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语言学时期翻译理论研究和发展

站在20世纪的门槛外，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F．W．Nietzsche，1844—1900）注视着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惊呼“上帝死了！”主张“重估一切价值”。哲学家特有的敏锐直觉告诉世人：一个全然崭新的世纪来了！

活跃在世纪之交的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关注20世纪初德国和奥地利的心理学家创立的“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gestalt在德语中是“完形”之意，指的是一个由各个部分组成的整体具备独立部分所没有的特性，不同于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他还注意到欧美各国语言学界的各种原理和方法，特别是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W．D．Whitney，1827—1894）坚持符号的任意性概念，强调语言是一个系统，把语言看成是词和句子的总和以及法国社会学家E．杜克海姆（E．Durkheim，1858—1917）把语言视作一种社会行为，并将它与个人心理行为严格区分开来。这些观念汇成索绪尔语言学的思想基础，让这位被称作“现代语言学之父”的大成者走在构建现代语言学的正确轨道上。有人甚至认为，20世纪的语言学，都是索绪尔语言学。索绪尔去世之后，他的学生根据他讲课的笔记整理出版了被称为现代语言学“圣经”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1916）。在这本书中，索绪尔区分了“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组合”和“聚合”以及“所指”和“能指”，这些构成了语言“符号”系统。赵世开这样评价这位语言史上的巨人对20世纪语言学的影响：“本世纪前半叶，以索绪尔的学说为基础，在欧美语言学中出现了结构主义思潮，欧洲有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美国有描写语言学派。”（1990：7）

多数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学者把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1887—1949）看成老师，还有人把他称为“美国语言学家之首”。布龙菲尔德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是《语言论》（Language，1933），在书中他把语言看成一连串刺激和反应的行为；制定了描写语言结构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比如区分黏附形式和自由形式，直接成分分析（immediate constitute analysis），等等。它的重要性在于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科学（赵世开，1990：129）。

20世纪成为科学的现代语言学枝繁叶茂，衍生出体系完整的分支学科，如语音学（phonetics）、音系学（phonology）、形态学（morphology）、句法学（syntax）、语义学（semantics）、语用学（pragmatics）等等，以及交叉学科，如心理语言学（psycholinguistics）、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计算语言学（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linguistics）等等。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在题为《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s Aspects of Translation，1959）中，直接将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理论导入翻译，清晰地将翻译区分为三类：

1．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就是用同一语言中的某些语言符号来解释另一部分语言符号（rewording）。关于这类翻译，最典型的莫过于汉语使用者将文言文（古诗文）翻译成现代白话文了。例如，先秦《诗经》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回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茫茫苍苍的芦苇上，清晨的露水凝结成霜。我所思念的心上人啊，就在河岸边上。逆流而上去追寻她（他），道路艰险又漫长；顺流而下寻觅，她（他）仿佛在河水中央。”

2．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指的是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符号来解释另一种语言符号。我们最通常认为的翻译，就是语际翻译。在中国，少数民族使用的民族语言和汉语之间的翻译也属于语际翻译。

3．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是指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反之亦然。比如，站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梵高名作《星夜》（The Starry Night）前，美术教师用语言引导学生欣赏似乎是画家在幻觉和眩晕中所见的高度夸张变形与充满强烈震撼力的星空旋转意象；或者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来表现家喻户晓的中国古代民间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都属于符际翻译的范畴。

关于雅各布森内涵与外延边界清晰的翻译分类，博学的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29—　）在他那令人敬畏的皇皇巨著《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1975）中用智慧的话语将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二者有机关联。斯坦纳指出：

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即将一种语言中的文字符号用另一种语言中的文字符号来阐释，是人类任一话语行为中特殊而突出的交际和接受过程案例。认识论和语言学方面不清晰的语际翻译问题之根本是因为它们在全部语内语篇中就已模糊不清。（Translation proper，the interpretation of verbal signs in one language by means of verbal signs in another，is a special，heightened case of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reception in any act of human speech．The fundamental epistemological and linguistic problems implicit in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are fundamental just because are already implicit in all intralingual discourse.）

