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作为儒学转型内生问题的新文化

一　从儒学自身新生转进的历史视角观察新文化反孔批儒问题

无论是群星璀璨、诸子争鸣的“轴心时代”，还是自汉迄清二千余年儒术独尊的经学时代，非议孔子、挑战儒学者代不乏人。从战国《墨子》“非儒”，^[1]《庄子》斥孔子为遭受“天刑”者，讥讽“儒以诗礼发冢”，张扬“圣人不死，大盗不止”，^[2]韩非抨击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逃公役者）、商工之民为国之五害，^[3]到魏晋时嵇康（224—263）“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4]再到晚明李贽（1527—1602）倡言“儒者之不可以治天下国家”，^[5]批儒言辞可称峻急，行止或亦可谓悖逆。但与此相比，1915年创刊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无疑是烈山泽而辟新局，更上层楼。它第一次全面、猛烈地直接攻击孔子及儒家道德；“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不仅“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现象”。^[6]

对新文化运动中反孔批儒思潮的评价，百年来聚讼纷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林毓生依据“五四反儒家思想的整体性”（the totalistic nature of the May Fourth anti-Confucianism）广而论之，断言五四思想的基调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 or totalistic iconoclasm）。^[7]以该论点为导火索，围绕近代史上的传统与反传统、激进与保守，世纪之交的思想界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思想潮流引领着学术的走向。近二十年来，研讨儒学传统与新文化关系的相关著述，在持守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观念的基础上，试图打破新文化反儒（反传统）的僵化形象。它们往往围绕新文化运动参与者的论述，或侧重澄清新文化与儒学的绾合，^[8]或向上追溯，勾勒新文化反儒与辛亥革命思潮及清代知识传统的渊源关系，^[9]或掘发由新文化人个体特质显露的五四时期传统与现代的贯通性。^[10]

有别于现有研究“逆流而上”追溯新文化与传统的关联，本研究顺历史行程而下，聚焦新文化反孔批儒议题复杂的历史生成性。万物生生不息，时间长河川流不止，史上既无凝固不化的儒学传统，亦无横空出世、移植而生的新文化。中国数千年思想持续演变，“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11]“浸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韩昌黎、欧阳永叔矣，浸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浸假而孔子变为纪晓岚、阮芸台矣”。^[12]汉、唐、宋、明、清各朝，从经今古文学，到性理学、考据学，历代儒者坚持不懈地因应现实，与其他学说对话，使儒学不断开出生面。本书从儒学自身新生转进的历史视角来考察新文化反孔批儒问题，既是梳理儒学传统现代转换的路径和方向，又是期望开启与激活新文化本来拥有的多维层次、多元空间，抚平思想界因当前传统与反传统、保守与激进的冲撞而投射给历史的裂痕。毕竟，历史研究的目的虽或在寻找答案，其前提则是敞开问题，如此之“彰往”方可为“察来”之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