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之际辽东的豪强集团与社会变迁
杜洪涛
在元明之际的动乱中，豪强集团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群体。刘志伟教授在明代地方势力转变的研究中，深入地讨论了著名的广东豪强何真集团。[1]与何真集团相比，辽东豪强刘益集团、高家奴集团虽然相对弱小，但同样在地方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以往研究辽东史事的学者，通常忽视了刘益集团、高家奴集团的豪强身份，[2]美国学者鲁大维（DavidM.Robinson）甚至认为在元末辽阳行省的“红巾之乱”中，当地缺乏其他地区常见的那种由地方豪强组织的武装势力。[3]鉴于学术界对辽东豪强集团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考察这个社会群体的相关史事并由此勾勒出元明之际辽东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为行文方便，本文用辽东指代辽河以东自辽阳至金州的区域，用辽东半岛指代金、复、海、盖四州之地。[4]
一、元代的内地移民与地方社会
刘益集团是元明之际割据金、复、海、盖四州的豪强势力。在《明太祖实录》中留下姓名的刘益集团首领及头目共九人，即刘益、董遵、张良佐、房暠、杨贤、张革、焦偶、李茂和崔忽都。[5]除崔忽都不易断定外，其余八人皆属华夏族群。[6]由此推断，刘益集团是以华夏族群为主体的豪强势力。为了说明刘益集团的族群身份是一个关涉社会变迁的重要问题，有必要简略追溯一下辽河平原的历史脉络。战国时代，辽河平原已经被并入燕国的版图。秦汉时期，辽河平原成为华夏王朝的直辖郡县。当时此地的华夏族群可能略多于北方族群。[7]自汉朝覆灭之后，鲜卑人、乌桓人大量迁入这个地区。隋唐时期，除了唐高宗曾短暂统治辽东地区外，中原王朝通常仅能控制辽西的部分地区。辽金时期，整个辽河平原都在北族王朝的疆域之内。自唐朝中后期至辽金两朝，大量的渤海人、契丹人、女真人迁入这一地区。与此相应，自汉朝覆灭之后，华夏族群逐渐成为当地的少数族群。在上述历史脉络中分析刘益集团以华夏族群为主体的现象，可知元代有大量内地移民迁入了辽东半岛。
这些内地移民为什么会在元代迁入辽东半岛呢？元廷针对新附军及其家属的强制迁徙政策是一个重要因素。所谓新附军即元廷收编的南宋军队，为了防范新附军，元廷将他们分别安插在不同的地方。辽东半岛的“金、复州新附军万户府”就是元廷安插新附军的一个机构。[8]《元史》载：
金复州万户府屯田：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五月，发新附军一千二百八十一户，于忻都察置立屯田。二十六年，分京师应役新附军一千人，屯田哈思罕关东荒地。三十年，以玉龙帖木儿、塔失海牙两万户新附军一千三百六十户，并入金复州，立屯耕作，为户三千六百四十一，为田二千五百二十三顷。[9]
所谓“金、复州万户府”是金、复州新附军万户府的简称，“忻都察”“哈思罕”皆在今大连金州地区。上引史料显示：先后迁入辽东半岛的新附军及其家属共有3641户，若以每户5口计算，约为18000人。经过几十年的繁衍生息，元明之际的新附军后裔应该有二至三倍的增长。
刻于至正八年（1348）的张成墓志提供了新附军及其后裔在辽东半岛生存、繁衍的线索。张成是靳州人，至元十二年（1275）归顺元廷。十六年，赴京师充当侍卫。十八年，以百户的身份参加征伐日本的战役。二十三年，率“所部军，携妻孥”前往黑龙江下游的“极边”之地屯田、镇守。三十年，“领所统军并为金、复州新附军万户府屯田，镇守海隘”。[10]其墓志云：
七月至金州，君分屯于城之东北，双山、沙河之西，遂为恒业而居焉。三十一年四月六日卒，年六十有九。（中略）君之妻王氏，一子贵未袭而先卒。君之孙二人，尚幼，次赛奴又卒，几乎废矣。大德二年，长重孙袭祖职，敕授进义校尉。（中略）妻刘氏封恭人，继妻王氏。男三人：长保保，室刘氏；次众家，室汤氏；三柳驴，室姚室。孙：狗儿、黑厮、歪头、八速、开往寨、家奴。女四人。（中略）时至正八年戊子，三月朔日，忠翊校尉，管军上百户张重孙等立石。[11]