（Steiner，2001：436）

语言学在20世纪的蓬勃发展给翻译理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译学理论由传统的对语言和翻译的感性抒发升华为对语言学和翻译的理性探索，海量的语言学研究成果被自觉运用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领域。

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在《翻译问题探讨》（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1st edition 1981）中说：“翻译理论源自于比较语言学，属于语言学范畴，是语义学的一项主要内容；所有的语义问题都和翻译理论相关。”（Translation theory derives from comparative linguistics，and within linguistics，it is mainly an aspect of semantics；all questions of semantics relate to translation theory.）（Newmark，2001：5）

除了《翻译问题探索》，纽马克的译学研究代表作还有《论翻译》（About Translation，1991）、《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1988）、《翻译短评》（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1993）。纽马克对翻译研究做出的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并区分了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他自己也明确表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概念代表了我对一般翻译理论最主要贡献”。（The concepts of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and semantic translation.）（Newmark，2006：10）纽马克极其重视在翻译研究中运用语义理论，他认为，意义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关系网络”，好比大脑中的思想通道一样迂回曲折（Meaning is complicated，many-levelled，a“network of relations”as devious as the channels of thought in the brain）（Newmark，2006：11）。在先前把意义分成认知意义（cognitive meaning）、交际意义（communicative meaning）、联想意义（associative meaning）的基础上，他后来为自己著作写的引言中，将译者关注的意义分成四类：1．语言意义（linguistic）；2．所指意义（referential）；3．语用意义（pragmatic）；4．音美意义（phonaesthetic）（Newmark，2006：xvii）。由此可以看出纽马克对意义的理解也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同样，他按语言功能将文本类型分类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在《翻译问题探索》中，文本功能被分为三类：表达功能（expressive）、信息功能（informative）、呼唤功能（vocative）（同上：21）。在《翻译教程》中，纽马克增加了另外三种功能：美学功能（aesthetic）、寒暄功能（phatic）、元语言功能（metalingual）（同上：42—44）。综上所述，纵贯纽马克翻译研究过程的始终是两大语言学焦点：语言的意义和功能。

比纽马克更早以语言学视角研究翻译的代表性人物有英国著名的约翰·卡特福德（John Catford，1917—2009）。1965年，他的代表作《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西方翻译理论界和语言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1年，中国学者穆雷翻译出版了该著作。该书甫一开始，便将语言学与翻译关联，给出了翻译的定义：

翻译是一项对语言进行操作的工作，即用一种语言的文本（text）来替代另一种语言的文本的过程。显然，任何翻译理论都必须采用某种关于语言的理论，即普通语言学的理论。

（卡特福德，1991：1）

卡特福德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前言中坦言其目标在于“建立一种翻译理论”，尽管是“尝试性”和“不完善的”。实现目标的路径是“分析和描述翻译过程时，必须充分使用语言描述中已确立的各种范畴。换言之，必须采用一种语言的理论，即普通语言学理论”。对此，廖七一的评价是卡特福德“率先使翻译摆脱了评点式、随感式和印象式的翻译批评方法”。（2001：146）

和纽马克同时代的美国语言学家、《圣经》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可能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西方翻译理论学者。这应该感谢谭载喜从20世纪80年代起便多次不遗余力地以编译的形式向中国翻译界介绍这位美国学者和他的著作（1984年出版《奈达论翻译》，1993年出版《跨语交际》，1999年出版《新编奈达论翻译》）。精力充沛的奈达生前为研究探讨语言学和翻译问题曾游历上百个国家，在上百所大学演讲，也来过中国十数次，曾经为纽马克、谭载喜、廖七一等多位中外学者的专著作序，其对翻译理论研究传播所倾注的热情感人至深。这位以毕生精力投入语言学和《圣经》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除了语言学领域的代表作《形态学》（Morphology，1946）和描写语言学的入门读物《语言学对话》（Linguistics Interludes，1947）之外，还给世人留下了多部翻译理论著作，主要有：《翻译科学探索》（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1964）、《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1969）、《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论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Bible Translation，1986）。谭载喜认为奈达的翻译思想可以分成三个主要发展阶段：1．描写语言学阶段；2．交际理论阶段；3．社会符号学阶段。（1999：xv）这种观点得到了廖七一、郭建中等学者的一致认同，成为对奈达翻译理论最精辟的概括。

