恩维尔就打算挑起一次内阁危机。他宣称，凭借自己在中央委员会里的拥趸（实际上这些人是塔拉特的拥趸），他可以组织一个支持参战的新政府。恩维尔夸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他向德国人担保说，最晚到10月中旬他就能让土耳其参战。他告诉德国人，他唯一需要的就是德国人拿出黄金来，帮他供养军队。利曼已经向德皇汇报过，如果没有资金支持，奥斯曼军队可能很快就会崩溃。因此，德国人早已经知道他们对资金的迫切需求了。

10月10日，杰马尔加入了恩维尔的密谋。10月11日，恩维尔、塔拉特、哈利勒和杰马尔进行了磋商，随后告诉德国人，他们一伙人已经下决心参战。只要德国送价值200万土耳其里拉的黄金到伊斯坦布尔来充当军费，他们就会立刻授权苏雄对俄国发动进攻。10月12日，德国通过铁路，经由中立的罗马尼亚运出了价值100万土耳其里拉的黄金，随后在10月17日又运出了价值100万里拉的黄金。10月21日，第二笔黄金抵达伊斯坦布尔。

接着，塔拉特和哈利勒就改了主意。他们提出，土耳其可以留着这笔钱，但是依旧在战争中保持中立。10月23日，恩维尔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德国人。他告诉德国人，只要另一位军人出身的大臣杰马尔还站在他一边，他们就不需要担心。尽管他后来宣称塔拉特又回到了主战派的阵营，但恩维尔已经不打算再尝试说服青年土耳其党和奥斯曼帝国政府参战了。既然无法让土耳其向协约国宣战，他决定设法刺激协约国政府向土耳其宣战。

恩维尔和杰马尔下达密令，准许苏雄率领“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进入黑海袭击俄国船只。恩维尔打算宣称，这两艘战舰是在遭到俄国人攻击之后被迫自卫的。然而，苏雄却并没有依令行事，而是炮击俄国海岸，公开挑起了战端。这位德国海军将领又一次推动了历史的进程。他后来说，他的目的就是要“迫使土耳其人卷入战争，哪怕他们不情愿”。苏雄的做法让外界清清楚楚地看到，“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发动的攻击是有预谋的，恩维尔再也找不到任何借口来掩饰他的真实意图了。

这一变故的结果是，在伊斯坦布尔发生了公开摊牌。大维齐尔和内阁逼迫恩维尔给苏雄发电报，命令他停火。在接下来的近两天时间里，伊斯坦布尔发生了一场政治危机，其细节就连通常情况下消息灵通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也知之甚少。奥斯曼帝国政府内阁和C.U.P.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充斥着辩论、威胁、拉帮结派和提出又撤回的辞呈。看起来，他们最终达成的共识与英国的阿斯奎斯在战争爆发前的想法相似：第一要务是维系党内团结。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都赞同新组成的三巨头——塔拉特、恩维尔和杰马尔——的观点，即奥斯曼帝国现在应当参战。不过，他们也兼顾了大维齐尔和财政大臣主张的少数派的观点，以避免党内出现分裂。

10月31日，恩维尔告诉德国人，他在内阁里的同僚们坚持要给俄国人送一封道歉函。在德国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提议。但是，恩维尔表示，在攻击俄国一事上“欺骗”了同僚们之后，他在内阁里已经被孤立了。他说，他已然身不由己。

恩维尔和他的德国同谋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已经没必要紧张了。在伦敦，英国内阁已经咬钩了。英国人不知道青年土耳其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他们还以为奥斯曼帝国政府一直以来就是与德国人沆瀣一气的。在苏雄对俄国人发动了袭击之后，这边的奥斯曼帝国政府还没来得及起草道歉函，那边的英国内阁就授权向土耳其人递交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立即驱逐德国军事代表团以及“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上的德国官兵。土耳其人没有照办。这次，丘吉尔干脆省掉了向内阁汇报的步骤，直接在10月31日下午向英国在地中海的舰队下令，“立刻对土耳其展开敌对行动”。

接到丘吉尔命令的英国舰队指挥官并没有立即执行命令。因此，土耳其并不知道英国已经对自己开战。在伊斯坦布尔，恩维尔仍然在担心俄国可能会接受土耳其的道歉。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他又一次从中作梗，在土耳其人的道歉函里加上了愤怒指责俄国挑衅的字眼。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在预料之中了：沙皇政府拒绝接受这一指控，向奥斯曼帝国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随后于11月2日宣战。

11月1日，英国海军开始对奥斯曼帝国采取敌对行动。在11月1日到2日的夜里，奥斯曼帝国内阁召开了一次充满戏剧性的会议，就连以大维齐尔为首的主和派也不得不承认帝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但是，伦敦方面尚未正式对土耳其宣战。

11月3日，英国战舰按照丘吉尔的指示炮击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外围要塞。后来有人批评丘吉尔，认为他孩子气的轻举妄动相当于给了土耳其人一个警告，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要塞有多么脆弱。不过，土耳其人似乎并没有在得到这个警告后采取什么补救措施。对当时的土耳其人而言，这场炮击的主要意义是它宣告了战争的开始。

11月4日，阿斯奎斯坦言“我们现在已经与土耳其公开开战了”，但例行程序却被人忽略了。一直到11月5日上午的枢密院会议上，英国人才在对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宣战声明中加上了奥斯曼帝国的名字。

就这样，英国有些漫不经心地卷入了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之中，这也反映出了当时英国内阁中各位大臣的态度：他们并不十分重视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也没有花大力气去阻止这场战争的发生。他们并没有把土耳其视作一个特别危险的敌人。

