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挺进美利坚，或经验研究的制度化

19世纪下半叶，当社会学通过沃德、萨姆纳和吉丁斯等人之手进入美洲大陆时，经验社会研究也一样来到了这个充满生机和变数的社会。到了这时，随着资本主义一日千里的突飞猛进，美国后来居上，已经从资本主义营垒中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伙伴，成长成精力充沛的大汉。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移民的聚集，在美国东部和东北部已经出现了纽约、费城、芝加哥等一系列大都市，那里的贫困和人口拥挤问题逐渐变得和伦敦、曼彻斯特一样显著(Mitchell,1928:140)。社会的发展对经验社会研究提出了与欧洲社会类似的需求。

首先感受到这种需求并作出回应的，是一些有新闻敏感性的个人:1888年，雅各布·里斯在《另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一书中，深入地描述了纽约贫民窟中劳苦大众的贫困潦倒的生活;1902年，林肯·斯蒂芬司以同样的方式，出版了他在七个大都会调查贫民窟的基础上写成的著作《城市阴影》。在他们的示范之下，在美国，社会调查虽然没有像在英国、法国那样成为有识之士的业余事业，但是,1907年在罗素·塞奇基金会成立后，它很快成为一种专业化的活动。1909—1914年间，该基金会出资15000美金，资助保罗·凯洛格指导完成了一项规模较大的社会调查——匹茨堡调查。这项研究的参与者全部是训练有素的学生和社会机构的工作人员。就像麦克·艾布拉姆斯所说：“在美国，一个非个人的、公事公办的职业化机构占据了英国社会中长时间里由有社会责任感的中产阶级个人占据的位置”(Abrams,1951:115)。匹茨堡调查不仅涉及工资、工时、工伤事故以及与工业关系有关的其他各种问题，同时还研究了工人的家庭收支、健康问题、住宅和环境卫生，甚至还将研究的视角伸入当地的税务系统、学校、医院，以及司法和犯罪方面的特殊机构。这是一项巨大的工作，规模和布思的相似，但内容更丰富。1914年，匹茨堡调查出版了六卷本的调查报告，每卷的主题依序为：匹茨堡区域；挣工资的匹茨堡人；妇女和贸易；一个厂区家庭；工伤事故和法律；炼钢工人。

虽然匹茨堡调查没有实现与布思调查相似的结果，即没有对美国的劳工立法产生什么影响，但它启发了其他人去从事类似的调查工作。不久以后，罗素·塞奇基金会划出一个分支，成立了社会调查和展示部，并指定谢尔比·哈里森为主任。这个调查部在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堪萨斯州和伊利诺伊州都进行了各类调查，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伊利诺伊州的斯波林菲尔德进行的“春田调查”(Oberschall,1972:218)。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学学科的不断壮大，在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调查越来越多。到1928年为止，据统计已经完成的社会调查有2775项之多(Eaton & Harrison,1930)。其中绝大多数关注的是学校和教育、健康和环境、工业工作和劳工关系、城市规划、青少年犯罪和教养，以及住宅。这些调查大多集中在东部的城市，如纽约、克里夫兰、芝加哥和费城，也有一些在加州和佐治亚州。

最重要的是，从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初开始，美国经验社会研究的发展开始展现出和欧洲其他国家迥然不同的一面：在欧洲，就如我们已经交代的那样，除了迪尔凯姆、滕尼斯和韦伯的尝试以外，经验社会研究和学院社会学基本上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而学院社会学单立门户的愿望也一直没有获得来自政府和学界的支持；但在美国，情形则完全不一样，社会学不仅很快就在美国的大学中登堂入室，而且它一直在自己的发展中，将在欧洲大陆一直被排斥在学院大墙外的经验社会研究近乎完美地包容了进来。

美国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社会研究的有机结合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它既与整个美国社会的文化氛围有关，也涉及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美国的社会发展状况，同样也与美国的大学教育体制、教育革命及由此获得的社会学制度化不无联系。

