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蕴涵：“重负”与“解放”
历史学和史学理论从来都不乏伦理和政治上的关怀和蕴涵。中西史学传统中，一方面，都要求历史学要讲述关于过去的真相，无征不信；另一方面，历史学又要有让人们鉴往知来的政治和道德功用。在西方史学传统中，这两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的。吕森说：“由信守真理而得到的历史学的‘有用性’，乃是道德意义上的：historia vitae magistra[历史是人生的指南]。通过积累超越单个人生界域的经验，历史就教给人们生活的准则。历史表现要带来审慎（prudential），也即，依据从累积而来的经验得出的普遍规则来安顿实际生活的能力（也就是运用规则的能力）。历史学要能够并且致力于产生这种实用的和道德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出现，要靠人们以叙事的形式来编排有关过去的经验，而启示就包含在那种人们所总结出来的有关人类行动的规则和原理的形式中。要实现与经验的这一关联，真理诉求就是必不可少的。”[38]不真实的历史，不能给人们提供有关过往的人类经验的真实信息，从而也就无法达成提供人生指南的道德功用。
现代史学是以利奥塔所说的宏大叙事为基础的，宏大叙事的概念蕴涵了对于某种单一而融贯的历史（a single，coherent history）的信念。历史学家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有赖于相信这一大写的历史的存在。[39]克罗农发现，对于讲述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上所发生的尘暴的那些故事来说，“我们在这些故事里发现的上升的线索，实际上是和一个有着同样上升特点的更长的情节线索联系在一起的。不论那个更长的情节被表述为美利坚民族的缔造、西方文明的兴起，还是人类的进步，它依然把它的宏大气象引入了外部形式看起来更为有限的大平原历史中。这或许能够说明，为什么我们能被一部整整五百页都是关于风车和带刺铁丝网的发明这类主题的书所深深吸引。”[40]人类有一个统一的历史，历史学家的研究在于累积个别的和局部的真相，从而有利于最终揭示出这一单一历史进程的意义。这样的信念，保证了人们对于历史学的客观性的信心，也让历史研究的现实价值和功用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保障。
如果说，19世纪以来历史学的专业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历史学家们对越来越小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的话；他们在很长时期内还能确信，虽然历史学内部变得隔行如隔山，相去甚远的研究领域之间几乎难以展开任何实质性的学术交流，但自己和同行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所做的一切，最终将会成为构成全部人类历史的整体认识的一个微小的部分。总有一天，百川归海，各种细部的研究汇集起来，人们终将能够获得阿克顿心目中的那种“终极的历史”（the ultimate history）。[41]可是，后现代条件下所出现的历史学的碎片化，在很多人眼里，似乎使这些细部完全丧失了最终得以综合、从而形成人类历史更加广阔的图景的可能性。碎片化所带来的，不仅是客观性的危机，也使得历史学在实际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遭到了疑问。在“语言的指涉性、文本意义的确定性以及意义和知识与之相关联的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的存在”[42]都被动摇之后，历史学还能做些什么？
在其进入史学理论领域的第一篇论文《历史学的重负》中，怀特所着重发挥的，可以说就是对于当今时代史学何为这一问题的思考。在他的行文中不难分辨出尼采和存在主义的浓厚气息。在他看来，“我们这个时代，历史学家的重任就是在某个基础之上重新确立历史研究的尊严，……也就是说，改造历史研究，使历史学家积极加入到把现在从历史的重负下解放出来的运动中”。[43]怀特像尼采一样认定，“不加限定并被推向极端的历史感会根除未来”，倘若历史被认为是给定的、一成不变的，它就成了人们在当下做出行动和选择时的沉重的负担。就仿佛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因为过多地沉溺于思考而丧失了决断和行动能力，怀特笔下承载了历史重负的人，也会由此而无力做出改变现状的选择。好在，丧失了作为单一进程的历史的确定性和统一性，反而给人们摆脱历史的重负赢来了契机。人们面对的过往和历史不过是一片混沌，意义和模式只能是人们施加在这一片混沌之上的。从这个视角来看，怀特自《元史学》以来的思路，不过是要表明，人们完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编排和把握同一个历史片段。通常的看法是，现在和未来是开放的，我们可以做出自由的选择，而过去已然是无可改变的了。怀特所论证的则是，我们不仅拥有面对现在和未来时的自由，在面对过去时，我们也有着同样的自由，可以选择了解和把握过去的方式。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发挥怀特的话说，人们是通过选择过去来选择他们的现在的（Men choose who they are by choosing who they were）。[44]可以说，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重负（在此词作为“使命”的意义上），就是使得历史不再成为人们的重负（在此词作为“负担”“压力”的意义上）。
