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种情况到20世纪末有了改观，一些学者开始系统关注中国文学史作为学科的整体研究状况。其中代表性的著述有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等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学史》。该著述在“导言”中称，该研究是“对文学史研究的历史进程所做的系统清理和总结”^[1]，“它要对中国文学史学科的起源与发展、历史与现状、分期与分派、动因与动向等问题作出自己的考察、梳理、排比、阐说……”^[2]

该著述既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早期形态，并对其相应的文学观念作了梳理和阐述，也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文学通史）写作的演变及其历史背景作了描述。因此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学史》中，已经开始把文学观念演变和建构的历史呈示了出来。在该著述的“导言”中，陈伯海就将“建构”的概念写进了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中。

作者认为文学史的建构和文学史料的拓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提出了文学史料拓展的几种形态：

其一是由当代文学资料转化为文学史料。任何时代的现实的文学活动其实都是历史的延伸，它和文学史的进程是一脉相承的。但处在现时代环境下的人们并不把它当作历史，即使留存各种资料，也很少从“史”的角度来观照、整理，往往要等资料积聚到相当程度，时间上也形成一定的跨度，当下这一页已然填满和即将翻过，这些资料才会被人从眼前的记忆中撤除下来，整理并串合到历史进程中去加以有系统的阐释。……

其次是文学史新分支的成立，也会带来史料范围的扩大。比如说，在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戏曲、说唱、谣谚等俗文学或民间文学长时期以来“不登大雅之堂”，即不被认可为文学创作，有关资料也往往不作为文学史料来收集和珍藏，只是在这些文学样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它们的生命力的焕发受到一部分文人雅士的关注和赏爱，文学史家开始将它们纳入自己的视野时，新的史料学分支才有可能建立起来。……

第三种形态是非文学史料向文学史料转变，可以举“红学”的演进作为典型例子。在“旧红学”阶段，索隐派风行一时，《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则鲜为人知，他的生平和家世也得不到文学史家的垂顾。“五四”以后“新红学”起来，考定曹氏为《红楼梦》的撰人，断言小说所写的故事里有作者自身经历的影子，于是其生平事迹、亲朋交游、家世渊源乃至旧居遗物，一一被勤心发掘钩稽，都进入了文学史料的行列，《红楼梦》的研究便也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在这过程之中，原来被视为小说底本的材料，如顺治帝与董鄂妃的情事、纳兰的家世等，则被剔出“红学”研究的范围，说明文学史料的拓展与清除确实是并存的。^[3]

上述有关文学史料的拓展和变化的三种形态，其实就是文学史观念演变的具体表现，当然从建构的角度出发，或许应该再补充一条，放在最前面，那就是文学史料最初的产生，即在上古的文献资料中，人们开始是怎样将文学的和非文学的史料区分开来的，是如钱穆所说，“中国文学的确立，应自三国时代的曹氏父子起”，曹丕的《典论·论文》“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关键，因文学独立的观念，至此始确立”^[4]。还是应该从《昭明文选》算起？

当然，不管从哪儿算起，文学史研究的进展体现在文学史的写作上会有一个滞后的现象，因此在1990年代以来出版的许多种文学史虽然越写越厚，材料的吸纳也越来越多，但是在具体的写法上，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是在作家作品的介绍和阐释上有所变化或加大了分量，而在体例和框架上没有大的变动。编撰者的一些新的想法和创见往往只体现在著作开端的绪论和导言中，并没有进入每一章的编写内容中。故有的学者认为，“近三十年来，新的中国文学史著虽出版不少，但均只是局部、枝节之变动或添补，对它作为民族国家文学之性质缺乏反省”^[5]。这里所说的对“民族国家文学之性质缺乏反省”是指文学史在写作上只关注文学与阶级、文学与社会发展、文学与民族进步以及文学的社会思想内容，而缺少对文学本身发展变化的研究。

[1] 见董乃斌等主编：“导言”，《中国文学史学史》（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页。

[2] 同上。

[3] 以上均见董乃斌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10页。

[4] 钱穆：《中国文学论丛》，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69页。

[5] 龚鹏程：“自序”，《中国文学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