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观东江：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1]

赵世瑜 杜洪涛

拙文《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2]将在长城沿线发生的、以明朝和蒙古为主角的一系列事件，与“南倭”问题相联系，共同视为全球史时代变化的组成部分。文中认为了明代长城内外的频繁走私贸易，与明蒙和战具有相同的性质，即均是当时全球性的商业发展、城镇勃兴、人口流动等因素的产物。本文是前文的个案说明，故其历史背景于兹不赘，可参见前文。

所谓“东江”，得名于明天启年间所设的东江镇。当时，毛文龙以皮岛为中心建立起一支军事势力，东江镇即以其为基础而设，因皮岛在鸭绿江以东，故名。本文所说的东江势力，包括自东江镇设立至裁撤该镇所辖各岛的军事势力，其中既包括毛文龙任总兵时期的力量，也包括毛文龙被杀后陈继盛、刘兴祚乃至黄龙掌权时期的力量。从广义上说，它不仅包括军队，也包括在岛上屯垦和经商的流民。

以往研究毛文龙史事及东江势力的论著颇多，但多集中于毛文龙与袁崇焕的是非恩怨，偶尔有涉及海上贸易者，但大多略而不详。^[3]东江势力存在时间短暂，且处于偏僻的岛屿，但依然是辽东长城战守的延伸，其影响一直延续至入清之后，甚至可以将华南海上贸易与华北海上贸易勾连起来。重观东江史事，可以使我们将明清易代的政治变迁更为具体地纳入到一个全球史的视野之中。

[1] 需要说明，本文原刊于《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但因故有所删节，特别是注释，此处为完本。

[2] 赵世瑜：《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见本书或《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3] 关于东江史事，可参考，孟森：《关于刘爱塔事迹之研究》，氏著：《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7—143页。按：该文及文后之商鸿逵赘言论及刘兴祚、刘兴治兄弟与明、后金的三角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的复杂情势。其后专论毛文龙及东江史事者如，孟昭信：《<毛文龙来书>试析》，《史学集刊》1981年复刊号；陈生玺：《关于毛文龙之死》，《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2期；姜守鹏：《毛文龙与皇太极的关系——<毛文龙书信>简析》，《史学集刊》1984年第1期；许振兴：《论毛文龙的历史地位》，《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5期；〔日〕神田信夫撰，刁书仁译，薛虹校：《清太宗皇太极和毛文龙的议和》，《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1期；尹韵公：《袁崇焕诛毛文龙案考——兼论毛文龙》，《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1期；等等。松浦章依据《毛大将军海上情形》对毛文龙所占海 岛的耕地面积及屯田所得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却未对东江集团所掌控的海上贸易展开分析。参见〔日〕松浦章《天启年间毛文龙占据海岛及其经济基础》，〔日〕松浦章著，郑洁西等译《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5—120页。关于本文主题方面有较多发明者有，赵亮：《浅析明末东北亚政治格局中的东江因素》，《满族研究》2007年第2期；郑炳喆：《明末辽东沿海地区的局势——毛文龙势力的浮沉为中心》，中国明史学会等编：《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650—6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