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潮来说，确定性的丧失，带来的是自由和解放的契机，用德里达的话来说，那就是，“超验的能指的缺失将意义的赋予扩展到了无限”。[45]叙事主义所释放出来的历史解释的不确定性，在这一点上与宽泛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息息相通。然而，在怀特这里，人们面对过去的束缚时所拥有的自由，似乎还不是漫无限制的。一方面，他不断地下类似的断言：“没有什么历史事件本然地就是悲剧性的；……在历史中从某一个视角看来是悲剧的东西，从别的视角来看则是喜剧性的，就正如在社会中从一个阶级的立场看来或许是悲剧性的东西，就像马克思所力图揭示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样，在另一个阶级看来不过是闹剧。……同一个故事序列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喜剧或悲剧故事的成分，这取决于历史学家对于情节结构的选择，那在他看来能够最恰当地将那类事件纳入序列以将其构成为一个融通的故事。”[46]另一方面，在面对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样的历史对象时，怀特又不得不表示，“就以喜剧的或者田园牧歌的模式来将第三帝国的事件情节化的情形而论，我们会有充分的理由去诉诸事实，以把它从对第三帝国的相互矛盾的叙事的清单上划去”。[47]在怀特的理论框架中，历史学家受到深层次的语言和思维模式的四种转义模式的驱使，可以经由不同的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这三者又各自都有四种主要形态）的组合，来把握过去历史的某一片段。但是，一则，可供历史学家使用的现有文化习俗所能提供的各种概念化模式及其组合，毕竟是有限而非无穷的[48]；再就是，既然说“大多数历史序列都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加以情节化”[49]，实际上就等于说，并非所有历史序列都是同质的，都能够被纳入所有可能的情节化方式中。这样的情形，在我看来，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即便如怀特这样把对历史学家的全部工作的考察，都纳入文本和语言的藩篱之内，也无法摆脱历史实在对于历史学家构想过去的方式的束缚能力和强制作用。倘若说历史学的价值，在于揭示历史意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而表明自由选择的存在和作用；那么，怀特所应允给我们的面对历史的自由，还是一种受到历史实在束缚的自由，是戴着镣铐跳舞的自由。
然而，在立场更加极端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家，比如詹金斯那里，历史学家面对过去，却似乎只有自由而没有了束缚。詹金斯由怀特式的立场——“历史作品使用的是形式与体裁被严格规定的语言，并且永远是由一连串修辞工具与文体象征所构成的”——出发，得出的却是比之怀特走得更远的结论：“它们确保历史作品永远是被剪裁、被形塑、被整理、被定制好的类型，并成功地适合所有的形状、所有的尺码与所有的需求：历史学家们近似于神秘地永远能从他们对‘过去’的造访中带回他们想要的历史”[50]；于是，“过去可被认为是处于一片混沌之中，谁都能将它带走——马克思主义者、托利党人、经验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现象主义者——谁都能拥有它”。[51]詹金斯本人虽然明确地为诸多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并未否定历史实在的存在而辩白过，然而，历史实在的概念对于他来说，却似乎完全成了多余的累赘。扎格林评论说，“后现代主义及解构理论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是，试图通过将各色思想化约为写作的共同状态，以取消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52]倘若说，扎格林的指责对怀特和安克斯密特而言，还有失公平和准确的话，放在詹金斯的身上倒是恰如其分。
后现代主义思潮体现在历史学领域，如同在任何其他领域一样，也会出现相对温和与更加激进的不同版本。如彼得·伯克所言，“[后现代主义]大部分的挑战存在着若干温和的与极端的不同版本（从‘历史学家比过去所常常认为的要更接近于小说家’到‘历史就是虚构’等等），温和的版本显然要有说服力得多。认为历史学家不能讲述全部的真相是一回事，贬斥他们只讲述真相的理想又是另外一回事；将实在放入括弧是一回事，否认实在又是另外一回事。宣称历史学家创造了封建制度是一回事，说他们编造出了征服者威廉又是另外一回事”。[53]詹金斯那样的论点，近乎于“关于过去，关于历史，说什么都行，怎么说都行”。那经常被人指责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基本立场。其实，这不过是后现代史学中偏向极端的一脉。这种失却了任何根基、空空荡荡无所依归的状态是不是真正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是否存在和值得追求，又如何还能被严肃地视作詹金斯所极力倡言的“解放事业”的鹄的，都难免让人心生疑窦。
