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里或许要解释一下，什么是文学本身发展变化的历史。这其实是一个颇令人困惑的问题，如果从建构的角度讲，文学原初是没有所谓“本身”与不“本身”的问题，因为文学是在人类文明历史的进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的领域的。文学意识的出现、凝聚和不断地拓展也是在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并且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互相碰撞和补充的过程。即是说所谓文学意识和文学观念不是一个概念界定清晰，为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文化群体共同认同的对象，只能说文学意识存在于各个时代的文化人相互交流和对话的语境中，是在一个长时段中慢慢凸显出来的。它不像是我们今天的教科书，有一个相对权威的定义。不必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文学观念，就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语境中也会有不同的阐释。例如孔子，一方面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另一个方面，强调“辞达而已”，在第三种场合下，他又说：“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固然，此处的“文”和“辞”可以各有解释，但是在模糊的概念中，一定有着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含义。

另外，文学意识或者说文学观念也不是一经萌发，便就此成型，不再更动和变化，而是一直在演变。现在人们最通常的说法是将萧统在《文选序》中的说法“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看成是独立的文学意识出现的标志，这固然有其依据。然而读者可能会忽略《文选序》的另一精彩之处，这就是将自远古到南北朝期间文学的建构过程简略地勾勒了出来。《文选序》认为在原始时期“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接下来，从天文到人文，文的含义在各个时代是不相同的，即“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并且文的含义也越来越丰富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所谓“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1]

《文选序》还举了“赋”产生的例子来说明“文”的变迁状况，认为“赋”原本作为诗的六义之一，后来慢慢变成了一种独立的文体并且势头越来越繁荣昌盛，于是“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寔繁”^[2]。

应该说，通过“赋”体的历史变迁这样一个例子，《文选序》已经生动简约地说明了文学的建构和逐渐演进的过程，以及“文”的概念在语用方面的变化。由此，再说到《文选》自身所选文章的标准，如“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还有那些“盖见坟籍，旁出子史”的文章，均略诸不取。其实是想表明，该选本在诸多的“文”的含义中，独取“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之一种，并不是说其他的文章，不属于文的范围，而是说自家喜欢的是那些有华丽辞章的文章，可以单独拿出来成为一种类别。当然《文选序》的这一“宣言”意义重大，在这之前，无论是挚虞《文章流别集》，还是刘勰《文心雕龙》，或者别的著述中，均是先将文体分类，再有所论述。即如钟嵘的《诗品》，也只是在五言诗中，分出个上、中、下品来，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判断。还从未有这样一种编选方式，以某种文体以外标准的来选编文集。尽管收录在《文选》中的篇章，也是以赋、诗、骚……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来分类，但是《文选序》从另外一个角度，或者说从另外一种观念上，将一部分诗赋文章与另一部分诗赋文章区分开来，而区分的依据就是有无“翰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是独立的文学意识，或者说审美意识的出现。

翻翻《昭明文选》，我们可能会有些许失望，入选的文章并不都是那么精彩，或者说后世的人们对于赋和骈体的接受远不如对唐宋八大家散文的接受，因为赋体过于铺排夸饰，文胜于质，走上了“畸形发展”道路^[3]，所以难以为继。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关键是《文选》在所有的文类之上，有了一个新的评判标准，那就是文采和辞章的华丽。之所以《文选》将赋体放在诗和骚的前面，或许就是因为赋在这方面做到了极致。今天人们来写中国文学史，关于赋的创作，占了很小的一部分，并且基本只介绍两汉的赋，对魏晋以后的赋，略过不表。在两千多年的文学长河中，赋自有其应有的地位。但是在编《文选》的年代里，赋体和骈文在萧统等看来，就是第一等的文学，是文学的精华所在，所以《文选序》才有“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寔繁”的说法。

