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阅读材料二：社会医学模式的发展

社会医学家们对在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医学模式进行了明确的划分：神灵主义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以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但是每种医学模式的历史边界其实并不明显，旧的模式仍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在，并与新模式相互冲突、相互渗透。在这四种医学模式中，前两种模式被视为古代和近代医学的指导思想；后两种则被认为是当代医学的模式。前两种医学模式虽然存在各自的缺陷，被视为一种落后的医学模式，但他们在医学发展过程中都曾发挥积极作用，并为当代医学模式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生物医学模式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作为当代医学模式，都对当代的医学实践产生了影响。尽管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现代的、未来的医学模式，但就目前而言，生物医学模式在医学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在古代，由于人类对世界认知有限，因而图腾崇拜与泛神论思想普遍存在。人们认为世间一切是由超自然的神灵主宰，疾病是天谴神罚，所以占卜、祭祀、祈祷等为主要的治疗方式，尽管也有根据经验使用药物来治疗的例子，但总的说来医术与巫术通常是合二为一的。而随着社会生产力与科技水平的提高，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加深，人类努力用自然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疾病，将哲学思想和医学实践相结合，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为武器，将人体各部分看成一个整体。我国的中医学和古希腊医学均属于此。而在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后，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推动了生物科学的进步，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细菌学、病理学等生物学体系的形成，使人们开始从生物学的视角来认识生命、健康与疾病。生物医学与实验医学的发展，尤其是显微技术的发展、基础医学的进步，使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深入细胞的水平，使人们发现了传染性疾病的真正原因。这一阶段的医学模式被人们称为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因许多传染性疾病的特异性病原体的存在而使人们形成了单因单果的疾病与病因关系模式，认为疾病具有微观的生物学基础，也具有微观的物理与化学基础，认为对疾病的治疗最终都归结为采用物理与化学的方法。生物医学模式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第一次卫生革命的胜利，促进了现代医学的发展。无论是在基础医学方面，还是在临床医学方面，或是在公共卫生方面，生物医学模式对现代医学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尽管生物医学模式使现代医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其以还原论和心身二元论为方法论基础，使其存在着深深的缺陷。生物医学模式认为人体所有疾病都是局部组织或细胞的损害，都可以在器官、细胞或生物大分子上找到形态结构和生化代谢的特定变化，都可以找到特异性的治疗手段。这种还原论的观点认为医学过程是纯粹的技术过程，技术的发展将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健康问题。这一技术至上主义已经形成了现代医学发展的障碍。心身二元论的观点认为人的精神与躯体存在着精密的分工，疾病具有微观的生物学基础。正如美国医学家恩格尔指出“疾病完全可以用偏离正常的可测量生物（躯体）变量来说明；在它的框架内没有给病患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面留下余地”。生物医学模式的这种狭隘的观念，忽视了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性，限制了人们对健康与疾病的全面认识。因此，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化，就成为现代医学发展的必然。

由于医学的进步、经济社会的发展，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完成了第一次卫生革命，成功控制了曾经威胁人类健康的传染性疾病。所以，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和中国的疾病谱与死因谱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由过去的生物因素引起的传染性疾病转变为以非生物因素为主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例如，我国城市居民疾病死亡原因，在20世纪50年代依次为呼吸系统疾病、传染病消化系统疾病、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到了80年代，死因则变成心脏病、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癌症）、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病已成为人们健康和生命的主要杀手。这些病与心理紧张、环境污染、社会文化、个人行为等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医学科学在技术进步的同时，其方法论也在发展与进步，其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开始由传统的单因单果向多因单果以及多因多果深入；在整体与整合的观念下，提出从生物、心理与社会因素相结合的视角来认识疾病与健康，认为社会与心理因素在人的健康长寿方面，或在疾病的发生发展方面，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作为现代医学模式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这一模式要求临床医师在了解病人疾病和病史时，应从病人的社会背景和心理变化出发，对病人所患疾病进行全面的分析及诊断，从而制定有效的综合治疗方案；要求医疗工作者提高对病人的心理社会因素作用的观察和分析能力，提高治疗效果。应该说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更能全面客观地观察和解决现代的健康和疾病问题。