对自身理论与现实关怀之间的关联，怀特有过这样的夫子自道：“在我看来，相对主义是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在道德上的对应物；而且，我将相对主义理解为社会宽容的基础，而不是一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许可证。”[54]怀特给自己的理论倾向贴上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标签，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林恩·亨特的判断：“对历史学家而言，后现代主义一般来说意味着这样一种观点：历史学家不能洞穿语言给历史事实蒙上的面纱，换言之，历史学家仅能书写文学文本，而非真相。”[55]然而，这样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就真的能够给社会宽容、给怀特所企望的将人们从诸多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理想，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吗？金兹堡就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从逻辑上说，因为绝对的怀疑论将会与它自身相矛盾，如果它没有扩展到同样将宽容作为一条范导性原则包括进来。另外，当道德上和理论上的差异不是最终与‘真’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便不会有任何可被施以宽容之物存在了。”[56]在将怀特的理论取向或明或暗地与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时，金兹堡也许过于深文周纳。但是，他所提出的疑问——丧失了“求真”的诉求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是否真的可以给自由和宽容带来它所允诺的广阔空间——却是后者所无法回避而又难以在自身的理论框架中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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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读本”，是在我近年来为清华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开设的“史学理论著作选读与研究”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积累完成的。各篇译文，除蒙董立河兄和陈新兄两位同道好友的慷慨允准，采纳了他们现成的两篇译文之外，其余的译文均出自我和几位研究生同学之手。由同学完成的译文，其中一部分经他们反复互校，尔后我校订了所有译文，而我本人的译文也经陈栋和张云波的校改而有所改善，但其中的错漏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每篇译文的作者和观点简介也都出自不同译者之手，定稿时我稍有润饰。书末所附的推荐书目，为求实用，数量不多，但囿于自身眼界，也必有欠缺。种种不如人意之处，还请读者诸君不吝指教。于我而言，在师友之间的刘北成教授和李剑鸣教授，对这一工作勉励有加。岳秀坤和陈甜一如既往的热情相助，让我铭感在心。谨在此向以上师友和同学一并致谢。
彭刚
2016年2月8日
[1] 参见彭刚：《对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几点辨析》，载《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
[2] 安克斯密特《当代英语历史哲学的困境》（已收入本读本），详尽梳理了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由微而显的学术史脉络。
[3] 海登·怀特：《答亚瑟·马维克》，见本读本第79页。
[4]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见本读本第50页。
[5]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见本读本第40页。
[6]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答扎格林教授》，见本读本第179页。
[7] 海登·怀特：《答亚瑟·马维克》，见本读本第79页。
[8] Keith Jenkins，On“Whatis History”：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White，London：Routledge，1995，p.20.
