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国人凯特勒与勒·普累的贡献

在英国首开先河后不久，法国的经验社会研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在1789年的大革命前，法国的一批杰出的国务活动家积极支持这类研究，而大革命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倾向。早在18世纪末，法国就成了运用经验方法研究人口问题的另一个中心。1801年，法国内政部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性人口普查，以图弄清楚居民在人数、分布和生活条件方面的变化，以及1789年大革命以来工农业中出现的各种变化。

虽然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的经验社会研究受到过压制，但复辟时期尤其是1830年的革命后，由于急速发展的工业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问题的增长，经验研究又重新复兴。并且，和此时英国的情况相似，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在公共卫生领域。这一领域的奠基人是路易·维廉，这位前拿破仑军队的军医对研究各种社会问题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专门调查过监狱的情况，发表了大量的有关公共卫生和工人死亡率的文章。

由于法国有着良好的数理统计传统(18世纪末，拉普拉斯和高斯分别提出了概率论和正态分布），因此，法国的经验社会研究中很快就突出了统计学家的影响。这方面的集大成者是P.S.拉普拉斯的学生、出生于比利时的阿道夫·凯特勒(1796—1874)。受拉普拉斯的影响，凯特勒积极推进将数理统计方法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并对当时欧洲各国统计学会的建立起了积极的主导作用(Oberschall,1972:3)。

凯特勒最重要的著作，就是他那本逼迫孔德杜撰“社会学”概念的《论人和人类能力的发展：社会物理学论文》(1835年）（Quetelet,1969)。这本著作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体现了从简单的统计描述向利用经验资料来确定社会生活规律性的转向。具体说来，凯特勒在研究居民的各种特征（如一般的生理属性、结婚率、自杀率和犯罪率等）时发现，这些特征的分布曲线同前述高斯的正态分布曲线十分相近。由此，凯特勒提出了在他的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概念“普通人”(average man)。这种“普通人”是一个民族主要的生理和心理素质的统计指标的平均数，是除去个人差异后的典型和标准。

凯特勒深信社会生活中的因果关系有着同自然现象一样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由此，他尝试着寻找社会生活中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努力对社会学有着重要的影响：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凯特勒的著作对经验社会研究至今仍具有独特的方法论意义(Lazarsfeld,1961:294—309）；而蒂马舍夫等人则指出，“在理解社会现象方面，凯特勒是揭示将统计学作为工具的可能性的第一人。他在一本著作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根据一门科学数量化的难易程度来判定它的完满性。这一点已经成为20世纪新实证主义者的主题曲”(Timasheff & Theodorson,1976:87)。

如果说早期法国经验社会研究是一场“双推磨”的话，那么它的另一位主角则是矿山工程师弗里德里克·勒·普累(1806—1882)。勒·普累不仅对研究社会具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占有天然的便利：作为煤矿工程方面的杰出专家，他曾应邀到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指导煤矿工业的改进与重组，并因此获得了对不同社会进行观察研究的机会。

勒·普累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单就经验研究而言，他着手解决的方法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两个：（1） 为研究选择什么样的基本社会单位；（2） 发现何种数量研究方法来研究、分析这一单位及其组成。通过认真的研究，勒·普累选择了家庭作为基本的研究单位，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最简单和最基本的形式，是社会的细胞，通过研究家庭获得的资料可以为归纳推理奠定基础。在《欧洲工人》(1855年）一书中，勒·普累对数十个家庭作了仔细的研究，他认为地点、工作（劳动）和人是家庭的三大要素(Sorokin,1928:67—68），家庭本身也可以划分为宗法家庭(patriarchal family)、主干家庭(stem family,法语为 famille -souche,值得注意的是，勒·普累提出的“主干家庭”概念至今在家庭社会学中都是一个得到广泛使用的术语）和不稳定家庭(unstable family)三类。宗法家庭的财产是共同掌握的，并代代相传；已婚子女住在父母附近，在特定情况下，家庭可以作为一个单位迁徙出去。主干家庭的财产和土地都由一个人继承，但他要帮助其他兄弟姊妹成家立业。不稳定家庭则缺乏传给子女的足够财产，父母因此不与子女住在一起也无法获得后者的赡养。在勒·普累看来，这种家庭在当时是新出现的，它“源于森林的过度砍伐、财产的强迫划分和急速的都市化”(Oberschall,1972:137)。从宗法家庭到主干家庭，再到不稳定家庭，从某种意义上说，勒·普累已经体察到在工业化和都市化浪潮下家庭开始表现出不稳定的趋势。

在研究方法方面，勒·普累与前述凯特勒迥然有别，他拒绝用统计手段进行经验社会研究。在勒·普累看来，“统计资料常常是由非科学的行政人员收集的；它们不能够揭示复杂的‘人类本性’；因为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机构不同，也不能进行跨国研究；最后，‘因为组织数字的艺术使人能够在真实的外表下证实任何事先就建立起来的结论’，因此统计数字常常有误导性”(Oberschall,1972:139)。

在这样的信念下，勒·普累转而选择了观察和访谈即现在所说的定性研究手段作为自己获取经验资料的途径。在家庭研究中，他每研究一个家庭，就会根据观察和访谈获得的资料撰写一篇有关这个家庭的专题论文。论文的中心是叙述这个家庭的收支状况，然后通过对收支状况的分析来获取家庭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确切资料。拉扎斯菲尔德曾对勒·普累的定性指标作过分类，他发现这些指标都被用于推论家庭中的劳动者的情况：如从在紧急情况下无力寻求牧师的帮助来推论宗教的差异；从丈夫对妻子插嘴的容忍程度来推论对妇女的尊重；从人们对城镇的上层人物的闲言碎语来推论社会疏离程度；如此等等(Lazarsfeld,1961:329—330)。

勒·普累是经验社会研究领域当之无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但是他的尝试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古尔德弗兰克认为，勒·普累的资料并不总是可信的。“在组织和呈现这些资料时，越有兴趣的讨论就越缺乏系统性。他对家庭收支项目的评价过高，将其视为描述本质的最佳途径，而这是与这样一个事实相悖的：他的兴趣不在家庭的本质而在家庭是如何反映更大的社会的”（参见Oberschall,1972:146)。不过，即使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勒·普累在促进经验社会研究进步方面的努力仍是值得肯定的。如果说凯特勒的工作构成了法国经验研究中定量方向的源头，那么勒·普累则是另一个源头：现代定性研究是从他那里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