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红巾之乱”与豪强崛起
元朝末年，蒙古军队的战斗力已经衰落，元朝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也日渐松弛。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与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元朝走向了覆灭的边缘。至正十一年（1351），刘福通拥戴已故白莲教首领韩山童之子韩林儿起兵反元。由于这只军队以佩戴红色头巾作为标志，因而被称为红巾军。红巾军的反元斗争发展迅猛，不但迅速攻占了河南大部分地区，而且人数增加到十余万人。与此同时，各地红巾军的反元斗争风起云涌。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占据江淮以南的徐寿辉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元廷不断组织军队讨伐红巾军。至正十四年（1354），元廷决心彻底消除叛乱，派遣丞相脱脱统帅四十万大军南征。
辽阳行省虽然远离红巾军活动的地域，但戍守辽阳行省的官军仍然无法置身事外。危素《送札剌尔国王诗序》云：“盗起河南，当事者不习兵事，悉调东北之兵。”[1]据此，辽阳行省的军队大都被调往内地平乱。统率“东北之兵”的是木华黎后王朵儿只，即危素所谓“札剌尔国王”。据《元史·朵儿只传》，“（至正）十四年，诏脱脱总兵南讨。中书省参议龚伯遂建言：‘宜分遣诸宗王及异姓王俱出。’”于是，朵儿只“领兵出淮南，听脱脱节制”。脱脱被解除兵权后，各地红巾军对官军展开反攻。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是，至正十五年（1355），刘福通在开封拥立韩林儿为帝，建立韩宋政权。至正十七年，刘福通派遣三路大军北伐。其中由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率领的中路军于至正十八年攻陷上都，随后向辽阳行省进军。当时，朵儿只率领的军队并没有返回辽阳行省，而是奉命驻守扬州。[2]
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红巾军攻克辽阳行省的治所懿州城，[3]随后进军“海、盖、复、金四州及辽阳路。所过杀掠、逃窜殆尽”。[4]危素指出，元廷调动东北边疆的军队南征是辽阳行省遭遇“红巾之乱”的重要原因：“当事者（中略）悉调东北之兵。兵虽集，而将帅不用命，独弱其力而劳其民。及盗由开平东去，焚掠无遗，而凶焰炽甚。向使先事属谋，责任行省以及诸王，训练甲兵，固守封筦，务农通商，以保乂东土，则祸患何至此极也！”[5]
红巾军进入辽西地区时，奉行的仍是其一贯的“流寇”主义策略。当关先生等人率领主力进入辽东之后，留在辽河以西的红巾军数量相对有限。至正十九年七月，奉命平叛的囊加歹、佛家奴、也先不花等率领探马赤军着手收复辽西地方。[6]同年冬季，官军收复了懿州城。[7]至正二十年四月，佥枢密院事张居敬又收复了辽河以西的重要城市兴中州。[8]
至正十九年，关先生等人率领主力进入辽东地区之后，突然改变了行动策略。《庚申外史》载：关先生、破头潘“住居辽阳。贺太平当相位，奏用其子也先忽都。时也先忽都为詹士，以为总兵大将军，取辽阳。太平意谓关先生、破头潘在晋、冀、西京，历上都，军常无留行。其破辽阳，必不能守，可以取辽阳，则其子功成。至，则关、潘军日治战马，一无退意。也先忽都畏之，缩迹不前，竟溃而归”。[9]
在红巾军控制辽东大部分地区的三年里，辽东半岛的社会秩序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一些地方豪强为了保护家族财产和人身安全组织乡兵抗击红巾军。《辽东志》在记述刘益集团据守的得利赢城时写道：“在复州城东八十里，元季土人筑之以避兵。”[10]该书又载：“高家奴团结乡民，结寨于老鸦山”；[11]“王哈剌不花团结民兵于复州”。[12]刘、高、王三人皆不见于《元史》，参照他们或为“土人”，或“团结乡民”“团结民兵”的行动，特别是刘、高二人据守的地方是远离复州、辽阳等较大城镇的山城或山寨，可知刘益集团、高家奴集团、王哈剌不花集团皆为豪强武装。
至正二十一年（1361）十月，关先生等率领红巾军主力十余万人进入高丽，豪强武装取代红巾军成为辽东社会的支配势力。至正二十二年正月，已经占领高丽京城的红巾军遭到高丽将领安祐、李芳实等人率领的二十万大军的围攻。在关先生、沙刘二等将领被杀，红巾军主力损失过半的情况下，破头潘率领余众“遁走鸭绿江而去”。[13]四月，撤入辽阳行省境内的红巾军遭到了高家奴集团的截击，破头潘被擒，四千多名红巾军将士战死。[14]失去主帅的红巾军在向西退却的过程中，于至正二十三年正月攻陷大宁，但在以也速为首的元军围剿下势力日衰。不久，逃离辽阳行省的红巾军余部在进攻上都时被孛罗帖木儿击溃。[15]
