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辽东的社会变迁
由于记录元明之际基层社会的文献资料极度匮乏，研究者很难细致地考察这一时期的社会变迁。可行的研究路径，或许是透过传世文献复原与重要社会群体相关的历史事件，充分理解这些事件的历史蕴涵并从中抽取能够重构社会变迁的重要线索。本文关注辽东豪强集团的用意，就是透过这个社会群体探究元明之际辽东的社会变迁。
自汉末至辽金，辽东的华夏族群逐渐沦为少数族群，再加上清末以来内地人闯关东的历史记忆通常使人们忽略了明代辽东都司以华夏族群为主体的历史事实。[1]意识到辽东都司以华夏族群为主体的学者，又将上述事实归结为洪武大移民的结果。[2]然而，元明之际割据辽东半岛的刘益集团以华夏族群为主体，说明元代曾有大批内地移民迁入辽东半岛。这个群体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两个来源，一是被强行迁入的新附军及其家属的自然繁衍，一是自主迁入的移民及其后裔。高希凤一家的个案表明，到了元朝末年，部分内地移民已经由辽东半岛进入辽阳地区。
大批内地移民在元代迁入辽东半岛改变了当地社会的族群分布格局，促进了当地的农业开发和贸易繁荣。这些内地移民有的从事海上贸易，有的进行土地开发，经营有方者凭借经济实力与个人威望逐渐成为在地方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豪强。在“红巾之乱”中崛起的豪强集团首领刘益、张良佐皆为内地移民后裔。
元明鼎革后，豪强集团先后被收编为卫所官军。然而，这只是地方社会从州县体制转向卫所体制的一个侧面。那些为数众多的，没有加入刘益集团和高家奴集团的内地移民后裔和土著居民，包括那些没有参与军事、政治活动的豪强，同样被卷入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变迁的洪流之中。明廷利用抽垛政策，[3]将他们强行转化为卫所体制下的军籍人口。《辽东志》载：
壬子\[洪武五年\]，复设辽阳府州县，以千户徐便统署府事。安集人民，柔来绥附，众咸得所。已而，罢府州县，籍所集民为兵。[4]
《明太祖实录》载：
\[洪武六年六月\]定辽都卫请设辽阳府、县治，（中略）从之，命吏部铨官铸印。寻罢置辽阳府、县。[5]
综合上述两条史料可知：洪武六年六月，明廷废除了设立不久的辽阳府和辽阳县，同时开始在辽东推行抽垛政策。
辽东的抽垛政策是如何运作的呢？《明太祖实录》载：
置东宁卫。初，辽东都指挥使司以辽阳高丽、女直来归官民，每五丁以一丁编为军，立东宁、南京、海洋、草河、女直五千户所，分隶焉。[6]
参照上引《明太祖实录》“每五丁以一丁编为军”，与偰眉寿从明廷带回朝鲜的礼部咨文“为在逃洪武年间五丁原垛一土军应合取回”，[7]可知所谓“编”“垛”与前引《辽东志》“籍所集民为兵”的籍，皆指将民户强行转化为军户的抽垛，而抽垛的原则是每五名成年男丁抽垛一人为军。
自洪武六年废除辽阳府、辽阳县，至洪武二十八年辽东半岛上的金、复、海、盖四个州县并入同名卫所，[8]明廷通过抽垛政策逐步将在元代本为民籍户口的内地移民后裔与土著居民强行转变为军籍户口。
元代迁入辽东的移民后裔与土著居民在经历体制变迁的过程中，还要面对落籍辽东的内地官军所带来的社会压力。落籍辽东都司的内地官军主要有，洪武四年随马云、叶旺进入辽东的两万军士。[9]洪武十九年，为准备与纳哈出决战而成立的沈阳中卫。[10]此外，最初戍守海运重要码头牛家庄的若干千户所，很可能也是由内地军士构成的，他们于洪武二十三年被调入开原地区，构成了辽海卫。限于本文的研究范围，下面只讨论落籍在辽阳地区和辽东半岛的马云、叶旺率领的明军。
洪武四年，随马云、叶旺进入辽东的明军往往携带家口。《辽东志》载：
闵氏，六安州人。夫刘智才任天宁翼万户。岁己亥，智才疾笃，谓闵曰：“吾殆不起，汝年少，慎择所从。”闵泣，以死自誓。智才卒，氏年二十八，无子，抚妾子如己出。洪武四年，以夫属军籍，渡海戍金州。颠危，苦节，以礼自防。傭纫以供衣食。守臣上其事，诏旌表其门。[11]
“己亥岁”为至正十九年，这也就是说在洪武四年明军征辽时，刘智才已经故去十二年之久。由刘智才死后闵氏“抚妾子如己出”推断：刘智才的庶子可能未满十六岁。然而，当事官吏仍然命守寡十二年的刘智才之妻闵氏“渡海戍金州”。以常理推断，刘智才之妾及其妾所生之子亦应与闵氏同行。闵氏的例证表明：只要户籍隶属于肩负征辽使命的卫所，即使是孤儿寡母亦必须从征。由此推断：进入辽东的内地军士不是2万人而是2万户。洪武五年，攻克辽阳后，这2万户新移民皆在辽阳地区居住。洪武七年，2000户新移民被调入金州，[12]1.8万户仍在辽阳。纳哈出归顺后，在辽阳和金州的新移民又有一些人户被调往辽西，其具体户数已无从估算。可以确定的，是辽阳地区仍是落籍官军最主要的居住地。
对于元代迁入辽东的移民后裔与土著居民来说，不同的社会阶层面对着不同的压力。普通民众虽然在抽垛为军后获得了开垦50亩屯田的权利，但在内地军士的压力下，他们只能获得相对较差的土地。对于在元明之际没有参与军事、政治活动的豪强而言，问题就更为复杂了。在卫所体制推行的过程中，卫所武官逐渐取代了豪强在地方社会的支配地位。这些卫所武官，大多数是落籍辽东的内地武官。作为拥有官籍身份的新移民，[13]他们在扩张自己产业的过程中，势必会在不同程度上侵夺没有官籍身份的豪强的财产、土地和依附人口。