[9]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答扎格林教授》，见本读本第184页。
[10] 卡洛·金兹堡：《只有一个证人：对犹太人的灭绝与真实性原则》，见本读本第91页。
[11] 海登·怀特：《历史意识的两次危机》，见本读本第305页。
[12] 参见安克斯密特《当代英语历史哲学的困境》第一节的论述。
[13]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答扎格林教授》，见本读本第175—176页。
[14]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见本读本第47页。
[15] 彼得·伯克：《历史意识的两次危机》，见本读本第294页。
[16] 安克斯密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形下将其称之为“叙事实体”“历史叙事”“历史表现”等。参见拙著《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二章“安克斯密特：从‘叙事实体’到‘历史表现’”。
[17]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见本读本第48页。
[18] 威廉·克罗农：《故事的所在：自然、历史与叙事》，见本读本第269页。
[19] 有关历史文本整体的意义超出单个叙事所具备的意义的总和，参见拙著《叙事的转向》第五章第四节中的例证。怀特《历史主义、历史与比喻的想象》一文，也分析了德国史名家A. J. P.泰勒的一段史学文本，来证明历史文本的一些特性，见Hayden White，“Historicism，History，and the Figurative Imagination”，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20]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六条论纲》，见本读本第139页。
[21]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答扎格林教授》，见本读本第176页。
[22]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见本读本第42页。
[23] 海登·怀特：《历史的情节化与历史表现中关于真的问题》，见本读本第58页。
[24] 怀特自己也说：“事实与虚构的对立是历史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要素，并且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们对我、或任何斗胆认为无论多么努力地尝试去避免，历史学家的文本中仍然可能存在‘虚构’因素的人感到愤怒的一大原因。”参见海登·怀特：《答亚瑟·马维克》，本读本第80页。
[25] 怀特在《元史学》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就对他所使用的“fiction”一词的内涵有明确表示（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中文版序言”，第7—8页）。尽管怀特本人的思想立场和理论表述，在不同阶段有所变化，侧重点也有转移，但至少他在《元史学》时期的立场并不与他后来的这一表示相矛盾。吕森说：“既然解释将事实之间的历史关系带入了某种叙事形式，解释程式就与讲述一个故事的程式有了非常密切的关联。这同样由‘虚构性（fictionality）’一词来表达。历史解释意义生成的过程，是在与文学和艺术的意义生成同类的‘本质上乃是诗性行为’的这一范畴的支配下出现的。……虚构性就这样给历史知识和历史编纂中那些不具备源自史料的信息的那种纯粹事实性的成分，标示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地位。”（参见耶尔恩·吕森：《历史研究中的叙事性与客观性》，本读本第285页。）梅吉尔说：“所有历史学都拥有某种虚构性的或思辨性的维度。……这些具有文学性的试验[指史景迁、纳塔莉·戴维斯等人的作品]暗示了一种深层的、本体论上的要点：历史客体本身就是一个‘虚构性’的创造物，是历史学家和她的读者们的心灵建构的客体。这并不是宣称‘不存在那个过去’；而是，历史学家在她的作品中呈现的某个特定的历史客体是由历史学家（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建造出来的。”（参见阿兰·梅吉尔：《宏大叙事与历史学学科》，本读本第244—245页。）。由此可以看出，在并不属于叙事主义阵营的史学理论家中，吕森和梅吉尔也主要是在“创造”“想象”“建构”的意义上来使用“虚构”一词的。在历史学家中，娜塔莉·戴维斯的著作《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法国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讲述者》（Natalie Zemon Davis，Fiction in the Archives：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一书，依据16世纪法国的司法档案，考察当时的囚犯如何按照类似于“虽然罪责难逃，毕竟情有可原”的路数来陈述自己的罪行，以求得到赦免或宽待。这里的“虚构”，也绝非无中生有之意，而只是将犯罪情节按照某些社会文化习俗中的套路来编排的情形。
[26] 在欧美学者中，因为有人更多地从第一重意义上来理解“fiction”一词，这样的情形也不乏其例。
[27] 海登·怀特：《历史的情节化与历史表现中关于真的问题》，见本读本第58页。怀特的理论创造更多倚重于文学理论，相比而言，更多地汲取当代西方语言哲学成就的安克斯密特，对这一类问题做出了更系统、更深入的探索。
[28] Hayden White，“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Discipline and De-Sublimation”，The Content of the Form，p.75.
