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政策的研究

在中国绝大多数学术论述中，社会转型期常被用来指社会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过渡的时期，是社会中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尤其是特指对当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时期。[1]很显然，这只是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转型的，其产生的语义背景正是当代现代化的生动历史实践。实际上，即使是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社会转型期，其从1840年开始启动现代化进程、实现传统社会开始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至今也有170多年的历史了。[2]

在中国经历社会转型的进程中，改革开放给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带来转机，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今天的改革开放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为了中华民族之振兴，为了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了使中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是一次反映亿万人民心声的爱国运动。

可以说，中国经济真正进入起飞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如今的中国正在走向小康的目标。但从总体上看，虽然我们采取的发展方式和实际的发展内容已经具有了许多现代社会的因素，实现小康仍然属于一个传统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中国实现小康之后的发展应是现代因素占主导地位的发展，是一个由农业国向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转化的历史过程。在世界进入21世纪之际，中国以其持续的发展、非凡的活力和巨大的潜力，成为与北美、西欧鼎立的世界经济三强之一，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当前，改革仍然是一个远未完成的社会计划，改革正沿着其既定的目标向社会各层次各角度加速延伸。如同西欧经济变迁引发过人们对欧洲中世纪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即宗教观念及其变革方式的关注一样，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成长，引起了人们对非经济因素与中国崛起的关系的思考。中国的迅猛崛起给人提供的很重要的一点启示是，非经济因素在中国的经济起飞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甚至连经济因素的作用也望尘莫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对中国经济引人瞩目的超常规增长背后潜蕴着的精神文化因素的作用刮目相看，也对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社会政策产生探究的兴趣和日益强烈的关注。

马歇尔说：“社会政策或许被认为是调节社会个体及各种社会关系的措施或计划的原则和程序。它被认为是对任意社会系统的规则的干预。社会政策的制定代表了对一个相关的社会现象采取行动的过程安排，是对社会关系的管理和对社会资源的再分配。社会政策是以社会发展水平，及其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取向和技术水平为条件的。然而，社会政策并不是一个有确定含义的专门术语。对于多数人来说，社会政策已经被认为是处理贫困、边缘人群、残疾人，以及那些在经济体系内无法受惠人的社会福利计划。因此许多社会政策的文章提出某些福利工程或者是在福利领域的法规。这种方法趋向于解决社会政策问题的一个方面。”[3]简括马歇尔的解释，社会政策即是通过政府供给对公民福利有直接结果的政策。

一、经济发展与非经济因素

从理论上说，经济发展与非经济因素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有关论述与阐释。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的本性”即追求利益的天性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因。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相信人类精神进步的最高原则主宰着一切，哲学观念的发展对于工业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起着推动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特别是恩格斯在他晚年的研究思考中，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认为“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4]。“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5]。

20世纪初，韦伯（Max Weber）开创了从文化伦理角度研究经济发展的理论先河。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儒教与道教》等书中阐述了十分有名的“韦伯命题”，分析了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的关系，将非经济因素的作用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在理论界产生很大影响。从此精神文化因素对经济过程的影响成为理解与研究经济增长的另一条脉络。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集》中曾对“只有在西方社会”中才存在的非经济因素和有关文化现象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这就是：“达到具有普遍意义和和谐性发展阶段的科学”，“罗马法和属于这个流派的西方法的严密的法学图式和思维方式”，“理性的和声音乐”，“哥德式圆顶建筑的合理利用”，“报纸与期刊”，“合理的、系统的和专门化的学问研究”，“作为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支柱的职业官僚”，“与家长制国家相对的身份制国家”，“由定期选出的议员组成的议会”，“具有合理制定的宪法、合理制定的法律，以及根据合理的规章、法规由职业官僚进行管理的行政制度的公共政治组织意义上的国家”，“利用交易机会获取预期利润，因而（形式上）是以和平的营利机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行动”，“（形式上）自由劳动的合理的、资本主义组织化”，“家计与经营活动的分离”，“合理的簿记”，“西方文化特有和独具的合理主义”，“生活方式的合理主义”，“合理的生活态度”，等等。[6]这些内容可以被归纳为科学技术、经济、政治、文化四个范畴，是西方社会赖以实现现代化的精神基础和制度支柱。

韦伯是最早关注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一位西方社会学家，他的《儒教与道教》出版于1915年，被认为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社会的经典之作。在这部著作中，他首先研究了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五种社会因素，即货币制度、城市与行会、世袭制、宗法组织与法律，并从中发现了一些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如中国人有着强烈的营利欲以及对财富享乐主义的态度等。然而，为什么有了这些有利因素，中国人不但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而且缺乏内在的对自己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兴趣呢？