曾经在一些文学史中，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似乎到初唐，陈子昂的“文章道弊五百年矣”一声吼，至中唐韩愈“横空盘硬语”的文章一出，齐梁以来的奢靡文风就一扫而空了。甚至还有研究者认为古文运动“由于在思想领域内，代表了当时稳定和巩固中央政权的历史要求，因而得到了广大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古文运动也随之获得了有利的发展条件”^[4]。当然，相比较齐梁以来的骈体文，古文运动确实倡导和“提供了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文体，便于明畅地表达思想，便于形象地描写人物和事件，也便于自由地抒情或抒情气氛的渲染”^[5]。

然而，文体的解放是一回事，实际的情形是另一回事，因为一直到宋初，朝廷命李昉等人编撰《文苑英华》集时，还是将赋体放在第一位。《文苑英华》所录文章上接萧梁，下到五代，仅赋体就达一百五十卷之多。最好地体现了文学“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的发展过程。《文苑英华》对各种赋的划分体例也很特别，是以“天象”“岁时”“地类”“水”“帝德”等来分类，体现的是传统的伦理秩序，换今天的说法，则是政治正确的反映。《文苑英华》中收录了大量唐、五代的赋，由此可见，尽管苏轼称颂韩愈的文章“文起八代之衰”，但是起码到宋代前期，齐梁以来的文风仍然有强盛和深远的影响，在文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才有陆游的“国初尚《文选》”的说法。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不仅道出了《文选》及赋体文章在当时的普及程度，而且还将文风转变的具体时期也指了出来：“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之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6]

“建炎”是赵构的第一个年号，可见这种情形到了南宋才有大的改观，故有说“六代、隋、唐骈丽奇靡之作，知文章者，盖摈弃焉。南宋以后，吕伯恭、真希元稍取正大，而所集殊隘”^[7]。南宋文风的转变，应该跟整个宋代理学的兴盛有关，理学既有探究义理，开拓学术思想领域的一面，也有“为万世开太平”经世致用的一面，对于内容空洞，无节制的修辞表达和过于奇靡的文体，自然难以接纳，所以在摈弃之列。

不过，摈弃归摈弃，若以唐宋八大家之类的古文来替换骈体文，此风习要到明代才彻底扭转。据说“唐宋八大家”的称谓，也是明人提出来的，因为“迄于有明，唐应德、茅顺甫文字之见，实胜前人”^[8]，所以，这一新的文学见解和文学观遂为文化人所接纳，同时也渐渐成为时代的风尚。郭英德将唐宋八大家的经典化过程，作了文献上的细密梳理，颇为详尽，兹录于下文：

南宋吕祖谦（1137—1181）编选《古文关键》，收录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曾巩、张耒等八家六十多篇文章，并加以圈抹评点，指示作文的门径与关键。“八大家”中，有七家入选，仅缺王安石一家。

元代陈绎曾（生卒年未详）撰著《文荃》一书（又名《文章欧冶》），自序于至顺三年（1332），其中有《古文谱》八卷，在卷四“制”下的“家法”一节中，明确列出“别集”九种，即“韩文、柳文、宣公文、欧文、荆公文、三苏文、曾文”。其中“宣公”指唐人陆贽（754—805），“荆公”即王安石。在陈绎曾所例举的古文“家法”中，唐宋文入选者九家，“八大家”均已在列。

元末明初浙江临海人朱右（1314—1376），首次专门选录韩、柳、欧、曾巩、王安石和三苏之文，编成《六先生文集》。所谓“六先生”实为八家，因为他将三苏合成一家，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白云稿》提要说：“八家之目，实权舆于此。”朱右另有《唐宋六家文衡》一编，据贝琼（1314—1379）《唐宋六家文衡序》（《清江文集》卷二八《中都稿》），此书内容与《六先生文集》相仿。而且“其定《六家文衡》，因损益东莱吕氏之选”，可见《六家文衡》是以吕祖谦《古文关键》为蓝本的。朱右的这两部散文总集早已失传，但却明确标示出，最晚在元末明初，文坛上已逐渐认可韩、柳等人为散文写作的“八大家”，并且认为：“盖韩之奇，柳之峻，欧阳之粹，曾之严，王之洁，苏之博，各有其体，以成一家之言，固有不可至者，亦不可不求其至也。”（贝琼《唐宋六家文衡序》）

