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秋的龟卜

西周所传留的筮占例子极少，其实，即使是作为考古遗存的殷商甲骨记录，在占卜方面也只是为我们提供了简单的“问题”和“答案”，还不能为我们演现出整个的操演过程，更不能完全显现占问的历史情境。春秋时代就大不一样，《左传》及《国语》保留了许多文字记载，通过这些记载，我们不仅可以生动地了解当时的发问过程，也可以由这些解释活动而了解当时人们的文化与思想观念。

我们先来看龟甲占卜的材料，《左传》中最早的占例是桓公时：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庄公二十二年，杨注221—222页，以下引《左传》皆据此书页码，不再注明）

杨伯峻云：“疑‘凤皇于飞，和鸣锵锵’两句是卜书之辞，‘有妫之后’以下数句，则为占者之辞。”^[1]不管哪几句是卜书之辞，“是谓”表明，此例的断占依据了“卜书之辞”，是没有疑义的。此种卜书之辞，亦称为“繇”。如下例：

（卫）孙文子卜追之，献兆于定姜。姜氏问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丧其雄。”姜氏曰：“征者丧雄，御寇之利也。大夫图之！”（襄公十年，978—979页）

孔注：“繇，兆辞。”正如易筮有爻辞，甲占亦有兆辞，称为繇。孙文子为追寇事而行卜，他把卜后所得的龟甲裂兆呈给定姜，并说兆状若山陵之象。姜氏询问与此兆相应的繇辞为何，回答说繇辞是“有夫出征，而丧其雄”。按道理说，此繇辞所说的征而丧其雄，并未说是指对方；而姜氏断定说，这是指敌方丧雄，显示出占者明确以解释活动参与断占的自觉意识。

《左传》又载：

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对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飨，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僖公二十五年，431—432页）

这个例子与《洪范》中箕子所说的方法相近，卜而不决，再行筮占，而与《周礼》所说“先筮而后卜”的说法不同。在我们前面所引的一个占例中，孙文子占得兆后，见兆象如山陵，然后对比繇辞，以作出判断，并没有把兆象本身直接定义为具体意义。与孙文子之卜不同的是，卜偃是专职卜者，但他的占卜不用繇辞，而是用兆象直接来断占，故其甲占不引繇辞，而直言“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但龟卜未能使晋侯作出决断，故又行筮占。筮得“大有之睽”，说明“大有”的九三为变爻，大有九三爻辞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所以卜偃说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大有”卦为离上乾下，九三变为阴，下卦由乾变为兑，即成“睽”卦离上兑下，所以卜偃说日在上，天变为泽，而以天子降心解释。

从《周易》发展史来看，僖公（公元前659—前627年）时代已经有“大有”“睽”诸卦，也已经有了“之卦”的用法。卜偃断占时，引九三爻辞，以说明大有之睽；并且根据此爻辞解释说，受到天子宴享，一定是战而得胜；而受到王的嘉享，所以为吉。这个筮例比较单一，没有复杂的解释活动参与其中。

《国语》也有占例，如晋国：

献公卜伐骊戎，史苏占之，曰：“胜而不吉。”公曰：“何谓也？”对曰：“遇兆，挟以衔骨，齿牙为猾，戎、夏交捽。交捽，是交胜也，臣故云。”（卷七晋语一，252—253页，所引《国语》页码皆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本，下不注明）

晋献公欲伐戎，命史苏占卜，史苏为史官，而其职司包括卜筮。其行占得兆后，断为不吉。此例中“挟以衔骨，齿牙为猾”一句，应该与前例的“有夫出征，而丧其雄”一样，属于繇辞，史苏根据繇辞进行解释和判断，认为齿牙交错表示敌我交胜，所以判断为胜而不吉。

《左传》里较晚的一条材料是：

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发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墟，绵绵生之瓜。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公亲筮之，胥弥赦占之，曰：“不害。”与之邑，寘之而逃，奔宋。卫侯贞卜，其繇曰：“如鱼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灭之，将亡。阖门塞窦，乃自后逾。”（哀公十七年，1709—1710页）

此处的卫侯即庄公。“公亲筮之，胥弥赦占之”，但《左传》没有记载这些占问的过程，只记载了最后的“卫侯贞卜”。在这次的贞卜中，称引了繇辞，这个繇辞与前例中的定姜问繇的繇辞应属一类。这个故事说浑良夫死后为鬼致梦，将有以影响人事。卜人占之，已知其凶，但“卫侯无道，卜人不敢以实对，惧难而逃也”（杜注）。^[2]卜人不把占卜的真实结果告诉卫侯，这件事情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卜人的惧怕；另一方面，筮问活动被政治关系所扭曲，显示出卜人对占卜的神圣性的信仰已大大降低，而这在殷商时代大概是很难想象的。《礼记》中多次说到“不违卜筮”，《尚书》的《盘庚》更早就说过“吊由灵各，非敢违卜”，显示出古人对于卜筮结果与卜筮活动皆有一种神圣性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在春秋时代渐渐衰落。

关于《左传》中所记载的龟卜之例，据学者统计，至少有55例。由占问事体的不同，可见其数量分布的情形：征伐（20例）、命官（7例）、立储（4例）、营建（4例）、生育（3例）、疾病（4例）、婚姻（3例）、郊祭（8例）、雨（1例）、梦（1例）。这些被记载的占筮活动，按其国别分布：鲁（19例）、晋（18例）、楚（9例）、卫（7例）、郑（6例），其余各国皆为2例或1例而已。^[3]表明春秋时代各国用卜的情况很不相同。

这些统计表明，春秋时代龟卜之用，以鲁国、晋国、楚国、卫国和郑国为多，而鲁国与晋国为最多。龟卜之行用于征伐、政事、祭祀、男仕女嫁、生老病死，其中征伐最多，占20例：政事（合命官、立储、营建）次之，占15例。值得注意的是，卜祭共8例，而且皆为鲁国事。如果把征伐和政事都视为“政”，则“政”大大多于“祀”。如果再考虑到卜祭都是鲁国事，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春秋时代的“卜”占活动中，人事的重要性已远远超过神事。

[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一，中华书局，1990年，222页。

[2] 参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1709页。

[3] 参看刘玉建《中国古代龟卜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358—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