据此，至元三十年七月，新附军百户张成一家到达金州。因所分屯地在金州城东北的双山、沙河以西，便定居在那里。第二年，张成去世了。其长子张贵，早卒。大德二年（1298），张成的嫡孙张重孙袭职为上百户。张重孙有子三人，即张保保、张众家、张柳驴；孙六人，即张狗儿、张黑厮、张歪头、张八速、张开往寨、张家奴；女四人，不知其名。在辽阳行省爆发“红巾之乱”的十一年前，张重孙仍然健在。由于元代推行的是世军制，因此根据基层武官张成的个案不但可以揭示新附军武官的状况，而且可以推断新附军军士的情形。也就是说，新附军军士及其家属一直在辽东半岛生息繁衍，红巾军进入辽阳行省时，新附军军士的第三代、第四代后裔正在这里过着他们的日常生活。由于每个新附军家族只须有一名男丁承担军役，因而大多数新附军后裔不是金、复州新附军万户府的军士。
辽东与内地的海上交通与商业贸易是促使内地移民迁入辽东的另一个因素。众所周知，唐中叶之后，丝绸之路走向衰落，海上贸易日趋繁荣。不过，由于辽宋和宋金的南北对峙，辽东与江南的海上贸易无法正常进行。元朝统一中国后，阻碍海上贸易的政治因素不复存在，辽东与包括江南的内地之间的商业贸易十分活跃。据《危学士全集》，延祐年间，黄道“求官京师，泛辽海为富商”。[12]宋濂则提供了元末江南商人李实经海路前往辽东从事商业贸易的例证。[13]辽东与内地之间的海上贸易通道，主要是先从辽东半岛南端到山东半岛北端，然后再沿着海岸线向江南地区航行。来自辽阳行省的人参、貂皮，与来自江南地区的丝绸、布匹是最为重要的商品。或许正是海上贸易的繁荣，使得包括辽东在内的辽河平原在元代成为富庶的地方。[14]
活跃的贸易机会与富庶的经济条件，吸引了不少内地人迁入辽东半岛。元代辽东半岛南端的天妃庙，应该就是从事海上活动的内地移民修建的。[15]这些自主移民的事迹已难以考索，可以确认的是刘益集团的首领刘益和张良佐都是自主移民的后裔。刘益的原籍是是徐州府砀山县，[16]张良佐的原籍是山东沂州。[17]上述两个地方在宋金对峙时，皆属于金朝版图，[18]由此可知刘、张二人并非新附军后裔。洪武十五年（1382）被明廷旌表的高希凤一家亦是内地移民。高希凤的原籍是河南固始县，他与妻子刘氏，弟弟药师奴、伯颜不花，弟媳李氏、郭氏等人在辽东居住。据归顺明廷的前元大臣名祖所说，“戊戌秋”，高希凤“在辽东老鸦寨为乱兵所掠，力抗不伏，乱兵断其右腕而死”。[19]“戊戌秋”即至正十八年（1358），但当时辽东并无叛乱。窃疑名祖在二十多年后追溯往事时记忆有误，高希凤身死应在红巾军进入辽东的至正十九年。如所论不误，高希凤一家在“红巾之乱”期间加入了高家奴集团。高希凤被乱军俘获的地方正是高家奴集团抵抗红巾军时据守的老鸦山寨。高希凤一家的个案，表明部分内地移民已经由辽东半岛进入辽阳地区。
大量内地移民迁入辽东半岛对当地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内地移民的迁入改变了当地社会的族群分布格局，华夏族群成了这里的主体人群。其次，这些内地移民，有的从事海上贸易，有的进行土地开发，促进了当地商业、农业的发展。再次，经营有方的移民后裔凭借经济实力与个人威望逐渐成为在地方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豪强。[20]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
中国的传统史书通常只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因此若不是刘益集团在“红巾之乱”中崛起，元代辽东半岛的移民群体就会被历史彻底遗忘。
[1] 刘志伟：《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2] 和田清：《明初の满洲经略（上）》，载和田清：《东亚史研究（满洲篇）》，东洋文库，1955年，第270-271页；李健才：《明代东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页；杨旸：《明代辽东都司》，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杨旸主编：《中国的东北社会（十四—十七世纪）》，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页；陈文石：《明代前期（洪武四年—正统十四年）辽东的边防》，载陈文石：《明清政治社会史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第182页；丛佩远著：《中国东北史（第三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534页。
[3]David M.Robinson,Empire’s Twilight:Northeast Asia under the Mongol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46.