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社会研究在美国成功结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这两者的社会需求的来源是一致的。我们知道，社会学和经验社会研究进入美国的时间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头20年，换句话说，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这半个多世纪，恰逢美国经历快速的都市化、工业化，与此相伴的是日益增多的移民、城市和劳工问题。信托和垄断资本的增长、前所未有的贪污腐败、大面积的劳工和农民骚动引发的长期的和暴力性的罢工、劳资冲突……构成了19世纪末美国社会的独特风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强有力的并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改革运动，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种旁支末流。在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中，大批的社会工作者、调查研究人员、行政人员和慈善家急切希望进入高等学校深造，获得学位提高职业声望；加之这些改革者信奉的改良主义和当时占主流地位的自由竞争的信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格格不入，他们也希望在学院里为改革运动获得科学的正当性(Oberschall,1972:12)。面对这一切，早期美国社会学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满足社会的行政和意识形态需求的重任。有意思的是，美国早期有许多社会学家如沃德、萨姆纳和吉丁斯，恰恰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忠实信徒。奥伯歇尔在《美国社会学的制度化》一文中，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在19世纪末，“经过一番不可思议、不合逻辑的曲解，社会学，这个斯宾塞极力推崇的新科学却成了改革者们的知识同盟”(Oberschall,1972:192)。世界上最早建立的两个社会学系，美国的芝加哥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系，在当时都开始与外部社会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芝加哥社会学系，除了W.I.托马斯外，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学术上都不是出类拔萃的，因为它的重点在社会问题，以及为社会改革者和社会工作者进行假期培训上”(Oberschall,1972:233）；而吉丁斯领导的哥伦比亚社会学系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务实倾向，系里“要求学生收集纽约慈善协会的报告，然后通过制作统计表和进行统计分析对这些报告进行‘科学加工’，以此作为他们未来社会工作生涯的一部分”(Tolman,1901/1902)。这样，在美国，用奥伯歇尔的话说，“也只是在美国，社会改革者和学院社会学家之间的独特联盟，填平了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研究间的鸿沟，实现了理论和社会研究之间需求的相互强化”(Oberschall,1972:7)。

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社会研究在美国成功结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应归于南北战争后美国的高等教育革命及社会科学由此获得的全新品质。在此之前，美国典型的教育机构都是一个只有几座建筑、6—8位教师的规模很小的学院，通常由牧师教授一些综合科目(Hofstadter,1963:275)。学生毕业以后通常去德国攻读博士学位，许多经济学家和后来的社会学家如斯莫尔、罗斯、帕克和托马斯都有类似的去德国求知的经历。

高等教育革命始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876年，霍普金斯大学设立了美国第一个研究生院，并以两倍于耶鲁和哈佛的年薪（全职教授年薪5000美金）吸引了大批顶尖的教师。另外，它还第一个在社会科学领域引进了德国的研讨会(seminar)方法；减轻教师的教学量以保证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从事研究；设立学校的杂志发表博士论文。这些措施很快提高了霍普金斯的质量，并为其他大学所效仿(Flexer,1930:80)。在进行这些学术改革的同时，美国的大学在规模和数量上也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扩张，并引进了许多现代学科。

美国大学的革命很快获得了来自整个社会的经济和道义上的支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改革者们对为他们提供了知识资源的高等教育给予的回报。这样，一方面是日益高涨的社会需求，一方面是大学规模的扩大为新兴学科留出了发展的余地。1880年后先是历史学和经济学，后是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人类学都开始登上大学讲坛。并且，不仅社会学，而且心理学，也都是在美国大学中最先获得独立系科地位的。

这样一种历程，如柯林斯所说，决定了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是因其政治和实践主题获得其学术家园的，这种情形和欧洲完全两样。与此相对，人类学因其政治和实践品质最低，所以在美国一直难以获得独立的系科地位，直到20世纪40年代它都设在社会学系中；而在欧洲因殖民扩张的传统，它早就获得了政治和学术尊敬。正是这样一种历程，自然使得“美国的社会学十分突出地关注‘社会问题’，而不是发展和验证解释性理论”(Collins,1994:42)。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包括芝加哥社会学系在内的美国早期社会学，并没有因为关注经验社会研究而完全放弃对理论的探求。不但托马斯本人就是美国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研究完美结合的一种象征，而且包括斯莫尔、帕克等在内的教授们都清楚地意识到，“社会学系如果想作为一个整体立足于大学的教职员中，它就必须超越无理论指导的经验研究”(Coser,1977:380,383)。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绝不仅仅对收集事实感兴趣；从一开始起它就追求概念化和理论上的概括，以便使社会学学科一方面有别于应用性的社会工作，另一方面又有别于单纯的社会报道”(Coser,1977:379)。其实，对理论研究的兴趣和追求在另一个人身上恐怕体现得更为鲜明，这就是人在芝加哥哲学系却对社会学系产生影响的乔治·米德。不仅在他的生前，更重要的是在他身后，乔治·米德阐释的符号互动主义都一直在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Tomasi,1998:Chap.2)。

在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社会研究相结合方面，芝加哥是一个范例但不是一个特例。可以说，在哥伦比亚、堪萨斯、密执安、耶鲁、布朗这些最早建立的社会学系，和在普林斯顿、约翰·霍普金斯、加利福尼亚和哈佛这些稍后建立的社会学系，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和芝加哥类似的品质。因此，经验社会研究的制度化及其与理论社会学的结合，并不是哪一个人的杰作，而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独特的美国社会文化氛围造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