V

伦敦并不知道（实际上一直到多年之后才知道），早在英国海军部夺取土耳其战舰之前，恩维尔就已经提出、开始磋商并最终签署了土德两国之间的秘密盟约。同样，伦敦也不知道，其实是奥斯曼帝国不顾德国的反对，主动夺取了“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唐宁街相信的是官方的记录，即德皇主动提出将德国军舰转让给土耳其，以弥补“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和“雷沙迪耶号”被英国人强征带来的损失，并以此来拉拢被丘吉尔伤害了的土耳其人，使他们亲近德国。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是丘吉尔导致了英国与土耳其的战争。即便是到了1921年，劳合·乔治还在用这件事指责丘吉尔。实际上，是苏雄和恩维尔开启了土耳其与协约国的战争，但英国公众却认为开启战争者是丘吉尔。

丘吉尔本人则从1914年8月开始就不断指出，把奥斯曼帝国变成英国的敌人是有好处的。现在，英国终于可以在探讨最终和平方案的时候考虑肢解奥斯曼帝国，并把它的领土许诺给其他国家了。英国可以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作为诱饵，吸引意大利和巴尔干国家加入英国一方参战。

作为殖民帝国道路上的后来者，意大利把孱弱的奥斯曼帝国视作最主要的可供瓜分的目标，迫不及待地想要夺取更多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最终，这一渴求将助推意大利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

巴尔干国家也企图夺取更多的土地。如果英国想要用奥斯曼帝国的土地来诱使巴尔干国家与自己结盟，它首先必须调解巴尔干国家之间相互冲突的领土野心。一旦英国成功做到这点，这些巴尔干国家将会给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带来巨大的军事压力，也有助于推动协约国迅速取得对德战争的胜利。

早在8月14日，阿斯奎斯就曾记录道：“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Venizelos）有一个大计划，他想要组织一个巴尔干国家联邦，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阿斯奎斯在8月21日提到，内阁里的一些大臣把意大利、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视作潜在的重要盟友。他写道，劳合·乔治“非常热衷于组建一个巴尔干邦联”，“温斯顿则极为仇视土耳其”。但是，他本人“极为反对任何针对土耳其的侵略行动，以免刺激到我们在印度和埃及的穆斯林子民”。其实，丘吉尔并不像阿斯奎斯描述得那么冲动。实际上，丘吉尔还花时间与奥斯曼帝国的领导人进行了私下沟通，其中包括恩维尔和希望保持本国中立地位的一些领导人。他只是比其他人早两个月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直到他确信土耳其已经不可能继续保持中立的时候，他才转而开始鼓吹让土耳其卷入战争的有利之处。

到了8月底，丘吉尔和劳合·乔治成了巴尔干邦联方案的积极倡导者。8月31日，丘吉尔给巴尔干国家的领导者们写了一封密信，力劝他们组建一个包括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黑山和希腊的邦联，并加入协约国一方。9月2日，他开始与希腊政府密谈，讨论英国和希腊应当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军事合作，共同进攻奥斯曼帝国。

9月底，丘吉尔写信给爱德华·格雷爵士说：“我们安抚土耳其的尝试，让我们在巴尔干地区的政策变得束手束脚。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对土耳其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或是对它宣战。只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应当与巴尔干国家，尤其是保加利亚进行磋商，并且无须考虑土耳其的利益和领土完整。”他又补充了一些看法，随后总结道：“我所要求的就是，在您以后确保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国家采取一致行动的努力尝试中，就不要再顾及土耳其的利益和领土完整了。”

格雷和阿斯奎斯更加谨慎，不像丘吉尔和劳合·乔治那么热衷于巴尔干邦联方案。不过，至少在一点上，他们还是取得了共识。起初，为了说服土耳其保持中立，格雷和阿斯奎斯指示英国谈判代表可以向土耳其做出承诺：只要土耳其保持中立，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将得到尊重。至于土耳其不能保持中立会有怎样的后果，格雷早在8月15日就明确地给出了答案：“反过来，如果土耳其站到德国和奥地利一边，并且又打输了战争，那么倘若土耳其在小亚细亚地区丢掉土地，我们自然是不会对此负责的。”

因此，当奥斯曼帝国真的卷入了战争（当时的人们认为它是被丘吉尔拉进了战局，现在看起来则是被恩维尔和苏雄推进了战局），英国决策者们的态度就是不言而喻的了。1914年11月9日，首相在伦敦发表演说时预言，这场战争“已经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敲响了丧钟，不仅在欧洲如此，在亚洲也一样”。

1914年早些时候，保守党议员、该党最主要的土耳其问题专家马克·赛克斯爵士在英国下议院警告说：“奥斯曼帝国的覆亡将是我们自身消亡的第一步。”威灵顿公爵、坎宁、巴麦尊和迪斯累里都曾意识到，保持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完整对英国和欧洲都十分重要。然而，就在不到一百天的时间里，英国政府彻底扭转了一百多年来推行的政策，试图摧毁这个起到缓冲作用的大帝国；而以往的英国政府曾经为了保卫这个帝国不惜冒开战的风险，甚至真的走向战场。

英国内阁制定这项新政策的理由是，土耳其的种种作为已经让它不应再享有英国的保护。在战争的混乱之中，阿斯奎斯政府忽视了英国传统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实：保护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并不是为了保障土耳其的利益，而是为了保障英国的利益。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一直有这样一种想法：奥斯曼帝国覆亡后，中东的政治命运将由欧洲国家左右。现在，英国最终肢解奥斯曼帝国的决定终于让历史走上了这条轨道。

因此，在1914年，有一件事英国的领导者们看得十分清楚：奥斯曼帝国参战，标志着中东重塑的开始——更确切地说，是现代中东形成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