[29]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当代英语历史哲学的困境》，见本读本第125页。
[30]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答扎格林教授》，见本读本第176页。
[31] 相对于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等人的“叙事的唯心论”，利科（Paul Ricoeur）和卡尔（David Carr）等人的“叙事的实在论”（narrative realism）则认为，历史叙事或者历史学家所讲述的故事，在历史实在中有其对应的基础。参见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1 & vol. 3，tran.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David Carr，“Narrative and the Real World：An Argument for Continuity”，History and Theory：Contemporary Readings。
[32] 威廉·克罗农：《故事的所在：自然、历史与叙事》，见本读本第253页。
[33] 同上，第427—428页。
[34] 海登·怀特：《答亚瑟·马维克》，见本读本第82页。
[35] 佩雷斯·扎格林：《再论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见本读本第168页。
[36] 比如，“一部关于大平原的历史，如果一直讲述持续进步而从未提及尘暴的话，立刻就会遭到质疑，就像一部关于纳粹如何对待犹太人的历史中没有提及集中营一样。历史叙事在任何一点上都要受制于它们可以用来或者无法用来支持自己的证据。……自然和我们一同书写了故事。……[不同的人]可能会从尘暴得到截然不同的教训，但没有人能否认尘暴本身”。参见威廉·克罗农：《故事的所在：自然、历史与叙事》，本读本第271—272页。
[37] 参见拙著《叙事的转向》第五章“相对主义、叙事主义与历史学客观性问题”中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38] 耶尔恩·吕森：《历史研究中的叙事性与客观性》，见本读本第279页。
[39] 参见阿兰·梅吉尔：《“宏大叙事”与历史学学科》，已收入本读本。
[40] 威廉·克罗农：《故事的所在：自然、历史与叙事》，见本读本第258页。
[41] 参见刘北成、陈新编：《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6页。
[42] 在扎格林看来，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所要攻击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要义。佩雷斯·扎格林：《再论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见本读本第161页。
[43] 海登·怀特：《历史学的重负》，见本读本第30页。
[44] Hans Kellner，“A Bedrock of Order，Hayden White's Linguistic Humanism”，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p.197.
[45] 转引自Keith Jenkins，“‘Once upon a time’：On History”，At the Limits of History，Essays on 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Routledge，2009，p.216。
[46]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见本读本第42—43页。
[47] 海登·怀特：《历史的情节化与历史表现中关于真的问题》，见本读本第60页。
[48] 怀特在《元史学》中提供的可供历史学家概念化的模式不过数种，就被一些人指责为语言学决定论，他对此的回答是：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他们自身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他们不是在自己选择的环境中、而是在某种被给定的条件下开始他们的创造活动的。历史话语的创造也是如此。参见Hayden White，“A Response to Professor Chartier's Questions”，Storia della storiagrafia，27（1995）。从这样的思路出发，给定的条件并不意味着自由的缺失。
[49]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文本》，见本读本第84—85页。
[50] 基恩·詹金斯：《“曾经”：论历史》，见本读本第196页。
[51] 同上，第205页。
[52] 佩雷斯·扎格林：《再论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见本读本第167页。
[53] 彼得·伯克：《历史意识的两次危机》，见本读本第304页。
[54] Hayden White，“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Discipline and De-Sublimation”，note 12，p.225.他在入道之初曾极力将自身与相对主义划清界线（如在《历史的重负》一文中），但大概是因为其理论立场的相对主义色彩实在无法消除，后来他就转而划定自己的相对主义在伦理和认知上的边界。
[55] 转引自理查德·艾文斯：《捍卫历史》，张仲民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76页。按，在我看来，此种语境下的“文学文本”中的“文学的（literary）”这一形容词，如同怀特所谓的历史文本之作为“文学文本”一样，还需要从“文字性的”这一层面来理解。
[56] 卡洛·金兹堡：《只有一个证人：对犹太人的灭绝与真实性原则》，见本读本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