不过，没有官籍身份的豪强被彻底边缘化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至少在永乐初期，他们在地方社会中还保有一定的势力。刻于永乐年间的旅顺天妃庙碑载：
永乐丙戌春三月，推诚宣力武臣保定侯（按：孟善）以巡边阅庙，睹其事。召其郡之耆旧，谓曰：“天妃圣母，海道敕封之灵神也，克庇于人，食民之祭，往昔然矣。今之渡鲸波而历海道者，莫敢不致祭敬于祠下，咸蒙其祐。今欲重新创造，汝辈其效勤焉。”众曰：“诺。”于是，捐帑输金，鸠工抡材，兴工于永乐丙戌之二月二十六日，毕工于永乐丁亥之八月十五日。[14]
这里所谓的“耆旧”指的就是那些没有官籍身份的豪强。据上引碑文，永乐四年（1406），辽东总兵官孟善在金州卫所辖的旅顺口重修天妃庙时，仍然需要借助这些豪强的力量。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豪强迫于总兵官的压力才出钱赞助重修天妃庙的工程。
最后，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角度分析一下辽东的元明变迁。从历时性角度看，元代进入辽东的内地移民与洪武年间落籍辽东的内地官军构成了一股持续不断的移民潮，这股移民潮改变了华夏族群人口在当地属于少数族群的情况，最终使辽东都司形成了“华人十七，高丽、土著、归附女真、野人十三”的族群分布格局；[15]与此同时，从州县体制向卫所体制的变革，使得元代迁入辽东的移民后裔与土著居民被迫成为世代承担军役的军籍人户，没能获得官籍身份的本地豪强在卫所武官的排挤下逐渐失去了在当地社会的支配地位。从共时性角度看，元末的辽东、广东皆为豪强势力控制的地方社会。这就意味着，王朝鼎革之后，明廷面临着一个如何将身在边疆的地方豪强纳入国家权力体系的棘手问题。在广东，明廷迫使何真集团的首领及部分头目离开广东，[16]设立卫所防范仍留在当地的豪强势力。[17]在辽东，刘益集团被转化为卫所官军，其家属被编为卫所体制下的军籍人口。在东北边疆的局势稳定之后，明廷又将原刘益集团首领张良佐、房暠调离由其旧部组成的盖州卫。从某种意义上说，豪强势力在边疆社会的崛起与这些地方豪强最终被重新纳入国家权力体系，是元明之际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面相。
【作者简介】杜洪涛，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1] 何炳棣认为，大量移民涌入东北是近代的事情。直至晚清东北地区的人口仍然“十分稀少”，在明代仅有“数量有限”的汉人在东北的几个城市中定居。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86页。
[2] 曹树基认为，辽东都司总人口是50万，其中华夏族群人口是35万，这35万人都是明代迁入的内地人口。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5卷《明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81-282、278-279页。
[3] 所谓抽垛是一个历史概念，亦称抽丁垛集。如，《明会典》有“抽垛军”“抽丁垛集军”的记载。本文之所以不使用学界通行的垛集和抽籍的概念，是因为在通行的观念中垛集是按户征兵的方法，抽籍是按丁征兵的方法，但这种观点与下文所引史料“五丁垛一”不符。《明会典》卷129,《兵部十二》，第666页；同书卷154《兵部三十七》，第786页。
[4] 嘉靖《辽东志》卷8,《杂志》，第7页下。
[5] 《明太祖实录》卷83,洪武六年六月戊戌，第3册，第1485页。
[6] 《明太祖实录》卷178,洪武十九年五月癸亥，第4册，第2699页。
[7]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7页。
[8] 关于金、复、海、盖四个州县至洪武二十八年才并入同名卫所，参见杜洪涛：《明代辽东与山东的关系辨析——兼论地方行政的两种管理体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
[9] 杜洪涛：《明代的卫所体制与辽东社会》，第68页。
[10] 当时，明廷从河南、山东调来10328人在沈阳成立了沈阳中卫和沈阳左卫。纳哈出归顺后，沈阳左卫成为京卫，沈阳中卫落籍辽东。《明太祖实录》卷179,洪武十九年八月辛丑，第4册，第2706页。
[11] 嘉靖《辽东志》卷6,《人物志》，第43页上。
[12] 这两千户人口是在洪武七年调到金州的。《明太祖实录》卷87,洪武七年正月甲戌，第3册，第1544-1545页。
[13] 官籍是历史概念，指武官家族的户籍。杜洪涛：《明代的卫所体制与辽东社会》，第8384页。
[14] 程樗：《大连旅顺天妃庙碑》，载王晶臣主编《辽宁碑志》，第224页。
[15] 嘉靖《辽东志》卷1,《地理志》，第21页上。
[16] 刘志伟：《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
[17] 陈春声：《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下）》，《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