韦伯从中国的宗教入手，对儒教、道教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试图揭示其间的奥秘。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未发生现代化的社会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儒教所倡行的伦理中缺少一种为谋得来世的灵魂拯救而禁欲的清教主义。他认为儒教的伦理教喻对中国现代化发生着阻碍作用并归纳了以下几个方面：一，儒教伦理的生活准则是无条件地肯定现世和适应现世，如“知足、安乐”，“知足者常乐”等等，这使人们安于现状，而不能促使人们产生勤勉劳动的动机；二，儒教中缺少自然法和名义法的伦理成分，缺少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及基础；三，儒教伦理排斥经济性情和专家精神，阻碍近代合理体制的产生；四，儒教伦理支配下的宗族共同体严重阻碍着合理经营体（近代企业）的产生，这也是现代化的一个严重障碍。总之，韦伯力图证明在缺乏一种精神动力的情况下，即使社会具有一定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条件也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理性的经济行为，他把中国未能产生现代化的原因归结为作为意识形态的儒教伦理。

然而，韦伯并非孤立地讨论儒教文化对中国社会心理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从而得出中国不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结论；他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也并不仅局限于宗教方面，而是广泛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儒教与道教》中，他广泛论及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结构的性质，并且做了深入的分析。

在经济方面，韦伯认为在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格局中农业生产重于一切，而标志着现代经济理性化的至关重要的货币制度却十分混乱，加之农村对国家土地干预的抵制，使合理的农业企业无法产生，而且中国社会也缺乏现代工业萌芽与基础，理性的工业组织无法产生，小手工业也摆脱不了传统的家庭手工业性质。

在政治方面，韦伯认为中国人的社会地位是以政治而非经济因素为转移的，国家对社会生活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韦伯把中国归结为家产制国家，皇帝拥有绝对集权统治，官吏作为其家臣领取薪俸，管理的性质是伦理取向的、家长式的。所以在中国尽管可以存在一种“政治资本主义”，依赖于市场的商业资本主义也有一定发展，“然而，在家产制政体下，标志着现代发展的特点的理性的工商业资本主义，则无立足之地。因为投资于工商业‘企业’的资本，对于这种非理性的统治形式，过于敏感，此外，它过于依赖这样的可能性，即国家机器能否像某种机器那样平稳而有理性地运作，并且可以估量。换言之，在中国式的管辖下，现代意义上的工商业资本主义是不可能产生的”。[7]

在法律方面，韦伯认为中国缺乏理性的司法，也缺乏自然法的观念和形式法的逻辑，因而“在中国，缺乏资本主义‘经营’的法律形式和社会学基础。在中国的经济里，未出现理性的客观化倾向”[8]。

在社会方面，韦伯认为宗族这种在西方中世纪就已完全失去任何社会意义的组织在中国则完全被保存了下来，“这一传统主义的势力，无论就其整体性来说，还是就其持续的时间而言，均胜过官僚体制，因为它卓有成效，并经常受到最紧密的私人团体的支持。再者，任何的改革都可能引起恶意的猜度，尤其是财政上的改革最受怀疑并遭到激烈的抵抗”，“氏族团结一致的抵抗，自然比西方自发形成的工会所发动的罢工，还要来的有威力。因此之故，现代大企业所独具的劳动纪律与由市场的劳工淘汰，以及任何西方式的理性管理，在中国便受到阻碍”。[9]

虽然所谓“韦伯命题”并不是韦伯提出来的，而是当代西方理论家根据自己的理论需要对韦伯思想观点进行解释的结果，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西方学者以及大批东方学者大多接受了韦伯的这一观点，对东方的传统文化采取否定的态度，并认为东方只有皈依基督教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其实质是认为后发国家传统势力强大，社会内部无力促成现代化的发端，只有依靠西方文明的传播和输入，把西方早发式现代化模式作为仿效甚至全盘接受的样板，才能实现现代化。

无论人们对“韦伯命题”如何理解，但都应当承认韦伯提示的研究视角，启示了学术界的研究方式，使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复杂性，确认综合考察整体社会的系统方法，并对非经济因素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上升到了理性的认识高度。[10]由此，我们对于转型中国的了解，就有必要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联结起来进行研究，就必须注意到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社会政策滞后于经济政策的问题。