明中期唐顺之（1507—1650）编纂《文编》，自序于嘉靖三十五年丙辰（1556）。该书除了收录《左传》《国语》《史记》等先秦两汉文章以外，秉承朱右的传统，唐宋时期仅收录八大家之文，目的在于以八大家散文作为“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唐顺之《文编·自序》）。

其后，茅坤（1507—1601）在《文编》的基础上，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一书，并加以圈抹评点，作为后世读书作文的楷模。该书初刊于万历七年（1579），后来已在整理重刻，流传极为广泛，以至于四库馆臣感慨道：“一二百年来，家弦户诵，固亦有由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唐宋八大家文钞》提要）于是“唐宋八大家”之名最终得以确立，并在清代派生出各种“唐宋八大家文”选本，如吕留良（1629—1683）等《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储欣（1631—1706）《唐宋八大家类选》、张伯行（1652—1725）《唐宋八大家文钞》、汪份（1655—1721）《唐宋八大家文分体读本》、沈德潜（1673—1769）《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孙琮（约1692年前后在世）等《山晓阁选唐宋八大家文》等。^[9]

以上虽然是对吕祖谦到茅坤近四百年间的有关文献编选的梳理，但是却可以看成是唐宋八大家概念的漫长的形成史，也反映出文献背后的文学思潮的动向。特别是清代以来，一窝蜂地出版唐宋八大家的各种选本，既有文学方面的内因，也有印刷术发达的因素，当然更有读书人风气时尚方面的原因。

对于唐宋八大家的推崇，使得清代的姚鼐在编《古文辞类纂》时，将论辩类文章放在第一位，且由贾谊而下，居然直接韩愈等唐宋八大家，从汉初到中唐其间近千年光景，只录了司马迁的《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旨》一篇，真所谓“眼空千古”。也许在姚鼐看来，既然情感类的宣泄有唐诗宋词等来抒发，有诗词歌赋来承当，那么在散文中，说理论道的文辞自然该有论辩类文章来阐发。因为“论辩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10]。至于选文的标准，可能考虑到孔子述而不作，没有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所以先秦的各家都不取，理由是“孔、孟之道与文，至矣。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录，录自贾生始”。再则“盖退之著论，取于六经、《孟子》，子厚取于韩非、贾生，明允杂以苏、张之流，子瞻兼及于《庄子》”^[11]，也等于是兼顾了诸子各流派。

《古文辞类纂》首推论辩类文章，可能与姚鼐的文学理想有关，因为论辩类文章自有其义理之美，只不过长期以来被掩盖罢了。经由宋明理学的熏染，文化人越益看重有思想内容的文章。诚如姚鼐在《述庵文钞序》中有言：“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12]在《复秦小岘书》中又言：“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据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13]虽然是异趋而同为，三者相统一，但还是以义理为首，所以作为桐城传人的曾国藩说道：“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以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14]这里的“义理”不是宋儒的“义理之学”，而应该是指思想内容，学理思考；“考证”是指有扎实的材料支撑；“文章”则是指文采。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从《古文辞类纂》所选的贾谊、韩愈、欧阳修、苏轼等文章出发来理解，而不是从单纯的概念出发来判定。

[1] 见《昭明文选·序》，京华出版社，2000年，第3页。

[2] 同上书，第3页。

[3] 见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334页。

[4]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第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86页。

[5] 同上。

[6] 见（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载《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522页。

[7] 见（清）姚鼐纂集，胡士明、李祚唐标校：《古文辞类纂·吴刻古文辞类纂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页。

[8] 同上。

[9] 见郭预衡、郭英德主编：“再版总序”，《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10] （清）姚鼐纂集，胡士明、李祚唐标校：《古文辞类纂·古文辞类纂序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页。

[11] 同上。

[12] 贾文昭编：《桐城派文论选》，中华书局，2008年，第91页。

[13] 同上书，第94页。

[14] 同上书，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