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奈达和合著者塔伯给出了教科书式的翻译定义：

翻译指的是在接受语中用最接近自然的等值来再现源语信息，首先是语义上的，其次是语体上的。（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

（Nida and Taber，2004：12）

在这条定义中，奈达认为翻译首先要译意，“译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再现信息”（Translating must aim primarily at“reproducing the message”）（同上：12）。这和奈达主张内容为主、形式为次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将意义分为言内意义（linguistic meaning）、所指意义（referential meaning）和情感意义（emotive meaning）的同时，奈达认为应该区分“形式对应”（formal correspondence）和“动态等值”（dynamic equivalence）。后来，他又用“功能等值”（functional equivalence）取代了“动态等值”。

其次，奈达定义翻译时使用了关键术语“equivalent”。该术语一般被翻译成“对等”或“等值”，但不是“同一”或“相同”。他本人也在书中进一步强调“译者必须尽量追求等值而不是等同”（The translator must strive for equivalence rather than identity）。（同上：12）

奈达在他的翻译著述中，不时谈到作为评价译文质量标准的读者反应（readers’ response）：

根据“读者的反应”来研究译文是否得当，涉及若干根本性的问题。首先，测定原文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往往十分困难。其次，对译文读者的反应进行有效评估常常也是不可能的。（There are a number of fundamental problems involved in studying translation adequacy in terms of“readers’ response”．In the first place，it is often very difficult to determine how the original readers comprehended the text，and in the second place，it is frequently impossible to evaluate effectively the responses of those who read a translated text.）

（奈达，2001：315）

奈达的读者反应论和德莱顿于17世纪提出的关注读者的观点相似。关于谁是最具代表性的读者，谭载喜这么认为：

奈达心目中的读者是有关话语的特定读者，评判译文质量时必须看这些读者的反应。但他并没有说要普通的译文读者来核对原文，因为普通读者是不懂原文语言的，或知之甚少。也就是说，执行评判任务的人不是一般读者，而是译者、译文批评者和语言学者，即阿诺德所说的“既懂原语文字又能欣赏诗文的学者”。我们如果不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奈达的读者反应论，所作出的结论就可能是片面的、不中肯的。

（谭载喜，1999：xxiv）

值得着重说明的是，在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奈达后期的著作除了关注“功能等值（functional equivalence）”之外，对语言、文化和翻译问题也着墨不少。其后期的一本著作直接以“语言、文化与翻译”（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on）为题，在该书序言中，奈达认为：

语言在文化中的作用以及该文化对词和习语意义的影响无处不在，如不仔细考虑原文的文化背景，对几乎任何文本都很难作出恰当的理解。（The role of language within a culture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ulture on the meanings of words and idioms are so pervasive that scarcely any text can be adequately understood without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its cultural background.）

在这本著作的“语言与文化”一章中，奈达直言道：

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掌握两种文化甚至比双语能力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它起作用的文化中才有意义。词典和百科全书固然是获取整体文化信息的重要来源，但它们绝不能取代（译者）个人在外语社群中的亲身体验。（For truly successful translating，biculturalism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bilingualism，since words only have meanings in terms of the cultures in which they function．Dictionaries and encyclopedias ar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strategic cultural information，but they can never take the place of personal involvement in a foreign society.）

（奈达，2001：308）

实际上，奈达的翻译理论早已溢出《圣经》翻译的范畴，涉及翻译的诸多方面，也引来了各方面的评价。但最容易获得普遍认同的判断是，身为语言学家的奈达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大量引入、借鉴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成果，无疑打通了奔向翻译理论的康庄大道。他后期关注语际交际中的文化因素，导入社会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的观点和方法开展翻译研究，似乎预示和肇启了后来的文化转向运动以及翻译研究中诸流派日趋多元化的视角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