二、社会转型中的社会政策

考察当代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社会学家有关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转型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一些突出的理论视角。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许多西方中国问题专家都不同程度地持有下列两个观点：一是认为中国之所以未能走上现代化道路，完全在于国家内部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不适于现代化发展；二是鼓吹“西方中心论”，认为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只有输入西方文明，在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西方化”才能实现现代化，对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就意味着西方化。特别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西方学者对中国是否能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怀疑心态有了进一步的加强。然而，中国并没有停止改革发展的步伐，并坚持了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成就。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ilbert Rozman）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把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现代化》一书由八名学者合作而成，除主编外，还有伯恩斯坦（T.P. Bernstein）、布莱克（C.E. Black）等人。他们大都是来自普林斯顿大学或胡佛研究所的著名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或国际问题研究专家。他们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找出中国社会中有助于或已经有助于现代化的因素和阻碍现代化的因素，估计业已发生的现代化的速率和模式……通过考察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我们希望判断出，在哪些方面它遵循了其他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的基本路线，在哪些方面它偏离了这一道路”[11]。此外，他们对有利于和不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分析：

在政治上，中国人民群众具有反对分裂和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央政府的愿望，中国不存在相互对立的宗教或世俗的组织和权威；中国人民理解并接受了许多现代行政管理思想和理论，如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和省级政府，地方政府对中央有充分的响应，中国有统一和相对集中化的行政体制，在世界具有日益强大的国际地位，从而将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但是，封建王朝的腐败传统和20世纪前半期的昭彰劣迹，对现代化造成了长期的严重的障碍。

在经济方面，中国历史传统中的市场观念、竞争观念、土地、劳力和资本的灵活使用，创业精神的广泛传播等，都将有助于现代化。但是，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缺乏大规模借用外国模式的富有价值的经验，经济上缺乏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积极领导，不能有效地利用社会上可得到的各种资源；国家在经济的管理和控制方面，只起了有限的作用；社会积累率也很低，这些都成了经济迅速发展的障碍。

在文化教育方面，中国人民对本民族文化有强烈自豪感，具有尊重学问的传统、有很高的前现代的识字率、普遍重视对功名的追求，等等，从而使中国文明具有站在世界发展前沿的能力。但是，中国也存在着诸如知识阶层享有特权、底层民众就业机会少等问题。

在社会的整合方面，中国有悠久而牢固的城市传统，社会流动的存在、契约关系的认可、对国家官僚制度的谙熟，以及人们愿意为家族的长远利益而牺牲和打算，无疑对现代化有促进的作用。但是，中国社会的城市化总水平和大小城市的布局都表明，在最近几个世纪共同体之间的依赖性和积聚力量都未得到充分发展，进行现代化的组织基础也很不够。他们预言：“如果中国的业已减缩但仍很乐观的计划能够实现，如果它能避免像日、俄在40年代亦即在它们的变革的中间阶段所遭受的战争损失和破坏，那么可以预料，中国将会补回自从本世纪初以来它已失去的若干岁月。中国也许将在下个世纪早期进入高度现代化阶段。”[12]

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便把研究视野投向中国，陆续出版了《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1949—1968年》《社会变革：农业中国的问题》《专题报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研究时的经验〉》等著作。1989年年底，他又出版了介绍广东的第二本书——《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这本书被认为是外国学者全面研究和报道中国改革的第一本专著，对广东省改革开放的动因、性质、过程及前景进行了颇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同时也涉及对中国东南沿海其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研究。傅高义认为他所关注与研究的这一区域的改革是十分成功和有希望的，它的发展除了改革开放政策起了主导性的促进作用外，还得力于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的内外部机制；但是，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中国的领导人也开始担心变革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担忧极力追求个人利益、忽视公共责任、扩大经济不平等的差距、富人剥削穷人现象再度出现等社会问题。傅高义建议政府要帮助工人顺利渡过取消物价管制的阶段，通过控制物价，让人们逐步适应取消物价补贴的市场经济环境；要减少国家职工对工作服务单位的依赖，促进劳动力的流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医疗保健都必须跳出单位包干即“单位所有制”的范围；要增加落后地区的投资，缩小贫富差距，解决沿海发达地区与偏远山区之间严重的贫富不均问题；要调整教育经费，教育部门的当务之急是避免教育发展不均衡，提高落后地区学校的教学水平和教师的工资待遇，要维持地方的集体互助福利网络。由于“国营单位从来就有退休津贴，并为年老和有病的职工及其家属提供公费医疗。但是，由于生活费用提高以及中国的经济基础薄弱，国家的预算不能继续为所有职工提供充分的福利待遇，更不用说人数日增的退休职工和非国营职工了。由于农村的集体组织不再负责集体生产，因此，要花大气力去维持这些集体组织的积极作用，使之成为老、弱、病、残人员的福利网络”[13]。