[4] 如果将本文的辽东理解为明代辽东都司辖境亦无不可，因为除辽阳与金、复、海、盖四州之外，辽东都司辖境并未出现豪强集团。
[5] 《明太祖实录》卷61,洪武四年二月壬午，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册，第1191页；《明太祖实录》卷66,洪武四年六月壬寅，第2册，第1241页。
[6] 自先秦时代起，现代汉族的前身即常以“华夏”作为本族群的自称。在朱元璋讨伐元朝的《谕中原檄》中更使用了“华夏族类”的概念（程敏政辑《皇明文衡》卷1《代言》，《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332册，第2上页）。在现代学术史的脉络里，陈垣早已为使用华夏指代汉族的前身做出了示范。他在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中使用的是华夏的简称“华”，而不是“汉”。王明珂颇具影响力的专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更使得华夏族群成为了较为通行的概念。
[7] 北方族群指在近代民族形成之前，生活在中国北方（按：包括东北）的少数族群。
[8] 《元史》卷169,《贾昔剌》，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3册，第3971页。
[9] 《元史》卷100,《兵三》，第9册，第2565页。
[10] 张克敬：《大连金州张成墓志铭》，载王晶辰主编《辽宁碑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5-86页。
[11] 张克敬：《大连金州张成墓志铭》，载王晶辰主编《辽宁碑志》，第86页。
[12] 危素：《危学士全集》卷10,《黄孝子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本，集部第24册，第783页。
[13] 宋濂：《宋学士文集》卷33《题李节妇传后》，《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影印本，第5上页。
[14] 《明太祖实录》云：“昔辽左之地，在元为富庶。”《明太祖实录》卷145,洪武十五年五月未著日期，第4册，第2283页。
[15] 程樗：《大连旅顺天妃庙碑》，载王晶臣主编《辽宁碑志》，第224页。
[16] 《明太祖实录》卷67,洪武四年七月辛亥，第2册，第1254页；同治《徐州府志》卷22上之中，《中国地方志从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影印本，第671页。
[17] 解缙：《张盖州耆德记》，载嘉靖《辽东志》卷7,《艺文志》，《辽海丛书》，沈阳：辽海书社1931—1934年整理本，第8页上。
[18] 《金史》卷25,《地理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2册，第610、614页；《大明一统志》卷18《徐州府》，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天顺五年刻本。关于《大明一统志》的版本问题，参见杜洪涛：《<大明一统志>的版本差异及其史料价值》，《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10期。
[19] 《明太祖实录》卷144,洪武十五年四月丙午，第4册，第2269-2270页。
[20] 刘益集团的首领张良佐家族的人口多达八十余人，是典型的大家族。解缙：《张盖州耆德记》，嘉靖《辽东志》卷7,《艺文志》，第8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