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德国的经验社会研究

如果说英国和法国的经验社会研究堪称这一领域的先驱的话，那么德国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造成德国的经验社会研究落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状况来说,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普遍落后和分散，它的工业化程度不高，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不像英国和法国那样剧烈和繁多，因此德国社会对经验研究与统计分析的要求远没有英国和法国那样强烈；另一方面，从学术和文化背景来说，直到19世纪上半叶，德国一直是唯心主义哲学和历史主义的大本营，人们习惯上崇尚思辨和历史研究，却十分忽视甚至鄙视琐碎、具体的经验研究。这些原因不仅阻碍了经验社会研究在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健康和迅速地发展，事实上也造成了新兴的社会学在德国的发展落伍于英国和法国。尽管德国有马克思这样的社会批判大师，但从严格的学科意义上说，德国社会学是19世纪下半叶才从滕尼斯、韦伯和齐美尔手中真正发展起来的。

上述德国的具体情况，决定了经验社会研究在德国的发展有它的特殊性。其一，德国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发展经验研究时，英国和法国已经走到了前面，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使得德国的经验研究一开始就不得不处在英法传统的影响之下；其二，新兴的社会学发展到19世纪末已经开始与经验社会研究发生了有益的接触，因此，像韦伯和滕尼斯这样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就有机会参与甚至领导了德国最初的经验社会研究。

在推进德国经验社会研究方面，职业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功不可没。这位原先的矿山工程师，后来的普鲁士统计局局长，与凯特勒和勒·普累都有个人交往，并且这种交往对他的学术兴趣的转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恩格尔不仅参加过1853年的国际统计联合会第一届代表大会，而且他曾将凯特勒的助手获得的199个比利时工人家庭的收支情况资料，和勒·普累的36篇家庭研究论文中所包含的有关收支情况的资料加以对比，于1857年提出了著名的“恩格尔定律”：一个家庭用于伙食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重越高，这个家庭就越贫困；反之，就越富裕。

除了恩格尔以外,19世纪下半叶在德国推进经验研究的还有人口学和犯罪学家阿道夫·瓦格纳。瓦格纳是凯特勒的忠实信徒，也是他的模仿者。受凯特勒的影响，瓦格纳对运用统计学从各种偶然事件中推论事物的规律性怀有浓厚的兴趣。他尤为关注运用统计学比较欧洲各国的自杀现象，以便发现自杀现象和气候、季节、饥饿、宗教信仰、年龄、职业、家庭地位等之间的关系。他和其他一些研究者发现，所有欧洲国家中自杀最多的季节是夏天，最多的月份是六月和五月；其次是春天；接着是秋天；最少的是冬天。此外，研究也发现，自杀在每天和每周里也有自己的规律性(Sorokin,1928:156—161)。从事关于自杀的统计分析研究的人在当时有不少，但只有法国实证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获得了真正的成功：他通过对自杀现象的分类，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并且他的解释称得上是标准的社会学主义的。

德国社会的发展逐渐提升了经验社会研究的需要。1872年，德国的一批教授、出版家、企业主和政府官员联手成立了社会政治学会，其成员包括滕尼斯、马克斯·韦伯、阿尔弗雷德·韦伯等人。这一学会的建立，为在德国有组织地、系统化地从事经验社会研究作了良好的铺垫，并与此时的社会需求相呼应：“1873—1880年间，当俾斯麦法准备列入社会保险计划的部分时，许多政府部门的发现事实研究开始实施起来。农业方面的调查在这个世纪的更早一些时候就已经开始动手,1874年曾有人尝试着通过邮寄的方式向农场主发放问卷，尽管回收率不过20%。1886—1887年还有人对高利贷进行社会调查，其他的各类调查一时间也层出不穷”(Mitchell,1968:127—128)。

德国早期经验社会研究的关键一步是由马克斯·韦伯迈出的。这位杰出的社会学思想家没有因为酷爱在抽象的思辨王国中驰骋，就忽视经验研究那一片郁郁葱葱的绿洲(Lazarsfeld & Oberschall,1965)。相反，和其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不同，韦伯分出了相当一部分精力去从事经验社会研究，他并不认为这种研究是浪费精力，相反，他认为这是从事经验性质的社会学研究的必要前提。正是因此，他才在由社会政治学会组织的一系列经验研究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Oberschall,1965:21—27)。

韦伯最早的经验社会研究论文是《易北河以东德国农业工人的状况》(1892年）一文。此后不久，他还在社会福音协会的支持下，通过邮寄的方式进行过一次有关农业工人的问卷调查(Mitchell,1968:128)。十多年以后，韦伯继续以社会政治学会会员的身份，在纺织厂中进行了与工业社会学有关的经验研究，并出版了《关于工业劳动的心理物理原理问题》一书。这项研究涉及工人的职业变动、社会出身和生活方式，并围绕影响工人劳动生产率的诸因素提出了一系列假设。他关心的是工人的心理物理状态同劳动生产率以及整个企业发展的相互关系。

在韦伯和滕尼斯等人的支持下，德国的社会政治学会对社会改革、社会工程和社会立法都十分关注，他们围绕这些主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经验社会研究。每当完成一项研究，会员们都会在年会上积极讨论研究成果。当然，由于受德国传统的影响，他们关注的重点不是研究结果的质量和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而常常是研究的政治意义和政治影响。另外，由于学会里的教授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哲学和历史研究，因此，经验社会研究虽然对他们体现自己的公民能力是重要的，但对他们扮演的学科角色则多少有些可有可无。

正是因此，尽管德国的社会政治学会有滕尼斯、韦伯这样的大牌思想家积极参与其活动，但它最终也同样没有完成将经验研究长期化、制度化的任务。其原因除上述几点以外，如奥伯歇尔分析还有这样几个方面：（1）德国的学术和知识背景使得学者们常常会为哲学问题争论不休，这种传统使得社会政治学会中的专家们很容易增长个人争执和公开的敌视；（2）学会从来没有过一个固定的、起核心作用的职员，因此无法协调各方力量；（3） 学会也从来没有获得过固定的、长期的基金资助；（4） 流行的研究程序有问题。当时的研究一般都是先招募教授，由教授通过研讨会(seminar)招募学生，再由学生去做现场研究。然而，学生尤其是经济系的学生很少作长远的打算，他们只希望完成一个适中的研究，以取得博士学位即可。显然，“这种组织结构是不适合承担大规模的经验社会调查，更无法产生高质量的研究结果的”(Oberschall,1972:10)。

鉴于以上原因，德国的经验社会研究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都未能获得很好的发展。在1919—1933年的魏玛共和国期间，经验研究的范围除了劳工阶级的工作条件以外，还涉及儿童发展、青年、妇女的社会地位、工薪阶层等多个方面。但是，从事这些研究的人很少是大学里的社会学家，学院社会学和经验研究的联系依旧是微弱的。1923年，在当地工商人士的资助下，法兰克福大学成立了社会研究所，对经验社会研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Frankfurt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1972:117—128)。但不久之后，希特勒的上台使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被迫迁往美国。因此，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德国的经验社会研究都未能超过韦伯时代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