中国的社会转型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当今世界存在着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而中国的发展又有可能使世界真正形成多极格局。但是，中国经济社会要发展，必须进一步对外开放，适应国际化趋势的发展，加强社会建设。因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已经呈现出多元利益整合与冲突的复杂情境。一方面，中国终于走上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动，激发了整个社会和广大群众的无穷活力，人们在改革中感受到了自己的利益所在，有了追求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性，从而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推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改革又是一个调整全社会利益格局的过程，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原有的社会阶层因在改革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导致他们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格局出现了明显差异，利益格局出现了分化和重组。这个发展阶段，也就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重建的关键时期，社会诸多矛盾都因利益关系的失衡而凸显。因此，中国的社会政策问题必须被提到最高当局的议事日程上来。

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谢若登（Michael Sherraden）教授在反思美国的社会政策尤其是福利政策时，提出了一种以资产为基础的社会福利论，认为应该重点关注储蓄、投资和资产积累，而不是将福利政策集中在增加贫困者的收入与消费上，因为收入只维持消费，而资产改变人们的思维和社会互动方式，可以促进家庭稳定、创造未来取向、增加后代福利。这种以资产为基础的社会福利理论，已在美国与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得到实践，促进社会福利政策开始转向帮助穷人积累资产而使个人、家庭以及社区得以发展的取向上来。“着眼于未来，世界的全球化进程正在加强。在20世纪，社会政策是在民族国家内制定的，随着人口流动性增加以及地区与全球联系的增加，社会政策在21世纪开始很可能超出国家界限。最终，不管国人们在哪里工作，他们都能够参加退休计划和医疗保健政策。由于其便捷性，资产账户可能是地区与全球社会政策的主要工具”[14]。“资产建设”是多元化社会政策发展的产物，谢若登多次访问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介绍他的理论，为中国社会政策建设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概念和有益的启示。不少学者指出，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领域已经存在着这种以资产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的萌芽，它在中国反贫困实践中有十分光明的应用前景。

以杜克大学林南教授为代表的学者采用了社会资本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突显了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他们观察到改革后社会网络的变化，出现了诸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闽南模式和珠江三角洲模式等不同的地区性发展模式。这说明不能光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来看中国的社会转型。为什么各个地方会出现不同的发展模式呢？这表明存在着地区间社会资本的差异，社会资本的视角提供了一种从政治层面转向社会层面的研究路径。林南还提出了“关系理性”这样一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理论图式，它与经济理性互补，但仍然具有独立性。其中心论点是：在个人、家庭和组织运作中，社会关系是极其强大的动力。经济理性和关系理性是交换行为的两个动力，而且，尽管其中一个具有制度化的优势，但两者普遍存在于所有的社会中。[15]

可以说，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政策的研究，无论是从宏观的角度分析研究中国改革的动力、过程及发展趋势，还是对中国改革作微观的解剖分析，他们都试图从总体上或某一方面揭示出改革后经济、社会、政治、思想等领域发生的新变动和新问题，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是孤立进行的，而受到政治、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结构等一系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反过来，经济改革也对所有这些非经济因素的变化产生重大影响，并从社会政策角度提出调整。他们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前进中面临的困难，对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遇到和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所作的分析和判断，其中既不乏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也有不少颇具启发性的观点和独到之见。这也反映出作者们对中国现代化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表现了作者的洞察力。虽然这些西方学者的研究都是就某一个问题，侧重某一方面而发的，因而就其中某一个人的论述来看，尽管不可能是非常全面、深刻和一致的，有的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有的则不全然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在议论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偏颇或错误，有需要商榷的地方。但是，若将他们的观点综合起来予以认识，则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及实现社会现代化目标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1] 陆学艺、景天魁主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2] 文军、朱士群：《分化与整合：高速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稳定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研究》2001年第2期。

[3]T.H. Marshall, "Social Policy," in Alvin L. Schorr and Edward C. Baumheier, eds., Encyclopedia of Social Work, Washington, D.C.: NASW Press, 1995, pp.1361-1363.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

[6] ［日］ 富永健一、李国庆：《马克斯·韦伯论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2期。

[7]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8]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9]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10] 张敏杰：《论非经济因素与东亚的崛起》，《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11] 李怀印：《现代化与传统：从对立到渗透》，《社会科学评论》1986年第11期。

[12] 李怀印：《现代化与传统：从对立到渗透》。

[13]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414-421.

[14] ［美］迈克尔·谢若登：《美国及世界各地的资产建设》，转引自高建国、展敏主编：《资产建设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15] 郑乐平：《海外学者论“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上海新闻：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shnews/node20504/node20505/node20508/node20519/userobject1ai3471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