“红巾之乱”平定后，平叛官军与豪强集团逐渐演化为割据势力。《辽东志》载：
（明）太祖龙飞，剪除群雄，扫清六合，大兵方下幽冀。元丞相也速以余兵遁栖大宁，辽阳行省丞相也先不花驻兵开原，洪保保据辽阳，王哈剌不花团结民兵于复州，刘益亦以兵屯得利赢城，高家奴聚平顶山。各置部众，多至万余人，少不下数千，互相雄长，无所统属。[16]
上引《辽东志》将辽阳行省的割据势力分为两类，区分的方式是载或不载元朝授予的官职。被记录官职的是也先不花和也速，如前文所述，他们曾率领官军平定辽阳行省的“红巾之乱”。不载官职的是刘益、高家奴、洪保保和王哈剌不花。《辽东志》载：“先是，高家奴团结乡民，结寨于老鸦山。至是，以其众袭破头潘擒送京师，以高家奴为辽阳行中书省平章事。寻征入朝，授翰林承旨。以洪保保代之。”[17]据此，高家奴、洪保保在平定“红巾之乱”后被先后任命为辽阳行省平章。据《明太祖实录》，刘益也是辽阳行省平章。[18]参照高、洪二人被封为行省平章的时间与刘益抗击红巾军时本为“土人”的事实，可知刘益被封为辽阳行省平章亦在平定叛乱之后。王哈剌不花的情况应该与高、洪、刘三人相似。也就是说，《辽东志》编纂者清楚地知道到刘、高、洪、王本为豪强，与本为朝廷命官的也速、也先不花不同，因此有意识地用载或不载官职的方式显示这些割据势力的区别。[19]
[1] 危素：《危学士全集》卷5,《送札剌尔国王诗序》，第698页。
[2] 《元史》卷139,《朵儿只》，第11册，第3355页。
[3] 《元史》卷45,《顺帝八》，第4册，第946页。
[4] 嘉靖《辽东志》卷8,《杂志》，第7页上。
[5] 危素：《危学士全集》卷5,《送札剌尔国王诗序》，第698页。
[6] 《元史》卷45,《顺帝八》，第4册，第948页。按：《元史》原文为“进征辽阳”。参照下文将会提到的元军于至正十九年年底才收复懿州城；至正二十年方收复兴中州、义州等记载，可知《元史》“进征辽阳”之“辽阳”泛指辽阳行省而不是特指辽阳城。和田清、陈文石误将此处的“辽阳”理解为辽阳城，并且在没有直接史料支撑的情况下做出了至元十九年囊加歹、也先不花、佛家奴等围攻辽阳城，红巾军战败后分东、西两路遁走等与史实不符的论述。和田清：《明初の满洲经略（上）》，载和田清：《东亚史研究（满洲篇）》，第265-266页；陈文石：《明代前期辽东的边防》，载陈文石：《明清政治社会史论》，第182页。
[7] 《元史》卷140,《太平传》，第11册，第3371-3372页。
[8] 《元史》卷45,《顺帝八》，第4册，第950页。
[9] 权衡：《庚申外史》，《丛书集成续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影印本，第277册，第156页。
[10] 嘉靖《辽东志》卷1,《地理志》，第31页上。
[11] 嘉靖《辽东志》卷8,《杂志》，第7页上。
[12] 同上书，第7页上、下。
[13] 郑麟趾：《高丽史》卷40,《恭愍王三》，国书刊行会1977年整理本，第1册，第603页。按：中国方面的史料对红巾军主力在高丽战败的记载与朝鲜史料有所不同，《辽东志》言“高丽人谋杀关先生，破头潘遁还”。嘉靖《辽东志》卷8,《杂志》，第7上页。
[14] 郑麟趾：《高丽史》卷40,《恭愍王三》，第1册，第604-605页。
[15] 《元史》卷46,《顺帝九》，第4册，第962、963页；同书卷142《也速传》，第11册，第3402页。
[16] 嘉靖《辽东志》卷8,《杂志》，第7页上、下。
[17] 嘉靖《辽东志》卷8,《杂志》，第7页上。需要说明的是，据《高丽史》，至正二十二年四月，“辽阳行省同知高家奴邀击红贼”，五月，“辽阳行省平章高家奴遣使来请兵”。表面看来，高家奴原为行省同知，至正二十二年五月晋升为辽阳行省平章。然而《高丽史》在至正二十六年七月称高家奴为“辽阳平章”，同年十二月称他为“辽阳省同知”，可见《高丽史》中行省同知与行省平章实际上并无区别。参照前引《辽东志》记载元廷封高家奴为辽阳行省平章在擒获破头潘之后，可知《高丽史》所谓“辽阳行省同知高家奴邀击红贼”是在记述中提前使用了高家奴事后获得的官职。除上述四条记载之外，《高丽史》关于高家奴在元代的官职还有一条记载，即在至正二十一年时称他为“辽阳省总官”。这个不伦不类的官职，很可能是高家奴的僭称。郑麟趾：《高丽史》卷40《恭愍王三》，第605页；同书卷41《恭愍王四》，第625页；同书卷39《恭愍王二》，第601页。
[18] 《明太祖实录》卷76,洪武五年九月丁巳，第2册，第1396页。
[19] 《辽东志》始修于永乐十一年，在初次修纂的过程中，纂修官曾派人寻访故老，掌握了大量元明之际的口述史料。因此，《辽东志》关于明初史事的记载是值得珍视的。参见杜洪涛《<辽东志>探微》，《欧亚学刊》第13辑，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